时间：1950年至1958年
抗美援朝5835名英烈捐躯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一战，它不仅保障了世界和平与中国周边的安全，更有力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山西大批青年奔赴前线，5835位英烈献出了生命。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山西青年纷纷表示参加志愿军。据1950年11月《山西日报》报道，太原市5000名商业人士表示准备一切力量回击侵略者，志愿参军抗美援朝，还有教员和学生决心志愿参军援朝卫国。
同时，山西社会各界纷纷捐款、写信、慰问志愿军，声援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2月20日，山西发出年关慰劳我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号召，并很快在各企业厂矿及农村、学校、商民中传播开来，1951年1月1日，仅全省邮政、电信的工人，就为抗美援朝捐款140万元。之后，太原机器公司、洋灰厂、火柴厂、检修工程队、晋生厂等多家单位相继进行劳军运动，共有75个单位正式成立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
代表人物
张明甫，山西太原人。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时任577团二营营长兼五连连长。
“美国骑1师，是当时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张明甫说，美国骑兵第1师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组建的精锐部队，被誉为“开国元勋师”，这就是他当时的对手。
美军骑1师见有部队钉进防线，立刻出动了一个营，凭借着大雾和密林做掩护，向张明甫的阵地发动偷袭。早已发现美军动静的张明甫，严令部下迅速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给美军造成一种尚无察觉的假象。当阵地最前排的战士几乎都能听到美国兵皮靴走路声时，张明甫从阵地跃出，高喊一声“打”，顿时全连一起开火，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敌人抛下近百具尸体溃退下去。
没等张明甫和战士们喘口气，敌机已呼啸而至。在敌机的掩护下，美军乘机又开始发动攻击，张明甫带领部队冲出战壕，与美军展开了肉搏。情急之下，张明甫将连队的后勤人员临时组建了一个突击组，亲自带领突击组绕到山后，从半山腰侧射敌人，与阵地上的战士两面夹击，最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五连两次打退美军的进攻，毙敌115人，巩固了前沿阵地。时至今日，每当想起战斗后清点人数，看着一个个摆放整齐的战友们的尸体时，张明甫都会忍不住落泪。
60年过去了，当年的
“猛虎连”连长成了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义务宣讲者，他说，作为见证者，他有责任把那段历史告诉后来人。迄今为止，张明甫已自费投入40余万元，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收集的有关藏品已达12000余件，并举办了大大小小上千次的展览和数百次的汇报演讲。
时间：1955年至1978年
上山下乡 24.5万人下农村
要不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榆次杜家山可能会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然而在
“上山下乡”的年代里，这里曾是“中国第一知青村”，最多时，这个只有1万平米的小村子住进118名知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前后历时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一代人。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就是这一代上山下乡的青年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是他们撑起了一个时代。
而早在1956年1月，山西就已经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当时，团省委响应团中央的号召，决定组织青年垦荒队赴内蒙古开荒，从太原、榆次、长治、阳泉、大同5市22个县的8万多报名青年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了5个自愿垦荒队，由各地团干部带队，分别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4个县和乌兰察布盟安家创业，开发荒原。
到1968年，中央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10年间，山西24.5万名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扎根全国各地农村，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
代表人物之一
华国锋，山西交城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
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无论是于公于私，华国锋在认真贯彻、执行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方面，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就在华国锋第一个给儿子报名下乡以后，教育他严格自律，不要搞特殊化，以致当地农民不知道他是华国锋的孩子，认为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华国锋调北京工作后，再次主动送子女上山下乡，他的女儿小莉，曾在北京一一六中学就读，1974年即将高中毕业。当时他身边只有这一个最小的女儿，按政策可以留城，他却支持她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道路。不久，小莉和同学们一起到京郊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插队落户。
