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戏曲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戏曲成就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戏曲在山西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山西现存的戏曲文物历史久远、数量众多，戏曲文物的丰厚遗存为中国戏曲史增添了多彩的篇章。今天还能看到的戏曲文化有哪些？
山西的戏曲文物
文物之一是戏台。宋金时期，中国戏曲艺术正式形成。城市的“勾栏瓦舍”包括“乐棚”、“看席”、“后房（戏房）”等固定的功能场所相继出现，同时人们在许多城乡神庙开始建筑戏楼、戏台。山西占有全国其他地区无以伦比的戏台文物和文化遗存，足以展示中国神庙剧场的发展历史。
中国已知的最早戏台建筑建于北宋。这里所谓已知，全部根据都是来自山西的碑刻资料的记载。现存北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庙记碑》记载了当时人们在修建后土庙的时候建筑了“舞亭”，这通碑刻证明其舞亭建筑于北宋景德二年至四年
（公元1005年－1007年），这是我国迄今已知最早建造的戏台。另两通见诸研究报告的记载北宋时期的戏台建筑的碑刻是：沁县城内关王庙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的《关侯庙记》，平顺县河东村九天圣母庙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的《潞州潞城县三池东圣母仙乡之碑》。近年，高平市的史志专家们在搜集地方金石文献过程中又发现一通北宋宣和元年
（公元1119年）的碑刻，记载了长子县的一座北宋戏台的建筑情况。长子县庙上村灵湫庙内有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八月初八日立的《修灵湫庙载记》，碑刻记载此次重修灵湫庙曾经“设舞楼者三楹”。这应该是中国已知的记载有北宋戏台的第四通碑刻，也是山西境内第四通明确记载了北宋戏台的碑刻。
山西还保存了中国现存最早的金代木结构戏台。这就是高平市寺庄镇王报村二郎庙调查发现的建于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的舞亭，是山西戏曲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据统计，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戏台———
金元戏台，有十几座，全部在晋南、晋东南地区，山西之外的一个没有。全国现存的明代戏台大约有60余座，其中有一半以上在山西。至于清代戏台，也以山西保留最多。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文物、文化部门普查，我省仍存古代戏台2887座，现在大约有1000多座，也属全国之最。众多的古戏台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立体的、形象的剧场发展史。
戏曲文物之二是记载戏曲活动的历史文件。上个世纪80年代在山西长治市长子县发现的14种明清赛社礼仪抄本，属于戏曲文物发现与整理的重大成果。这些礼仪抄本反映了上党地区农村迎神赛社及演出活动的全部过程与内容，记载了当时流行于上党地区的乐舞、戏剧演出节目单，其中包括不少被戏曲史家认为失传了的剧种、剧目。它们被研究界誉为继《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之后，戏曲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发现。
戏曲文物之三是山西的戏曲壁画。山西有非常珍贵的反映山西戏曲发展的壁画艺术作品。著名的洪洞广胜寺水神庙壁画就是其中的代表。水神庙壁画杂剧图“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描绘演员和乐师11人，他们的年龄、身份、角色、服饰、脸谱都有明显差异，画面经过精心设计布局，展示了宋元时代杂剧舞台演出前的“亮台”形式。特别是图中所绘的舞台上挂有绣花帷幕，舞台上沿的横额上用墨笔从右至左题有“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11个大字，舞台右端竖置“尧都见爱”4个小字，左端竖置“泰定元年四月”6个小字年款，表明了演出团体的性质、领衔演员的名字和演出的具体时间。水神庙壁画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除了这些，在山西发现的戏曲文物如陶舞佣、编钟、石刻等，无不表明山西的戏曲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鲜活的戏剧表现艺术
