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的十五部小说中，《天龙八部》也许不是最好看的一部，但绝对算是气魄最宏大的一部。在塞北，在江南；在草莽，在庙堂，以之为戏台，一幕有关江湖恩怨、家国情仇的大戏隆重排演。而其中生旦净末、贤愚不肖各色人物，也几乎囊括了武侠小说可能出现的所有角色，尤其萧峰刚健的“儒侠”人格，虚竹慈悲的“佛侠”人格，段誉飘逸的“道侠”人格，也给后来侠客的类型规定了初步的范式。
《天龙八部》虽然以大理国王子段誉离家出走开始，但若是从故事本身发展的脉络来看，却是以萧峰的父亲萧远山30年前在雁门关下被伏击开始，又以30年后萧峰在雁门关下为阻止宋辽弭兵而自杀结束——这足以见雁门关在故事中的地位。
从雁门之战到澶渊之盟
在《天龙八部》中，人物的足迹踏遍当时中国版图，从大理到大宋，从辽到西夏，乃至刚欲兴起的女真，但就其在故事中的重要性来说，无论哪个地方，甚至是召开武林大会，让故事中一切谜团水落石出的少林寺也无法与雁门关相比，这不仅是因为雁门关是故事起始和结束之地，更因为《天龙八部》整个故事都在宋辽对峙乃至对抗的背景下展开，而雁门关，正是宋辽边界最重要的关口，发生过数次大战。在《天龙八部》如此描述：
雁门关是大宋北边重镇，山西四十余关，以雁门最为雄固，一出关外数十里，便是辽国之地，是以关下有重兵驻守。
宋初的两个皇帝赵匡胤与赵匡义，挟灭汉亡唐之威，想一举收复被儿皇帝石敬瑭割让出的幽云十六州，势必会与实际占领该地的辽国激烈冲突，同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辽，也不会放弃南下统治中原的野心。宋辽之间的战争绵延了近三十年。在民间流传广泛的杨家将，其主要功绩也都建立在与辽的战争中，传说中，杨家将历代都任过的“三关元帅”，其中就有雁门关。所以，在今雁门关西门还有杨六郎庙，杨家祠堂也坐落在离此30里外的代县城里。
在《宋史》中，宋初在雁门关附近发生的大战有数次，这几乎也是那个时期宋辽之间大部分的冲突了。一次，被称为“雁门之战”，是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契丹十万骑入雁门，代州刺史杨业，率麾下北出西陉，绕雁门北口，背击契丹，大破之”，两年后，宋将潘美又败契丹于雁门，“破营垒三十六”。还有一次，是在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派出三路大军，准备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潘美、杨业所率领的西路军出雁门而战，希图攻取朔、云等州。但此次大战役，事先就准备不足，继而又因为将领贪功冒进，偶有挫折又惊慌失措、只求自保，军团之间失去联系，导致战事失利，杨业就死于是役。自此后，宋辽攻守之势转化，宋朝再没力量做收复失地之举，只能以防御为主。此战，被称为“岐沟关之战”（岐沟关在今河北涿县西南，是此次征辽的主力，名将曹彬率领的东路军覆亡之地）。之后，契丹人还想以雁门为跳板，进取中原，但赖雁门关高山险，将士用命，亦不能得逞。
到宋真宗景德元年
（1004年），在辽为辽圣宗统合二十二年，宋辽之间又爆发了两国最大规模的决战，参战人数据说在几十万。该年辽国大举侵宋，深入宋境，宋国都城遭到威胁。宰相寇准力主皇帝亲征，所以宋军士气大振，辽军受挫，两国遂于澶州结盟，约定宋辽两国为兄弟之邦，且以辽主年幼，尊宋帝为兄；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以助军费，同时在两国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等等。盟约签订后，宋辽再无大的战事，享有了百多年的和平。
虚中见实的萧远山
如果做一点不太精确的考证，那么萧峰生于澶渊之盟后60年左右，大约在宋仁宗赵祯嘉佑六年（1061年），在辽为辽道宗耶律洪基
（也就是萧峰的那位结拜大哥，但长萧峰30岁，为了让故事合理，我们得忽略这一点）清宁七年。那一年，萧峰的父亲萧远山去岳母家途经雁门关时被中原武士设伏，妻子家仆被杀，他自己跳崖，好在萧峰幸免，被人收养。