在以身作则、把子女送往农村的同时，华国锋在工作中也比较关心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特别是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1975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曾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和贫下中农一道，“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代表人物之二
傅新建，山西榆次人。1969年参加内蒙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考上北京邮电大学深造。
回忆起当年在内蒙生产、建设的日子，今年60多岁的傅新建仍觉历历在目。“当时是山西军区组织的，面向全省招了50多个人。”傅新建告诉《山西青年报》记者，他们这批“知青”，是在1969年7月踏上太原开往内蒙的火车的。
到了内蒙，傅新建盖过房子，种过地，还去过战备值班连。“我们刚过去的时候都没有住的地方，只能自己盖房子，一开始就在当地村民的地窖里面睡觉。”傅新建说，那段日子，他在地窖里面睡了几个月的地铺，到了当年的11月，知青们自己盖的房子才建好。房子虽然建好了，却还不能生火，而内蒙的冬天又是出奇的冷，知青们每天洗涮完的湿毛巾，第二天都会变成冰疙瘩。“我们很多同学都是知青，和他们比起来，自己当时也挺幸福的，因为我们能吃饱饭啊。”傅新建说，因为是建设兵团，所以虽然吃的不好，但是不会挨饿，吃饭还是有保障的。
现在傅新建已经退休了，1973年离开建设兵团后，他到北京邮电大学继续深造，还在贵州工作过。“我是1981年回的榆次，老婆在榆次，当时有照顾夫妻关系的政策。”傅新建说，虽然当时日子很苦，可是回想起来，正是当时这些艰苦的经历，磨炼了自己的意志。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山西援助队最早到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高达11度。短短23秒，百年城市毁于一旦。山西省地震灾害研究所的刘巍告诉本报记者：“地震发生在7月28日凌晨，接到援助命令后，当天晚上9点我们坐卡车向唐山出发。”在大批救援部队抵达之前，凭借着一名刚从唐山转业的复员军人的带路，从小路绕道而行的山西地震局救援队已赶到唐山市郊，这个由9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山西救援队是最早到达唐山开始救援的。
大同、阳泉、西山三个局的煤矿救护人员几乎同在7月28日上午11点多接到上级紧急命令：“马上集合，去唐山抢险救灾。”当时，三个单位的106名救护队员以最快的速度分别赶到机场，当天下午4点多，飞机到了唐山，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大同矿务局的同志被分到了开滦马家沟矿，阳泉和西山的同志被分到了唐山矿。广大干部、工人和家属响亮地提出：“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地大震，人大干，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与此同时，响应党中央号召，山西省委省政府立即通过省卫生厅和各地市卫生局，从各省直医院和市直医院抽调医护人员，组建了一支600多人的医疗队。抗震救灾期间，山西省医疗队救助的伤残人员逾万人。
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
300多人的小山村为灾区捐款
2010年4月14日晨，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4月18日上午9时，五台山佛教协会、各市佛教协会举办“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祈福息灾法会，将所捐善款，送交当地红十字会或民政部门。
山西省红十字会调拨90顶帐篷援助玉树灾区；山西省总工会机关干部职工为青海玉树地震灾区踊跃捐款……忻州五台县红山崖村是一个仅有300多人口的小山村，全体村民为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
2008年1月
南方雪灾
山西煤企舍20亿支援南方雪灾
2008年，在全球华人以各种形式欢度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中国南方许多省份遭遇几十年罕见的暴风雪侵袭。山西把
1000元/吨的精煤按300元的电煤价供应南方。
家住太原的温涛至今还对2008年的那个冬天记忆深刻。尽管身为山西晋阳煤焦（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的经理，整个冬天他家的暖气几乎没有热度，因为此时，这个产煤大省，正在忍受着“缺煤”的折磨。
“山西煤炭的形势严峻：全省除大型电厂的电煤能够保证之外，山西省内的动力用煤以及焦煤，都已是一吨难求，而其原因，恰是大雪导致的南方电煤紧缺的情况下，大量煤炭被调往南方所致，当南方供电逐步恢复正常之际，山西自己却因‘煤炭输血’而面临着无煤可用的窘境。”这是2008年
《中国经营报》2月份的一篇报道。
在南方大雪导致电煤全面紧张之后，山西煤炭铁路日发车量已经高达2.1万车以上，但这恰恰是导致山西本省缺煤的重要原因所在，为确保南方电场发电用煤，山西省绝大部分的煤炭产量被调往南方。
“我们统计，大秦铁路现在每天的煤炭运输总量，在100万吨左右，进入2月以来，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水平，几乎可以创世界铁路运输史的纪录。”铁道部运输司的一位官员说。
国务院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应急指挥中心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2月1日以来，为确保南方电煤供应，山西省组织煤炭生产企业开展会战，春节不休息，连续运转，山西煤炭日均产量已达到100万吨，较先前日均产量提高20万吨。
2008年春节前后，山西煤矿工人冲在了生产一线，春节不放假，干部职工退掉车票返回岗位；企业主动放弃效益较高的品种煤生产，增加电煤生产，供保产煤运煤，此期间山西煤企因此减少收益20多亿元。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地震