第一，山西戏曲的历史成就。山西戏剧的辉煌历史一方面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无尽的财富，另一方面就是用戏剧这种非常具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将山西的历史文化浓墨重彩地展现于世界舞台。元杂剧作家中关汉卿、郑光祖、石君宝、白朴、乔吉、吴昌龄等都是山西籍作家。关汉卿祖籍是山西解州，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他一生创作了66部杂剧，是作品最多的元杂剧作家。他的《窦娥冤》、《拜月亭》、《望江亭》、《单刀会》等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剧作家白朴创作了16种杂剧，其中包括最早编成戏剧演出的“梁祝”故事，今已失传的《祝英台死嫁梁山伯》。他的《墙头马上》、《梧桐雨》等至今仍是中华戏曲的经典。郑光祖是襄凌（今山西襄汾县）人，他创作的《倩女离魂》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王实甫的《西厢记》并称为元杂剧四大爱情戏。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讲到，他所研究的元杂剧62名作家中以北方人为最多，“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多”，平阳就是我们山西的临汾。王东风先生在《从古戏台看山西戏剧的发展》中认为山西南部的平阳地区是元杂剧前期阶段的活动中心，遍及中国北方的元杂剧在此发端。据梁枫先生统计，仅仅与太原有关的和发生在太原的历史故事被搬上戏剧舞台的就有30多部。《豫让桥》、《下河东》、《赵氏孤儿》、《玉堂春》以及杨家将系列等剧目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戏曲名篇。这些都是山西历史文化仍然活跃着的、最具表现力的组成部分。
第二，太原今天丰硕的戏曲成果。《立秋》、《一把酸枣》、《走西口》、《傅山进京》等作品在全国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们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当代山西戏曲艺术成就，它们是山西戏曲这株老树深根新长出来的朵朵新花。
晋商会馆与山西戏曲
山西的戏曲艺术不仅为山西人民营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环境，还走出娘子关，成为中华戏曲文明的典范之一。在晋商发达的时代，晋商所到之处也留下了山西戏曲那种“歌曲自绕白云飞”的高亢与激越。
清代乾隆时期，在河南社旗镇经商的山西商人联合陕西商贾筹资建造山陕会馆。山陕会馆是一座关帝庙，春秋楼是其的主体建筑。它坐北朝南，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照壁、戏楼、牌楼、正殿、春秋楼。社旗山陕会馆的戏楼即悬鉴楼，它又称“八卦楼”。悬鉴典出《新唐书》魏征传：“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把戏楼比做高悬之“鉴”———
镜子，避直白而增雅意，比之它处同类建筑直曰“戏楼”，其艺术品位不可同日而语。悬鉴楼兴建于清嘉庆年间，面南为山门，面北为戏台（因为主神关帝庙坐北朝南），戏台上方悬匾之上又出一飞檐，形成八角高挑、飘飘欲飞之势。楼的上下左右以技艺高超的木、石雕刻及风格独特的彩画艺术装饰得美轮美奂。两侧石柱上刻有外联“还将日事重新演，聊借俳优作古人”和内联“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舞台屏上还悬挂着“既和且平”的匾额，借言戏剧演奏要谐和一致而巧妙点出了“和气生财”的经商之道。戏楼东西看楼和前面长30米宽40米的庭院广场，可以容纳观众近万人。过去每逢农历五月二十三日关羽诞辰，山陕商人为祭祀关羽演戏三日，成为当地最盛大的文化和商业节日。已故中国古建筑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校长杨廷宝先生对社旗山陕会馆的戏楼情有独钟，亲带研究生对该楼进行详细测绘、拍照，称赞悬鉴楼为“华夏古戏楼的典范之作”。
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至嘉庆十四年（1809）达到现在的规模，历时56年。其“院落建筑、雕刻、牌匾、门楼、戏楼、飨亭、看楼、钟鼓楼、春秋阁、财神大王殿、文昌火神庙、殿宇都宽敞明亮，气势恢宏，雕工精细，俨然是一座山陕建筑文化的博物馆，更以此来炫耀其本土文化的厚重与深沉，进而为商帮在客地形成文化震撼穿透力。”聊城山陕会馆的戏楼规模宏大，其“精工细作的复台结构”“不仅可以与北京颐和园中的德和园的‘大戏台’相媲美，而且还可以和紫禁城内廷‘淑芳斋’戏台争高低。”
山西戏曲文化的社会内涵