煤老板一个小时捐了3000万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省发生里氏8.0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阿坝州汶川县。地震造成伤亡惨重。当天下午4时，山西省委、省政府向地震灾区发出慰问电，并首批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人民币1000万元。截止到5月17日下午16时，全省累计捐款1.38亿元。汶川地震灾害发生后，山西各部门迅速行动。5月14日凌晨3时30分，由山西省212名公安消防部队官兵和2名地震学专家组成的地震紧急救援队分乘两架专机赶赴四川灾区实施救援。这支214人组成的救援队配备有6条搜救犬，携带卫星电话、发电照明设备、生命探测、抢险破拆等30多种器材装备。卫生厅紧急抽调70余名医疗专家和技术骨干，组建起4支医疗队准备赴灾区救援。煤矿安全监察局也集结起500多人的搜救队，配齐国内外先进的生命探测仪、起重气垫、剪切钳等，整装待发。
5月14日，共青团山西省委志愿者工作部、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开展抗震减灾“黄丝带行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献血、医护、救援志愿者。此外，山西省红十字会也启动了应急预案……
5月15日，在省工商联组织的集中捐款活动中，我省55位煤老板不到一个小时捐款达3000多万元，其中，山西联盛集团捐款2000万元，1000万元用于抗震救灾，1000万元用于灾后建设学校。曾以买豪宅、购宝马车见诸报端的山西煤老板，在大灾面前主动承担起爱国报国、回馈人民的责任，纷纷慷慨解囊，报效祖国、支援灾区。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谭乐武
三个月我与家人断了联系
1976年，时年30岁的山西人谭乐武服役于解放军某部，任师部战训科作战参谋。7月28日下午五点，谭乐武所在的师刚刚结束演习，从河北省广灵县返回到位于保定市的营地。命令一到，没容得一分钟耽搁，就立即出发。
按照军部的命令，谭乐武所在师的4个团5000多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向唐山市集结。接到电报5分钟后，他和师副参谋长张保义、军务科科长高元科一起，坐上师部的212吉普车出发，先行赶往唐山市“受领任务”。
车行至唐山市辖的遵化县时，已是29日凌晨。快到唐山市区时，路面已经异常拥堵，很多人从市区不断涌了出来，吉普车再也行进不了，谭乐武就和师副参谋长、军务科科长下车，往唐山市区徒步奔去，留下大部队等待。
29日上午10时许，谭乐武终于走进唐山市区，眼前的一切让他和战友们都惊呆了。谭乐武一边尽可能给抢险的人搭把手，一边打听指挥部所在位置。活着的人大都没有从巨大的惊恐中挣脱出来，神情呆滞。问路时，几乎每个人都是摇头，或是简单地说不知道。
5个小时后，谭乐武他们终于找到了北京军区在唐山市内的指挥部，他们师被安排负责唐山一中一带的抢险救援。谭乐武几人又徒步赶回唐山城外，接上了他们师的5000多人。此时已经天黑了，他们顾不上急行军的疲惫，摸黑赶到唐山一中附近。
行进的速度很慢，路上的人一看到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人就求救。路两边倒塌的房子下全压着人，他们一路走，一路不停地帮着从废墟下面扒人、抬人……“不能解释，不能推脱，到了指定地点用了多长时间都不记得了。”
由于当时的抢险救灾和卫生医疗条件都很差，谭乐武说，“天气很热，空气里都是尸体腐烂的气味，几乎每天都有战士被熏倒。没有消毒条件，就每个人发一个口罩，用白酒一泡就戴上了。刚到的时候没有工具，硬是用手扒，用肩扛，用手抬，清理压在人身上的建筑物。后来才来了起重机、铲车和切割机……”此后近3个月的时间里，谭乐武和他所在的部队就一直坚守在唐山市，与家人断了联系。当时，他的儿子尚不到一岁。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地震
七成援川志愿者申请延期服务
“两年后，依旧有山西的工作人员在汶川支援建设。”一位仍旧在一线工作的人员对记者说。
汶川发生地震后，茂县成为山西的对口援建县。自援建工作开展以来，我省派出赴茂县的援建工作人员累计超过6900人次。山西建工集团第八公司茂县项目部办公室主任王晋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既然来到这里，那么茂县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把茂县人民当成亲人，尽最大努力为灾区重建家园。”
26岁的任先庭是第一批参加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抗震救灾专项行动”的志愿者，入川两年，现在的他已经在四川阿坝州茂县科技局工作，成为了活跃在灾后重建的山西籍“四川人”。两年来，他先后递交了两次续签的申请。前不久，包括任先庭在内的13名山西籍援川志愿者申请延期一年。又一年的服务期将满，希望能留在当地继续援川的志愿者有七成以上。
2008年1月
南方雪灾
杨跃
赴灾区爸爸说“注意安全”
2008年2月9日，正在江西服役的太原男孩杨跃接到了上级命令，前往雪灾现场实施救援，南方雪灾的程度已相当的严重。
“当时，我们听到前去勘测路的战友回来说，那边行走非常危险，路特别的滑。部队按规定每人只可以给家里打三分钟电话，在我们前去救援时，时间延长到了十分钟。”杨跃说道，“爸爸接到电话只是说了句‘注意安全’。”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坚强的爸爸只告诉他的儿子注意安全，他也知道这是一场生死考验。“由于大雪封路，我们去救援的地方，有时喝不上水，就会把雪放在脸盆里化了当水喝。树被冻倒了，为了开路，油锯熏黑脸……”六天在雪灾现场就是一场生死较量。
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
王云霞
被要求返回 她却留了下来
在山西赴青海抗震救灾324人的队伍中，青年团员的表现得到了多方赞扬。这其中，来自吕梁医疗队的王云霞，更是凭借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出色娴熟的专业技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能可贵的是，她是第一批上玉树的队员，并坚持到了最后。“根本没有想到她能坚持到最后，而且还干得这么出色。”吕梁医疗队队长赵利宝说。
26岁的王云霞是吕梁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护士，在医院已经干了两年的时间。在同事们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干练又不失聪明的孩子。这种风格在玉树也一直持续着。