歌舞与祭祀的伴生关系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开端就谈“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戏剧与古代各种祭祀活动密切联系，相伴而生。戏剧起源于祭祀活动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独具特色的东西。它的源头甚至可以上溯到中国文明的开端时代。
歌舞戏剧与神庙并肩发展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神庙逐渐成为主要的祭祀场所，也成为歌舞活动的中心之一。最迟从北魏以后晋祠就是祭祀唐叔虞的地方，唐代以后地方官和民间还常常在这里祈雨祀神。唐天宝年间，李白写下了“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的诗句。白居易也给了晋祠“笙歌闻四面，楼阁在中央”的赞美之词。
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山西古戏台主要与寺庙联系在一起了。这符合中国戏曲文化与祭祀文化伴生的特点。戏台建筑和演戏活动与各地公共庙宇的祭祀活动构成一个整体。
中国古代的神庙剧场，它们经常与祭祀活动相伴随。例如徽州古戏台，它们大多建筑在祠堂里面。徽州明清时代的演戏活动主要面向宗族内部成员。而我们山西人建的戏台与徽州戏台有着重大差别。山西的戏台与寺庙的迎神赛会相结合，小到一个村落，一条街道，大到跨州联县的广阔地域的民众都参与到其中，共同举行迎神赛会，无疑是极大地扩大了戏曲活动的社会文化功能。
这种附丽于寺庙建筑公共戏台的建设目的在于“娱神”，但不仅仅限于“娱神”。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高平县冯庄村改建玉皇庙舞楼，建设者在碑记中陈说：“盖祭主于敬而敬生于心，能敬则人心有神，不啻神之耳目于是出入，于是而凛凛不能肆焉（这段话的意思可以理解成心有神灵自威严）。窃观人之睢睢盱盱，横暴乡里，皆心无忌惮，不畏神明故耳。兹乡之人能敬神明若是，吾知如某某善事，必将曰此神之所居歆也，相与而勉行；某某不善事，必将曰此神之所鉴观也，相与惕而戒。从此进一乡于敦庞之俗不难矣，岂仅妥神灵已乎？”庙宇舞台的建设者将祭祀赛会与大众娱乐、民间教化看成是一个整体，是塑造地方风俗民心、维持社区安定生活和谐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样，中国古代神庙戏曲的功能就有“娱神”、“娱人”、教化、促进社会和谐的多重功能。正是在这样的赛会和祭祀演戏中，普通民众在观看浪漫爱情传奇、英雄历险和神奇故事的时候，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戏曲故事还把正统儒家学说、忠孝节义、人情伦理、善恶相报等思想观念逐渐灌输给民众，使广大民众在价值观上实现高度的一致性。人类学家华英德认为：“戏剧是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姜士彬在观察了陕西目莲戏的影响之后甚至把地方戏曲及其相关的仪式活动看成
“传统中国非精英社会两个最重要的公共机构。”
赛会演戏在北方乡村历史上发挥重要的社区整合功能，一方面通过共同祭祀某一个或者一组神灵，向人们灌输一种共同的信仰，把人们从精神上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各地的迎神赛会乃至神庙建设都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共同行动，它既可以将大众生活纳入一个共同的利益体系中来，又能通过赛会这一民众狂欢式的活动集聚民心，成为民众共同身份认同的通道。赛会演戏无疑需要一个稳定的组织和经济基础，村社地产亩捐既可以维持神庙日常洒扫开支，又能积累基金来办盛大的游乐庆典活动。在山西，大多数地方的神庙也就是当地人民共同的社庙，组织迎神赛会的神社往往也是演剧酬神的主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常家沟村修葺炎帝庙，合村社首人等共议，“按地亩公摊”收钱修庙，不足部分向邻近村庄募化。一般较小的寺庙为一二村庄共同建设，成为共有的祭祀活动空间，较大些的庙宇则能够会聚数个村社参与其事。康熙元年（1662年），高平中村重修炎帝庙舞楼，“有西社首事王国俊，有东社首事郭从训……倡率两社共为义举，男捐金，女施珥……人乐其事，不逾年而告竣。”这种合力建筑村庙、修建舞楼，每逢春祈秋报的时候，组织全村参与的迎神赛会，聘请戏班演剧三日的活动广泛流行于山西农村，对于形成村民的共同社区意识和文化观念，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早些年，一些西方人类学家认为中国南方地区宗族活动强于北方的原因是那里的宗族富裕，有经济实力建筑大型祠堂。北方人民困苦，无力组织大规模宗族活动。实际上，北方城镇以社区为单位的神祗崇拜在功能上代替了宗族组织，他们对联结强宗世族来应付外来压力的需求相对减弱了。
戏曲与山西民间赛会祭祀活动相互交错，使得山西的神庙剧场在功能上能够不断复制繁殖，在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上一代又一代传承了下来，这是他们与希腊罗马剧场所不同的历史命运，这一特点成为我们今天发扬历史戏剧传统，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
山西神庙戏剧的繁荣
到了明清时代，那些影响巨大的宗教活动场所，常常是祭祀赛会、戏曲演出和市场交易交织错落，形成定期的大型社会文化盛典，在城镇民众生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演戏酬神成为中国传统城市庶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例证我们要看晋祠的演戏与赛会。山西的神庙剧场无处不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神庙和剧场首推太原晋祠，赛会演剧也是晋祠祭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冯俊杰先生研究，晋祠自宋代创建圣母庙之日起，就拥有剧场，剧场的中心在莲花台，也是露台，也就是今天可以见到的金人台，这是早期神庙演戏活动的主要场所。晋祠还有金代建造的圣母庙献殿、清代建造的唐叔虞祠献殿、东岳庙献殿构成晋祠的三个小剧场。献殿是做什么用的呢？献殿也叫拜殿、享殿、献亭等等，是人们向祖先或者神灵贡献祭品、演习礼仪、音乐歌舞和献唱戏剧的地方。晋祠圣母庙献殿就是祭享圣母的场所，也是一个演出场所。元明之后，戏曲逐渐成熟繁荣，晋祠的戏台规模也逐渐成型。到明朝万历年间建水镜台，清代乾隆年间建昊天祠外的钧天乐台，正式形成了晋祠的两大中心剧场，祭祀圣母在水镜台演戏，祭祀昊天上帝和关羽则在钧天乐台唱戏。从祠庙（像早期的唐叔虞祠和后来的圣母庙）、露台、献殿、到戏台，演戏活动经历了祭祀歌舞、露台演唱、献殿演戏到戏台上的演出，晋祠的戏曲活动连起来构成了中国戏曲发展的连续历史，晋祠剧场演进的轨迹“与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是一致的。”晋祠演戏场所的发展成为中国戏曲变迁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把山西古戏台看成是一部立体的、形象的中国戏曲发展史，那么，这部历史的最集约的篇章就在晋祠。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别的地方，这样在同一个场所反映戏剧发展连续性线索的例证都非常罕见。这就是晋祠的特色，这也是太原独有的文化特色。
晋祠戏剧传统生长的社会土壤
晋祠剧场群满足了大庙群此起彼伏的赛社演剧活动的需要，适应越来越多的人们喜爱戏曲以及戏曲演出规模越来越大的具体需求。
除春祈秋报外，各庙主神的“圣诞”也多有隆重的庆典，省城附近的著名戏班都要争取来此逢场作戏，剧场的文化内涵、品位和利用率，是省内其他神庙望尘莫及的。晋祠每年举行的祭祀活动非常密集，一年中有长达九个月时间祭祀活动连续不断。
晋祠赛会演剧最热闹的盛典是集中在农历六、七月的水母、圣母祭祀演剧活动。晋祠赛会以祭祀水母神为中心展开，原因在于晋祠临近村民引晋水灌溉田地，制造纸张，开设磨坊，享受着晋水带来的福惠，对水母神抱有虔敬信仰。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真信仰之后成长起来的是全城市民的群众性娱乐欲求。原本上的宗教、信仰因素已经逐渐淡化了。后世的迎神赛会活动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仪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大众参与的集体庆典和节日狂欢。这种集体庆典更加有助于和谐人们共同生活的社区的联系，增加民众对自己生活的社区的文化和精神认同。
晋祠从北魏有庙事活动，宋代创建兼具祭祀与演乐功能的莲花台，至今这里仍然继续赛会演剧的传统。即使在全国恐怕也难以找到如太原晋祠这样一个与中国戏曲发展史结合那么密切、有着那么久远与深厚联系的古建筑群。这些建筑及其活动与周边城镇乡村庶民文化生活水乳交融，密切联系，形成了如此规模的赛会演剧在中国文化史上也难以找到与其相媲美者。以山东曲阜的孔庙祭祀活动为例，它主要是一个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盛典，祭孔典礼的参与者、祭祀仪式、程序，甚至所用服饰、演奏的乐曲、祭物祭品的摆放规则都由国家法律严格规定。历史上一切民间的娱乐形式都不能参与其中。因此，它也就不能成为民众广泛参与的文化娱乐事件。
山西戏曲传统对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的借鉴意义
现有的文化史、戏曲史资料和文物证据表明，山西戏曲传统源远流长。戏曲传统应该是山西人文积淀中最为厚重的部分之一，也是太原城市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如果我们剔除山西戏曲历史上各种迎神赛会的宗教迷信色彩，发掘其社会文化内涵，山西戏曲及戏曲文化理应具有非常宏阔的发展空间，为现实社会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支持。