救援队每天的日子并不好过。除了要接诊大量的伤者外，还要承受饮食和住宿方面的不适，还有无法避免、并随时可能要命的高原反应。每天吃饭的时候，王云霞都要求坚守在医疗点上，等到先去的人回来，她才会去吃饭。
期间，先后有队员因为高原反应严重，被轮换回到西宁。山西抗震救灾指挥部提出，所有人都要进行轮换，以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和救援质量。
连续工作几天的王云霞也被列入了返回的名单，但她却坚持到了最后。
每次母亲打电话问她适不适应，身体怎么样的时候，王云霞都选择了
“欺骗”，“我真的很好，没事。每天住的是宾馆，定点去医院上班，不用担心了。”由于害怕父母担心，王云霞从一开始就没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上了玉树。
王云霞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上玉树，并坚持到最后，“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既然来了，就要多干活、多救人。何况我们吕梁队就剩我一个医护人员了，不能给我们队丢脸，必须得坚持。”
“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300多年前，清初学者顾祖禹所言，音犹在耳。今天，这句话似乎仍不为过。从某个角度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煤炭改革史、开发输出史和贡献史。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家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无论是支援祖国建设，还是支持北京奥运会，山西总是以大局为重。国家要煤，给；国家缺电，输。最讲奉献的山西人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山西的能源，决定了山西要奉献、要牺牲：牺牲资源，牺牲水，牺牲土地，牺牲环境，牺牲人文景观，牺牲人民健康……正是这些难以得到补偿的牺牲，让各个城市冬日温暖、黑夜有光。
时间：1950年至2005年
产煤87亿吨
外调60亿吨
有人做了一个形象的统计，如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外调的煤炭全部装火车排列，可绕地球30多圈。山西能源基地建设的20年间，外输电力达1225亿度。另有统计显示：山西从1950年到2005年55年间，产煤数量约为87.72亿吨。按一般运煤车皮60吨/节，长度为12.5米，绕地球1圈需要320万节车皮、1.92亿吨煤。
1979年开始，山西成为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累计外调煤炭量达60亿吨，占全国同期省际煤炭外调总量的80%左右。山西煤炭供应国内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外，出口亚、欧、拉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国煤炭出口量50%以上。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山西煤炭的分配问题。1976年，粟裕大将坐镇阳泉指挥突击运煤，以解决我国几十个大城市的燃“煤”之急。到上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几乎每年都来山西，其目的就是调煤。当时南方乡镇企业刚刚兴起，大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煤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上世纪80年代末，从华北到华东、华中、华南，每三盏电灯中就有一盏是山西煤炭“点燃”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曾动情地说：“山西的能源支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山西省煤炭调出量列全国第一。几十年来，山西煤炭工业所产煤炭在满足省内工业及民用的同时，源源不断地通过公路、铁路销往全国的26个省、市、自治区和8个计划单列市，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朱镕基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曾表示：“上海的工业火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用山西的煤点燃的。”直到现在，山西仍是上海主要的能源供应基地，每年为上海直接供应1500万吨左右的煤炭，约占上海消费量的1/3，此外每年还为上海市供应焦炭100余万吨
(2006年的数据)。
时间：1980年北京亚运会
捐款数全国第一
1990年，北京举行了亚运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的40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当时，社会反响比较强烈，那是一场全民动员参与建设的盛会。”今年34岁的王宏就职于山西省第二建筑公司，亚运会那年他14岁，还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
亚运会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代表着一种荣誉，全省2700多万人，一半人都捐了款，而这1000多万元当时在全国是排第一的。
时间：2008年北京奥运会
四年送出100个昆明湖
2008年，山西成为北京奥运会电力供应的坚强后盾。“有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停两个小时的电，停电对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晋中市居民陈英说道。
山西是一个缺水的省份，为保奥运用水，山西从2003年至2006年，连续4次向首都北京集中输水，累计输水量达到两亿立方米，有效地缓解了北京供水紧张的局面。以北京市昆明湖200万立方米的蓄水量计算，相当于输送100个昆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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