为了更好地借鉴山西戏曲文化发展的历史成就，在太原数千年人文积淀的基础上建设太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品牌，我们提出认真总结晋祠赛会演剧的历史传统，组织举办“晋祠中国戏曲节”的建议。
晋祠赛会的演剧传统是太原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利用晋祠数千年的文化积累和现实影响，以山西省政府的名义，每年晋祠庙会期间在太原市举办一年一度的“晋祠中国戏曲节”，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戏剧精英、戏剧爱好者来太原表演、学习、交流、欣赏，共同参与这一文化盛典，把晋祠旅游与戏剧文化发展凝结到一起，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带动一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使之成为太原历史文化名城最具表现力的金字招牌。
近年来，广西南宁举办的“国际民歌节”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贡献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太原作为山西的省会城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舞台戏剧事业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已经在全国造成了良好的影响。发掘山西和太原数千年人文积淀，把戏曲文化作为一条贯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线索，积极利用晋祠赛会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推动举办“晋祠中国戏曲节”，是太原独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山西平遥古城旅游景区近几年组织了“国际摄影节”，它的成功举办也为我们在晋祠举办“晋祠中国戏曲节”积累了经验。如果由山西省政府和太原市政府联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科学论证，认真研究，精心规划设计，严密组织，在太原举办以晋祠赛会为载体的“晋祠中国戏曲节”，一定能够为山西省和太原市争得更大的荣誉，为三晋人民创造更加丰厚的精神财富，为太原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内涵，同时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我们还有一个设想，就是在太原建设“中国戏剧博物馆”，规划一个以祭祀和戏剧文化为主题的城区。
目前比较成形的中国戏剧博物馆有北京的中国戏剧博物馆和苏州的戏曲博物馆。北京的中国戏剧博物馆利用湖广会馆旧址，陈列限于清代以来的戏剧文物，主题以京剧为主，同时也组织名家演出。苏州戏曲博物馆利用清代山西商人建造的全晋会馆旧址，辟有昆剧、评弹、苏剧、民族乐器等专题陈列，还有古典戏台和清式茶园书场两处复原式陈列兼作演出场所。显然，目前的两座戏剧博物馆都还欠缺“博物”这一最重要的主题。
山西的戏剧文物之多、价值之高全国罕见，但是这些文物包括极具文物价值的古戏台都在逐渐消失损毁。在太原建设中国戏剧博物馆，抢救保存这些文物是对山西文化积淀负责的表现，也是对中国戏剧文化的巨大贡献。这个博物馆如果以一种大历史、大文物、大戏剧的理念设计建设，除了收藏、展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戏剧文物供研究、参观使用之外，还要具备大型戏剧演出功能和市民的日常娱乐功能，调动人们参与戏剧、欣赏戏剧、热爱戏剧的内在欲望，使静止的文物和过往的文化都变成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成为一种活着的文化。戏剧博物馆要用现代博物馆理念充分发挥戏剧所特有的灵动性、张力和表现力，把一般博物馆的静态的收藏、陈列与戏剧的灵动表现结合起来，发扬光大其公共文化功能。■
陈亚平，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历史学学科带头人，校级教学名师，山西省社会学会常务理事、山西古都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社会史的学科理论和学科建设方面的研究，其理论成果在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中有一定影响。科研方面，在《清史研究》、《读书》等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4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