我们现在知道，这件可以称之为“雁门关血案”的事件完全是个误会，是被别有居心的慕容博挑拨所致，考虑到澶渊之盟后两国还算良好的关系，此事其实可以避免。宋朝朝中的大佬富弼早在庆历四年（1044年）就说：“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而中原武林误会萧远山要夺取少林寺武学秘籍，“一加传播，军中人人习练，战场之上，大宋官兵如何再是敌手？”（《天龙八部》），显见是野史家言——江湖武功在战场上效用几何，根本无从证明。倒是萧远山经过雁门关时的状态——“这些契丹武士身上都披皮裘，有的手中拿着长矛，有的提着弯刀，有的则是弯弓搭箭，更有人肩头停着巨大凶猛的猎鹰，高歌而来，全没理会前面有敌人埋伏”——这种安宁坦荡的态度才是两国关系的恰当写照。而金庸说，“其时中土汉人，对契丹切齿痛恨，视作毒蛇猛兽一般”，我们只好视作为增加故事的合理性故意为之。
无论如何，顺着金庸先生的思路，惨案发生了。非要圆这个事情的合理说法是，宋初宋辽25年的战事让两国人都生活在仇恨中，而辽作为游牧民族发展而来的政权，先天就有着抢掠杀戮的倾向，让中原人不得不防。与之相对应的史料自然也有，雍熙八年（1075年），雁门关血案后十四年，“诏忻、代诸呰以禁军代厢军”，禁军名义上是皇帝的亲军，战斗力更强，阵于雁门，对辽也是威慑。
这自然是对的，即使两国不见兵戈，但防备也是必须的。上文富弼的话，也非对局势的赞美，正是因为和平日久而忧虑武备松弛。更何况，和平百二十年，身处边境，那是大略而言，些许小的摩擦在所难免，萧远山，假如说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仅仅是历史长河微不足道的牺牲者，即便他是契丹贵族，在史书中也不会留下名字。
耶律洪基的真相
在萧峰自杀后九百多年，我又登雁门关。时值初春，关上冰雪初融，汇成小河，从山上一直流下，涉水踏冰，好不容易才上到矗立的关楼，可惜残破不堪，不复见雄关气象，更可叹者，英雄已逝而景色宛然如昨：
来到绝岭，放眼四顾，但见繁峙、五台东耸，宁武诸山西带，正阳、石鼓挺于南，其北则为朔州、马邑，长坡峻阪，茫然无际，寒林漠漠，景象萧索。
其时，萧峰想到的是：
战国时赵国大将李牧、汉朝大将郅都，都曾在雁门驻守，抗御匈奴入侵。倘若自己真是匈奴、契丹后裔，那么千余年来侵犯中国的，都是自己的祖宗了。
假如说我当时与萧峰站到一起，便会劝他，千余年来侵犯中国（那时的人，视中原朝廷为中国，与现在中国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的都是你的祖宗，那话自然不假，但你现在的祖国，对中国还算客气和友好的，是甚少的不愿意灭亡中国的草原政权。
我这么说，并非为了讨好萧峰萧大侠，而有真实史实做依据。史书记载，澶渊之盟后，两国和好，通使互访达三百八十多次，不仅国中大事如皇帝驾崩登基会来致奠祝贺，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会“遣使贺正旦”。终辽一朝，不轻启边衅，是两国共同的国策。金庸书中，萧峰的那位结拜大哥耶律洪基死前对孙子说，“南朝
（宋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切勿生事。”比他稍晚点儿的宋朝皇帝是徽宗，昏君的代表之一，但也曾说过，“南北生灵，皆吾赤子”。后来北宋的灭亡，也与不坚持这一国策有关。宋徽宗破坏了约定，与金约定共同攻辽，后果是辽灭亡后，紧接着便是靖康之耻。
两国如此和睦的关系，有人说缘于两国皇帝的英明，也有人说是更多地出于草原民族重信好义的美好品质。这么说符合我们一贯以道德论事的思维定势，但与事实也许却不大符合。在中外历史上，一纸条约的约束力恐怕并不比乡妇赌咒发誓更有效。两个国家不打仗的原因，归根结底只可能和平的利益远远大于战争。
和平对宋朝自然是必须的，而我们对于草原民族的印象，大概都是逐水草而居，弯弓骑射，来去如风，抢掠成性。中原丰收了，要来抢点东西；草原遭灾了，那更是要来中原度灾的。这个印象对匈奴、对突厥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真实，但对于契丹来说，可能就不太恰当。稍微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辽已经不算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权，它汉化程度非常高，从政府组织到行政区划，从官称爵位到衣冠服饰都很明显有着宋的影响。历代帝王也非常倾心中原文化，即以萧峰大哥耶律洪基来说，他是辽帝王中汉文化水平最高的，能写作汉诗，并不像金庸书中所说那样整日想着南侵，反而对宋朝的皇帝很尊敬。据说宋仁宗去世后，他痛哭不已，并且曾经铸造佛像，佛像背后写了“愿后世生中国”这样的话。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辽经济形态的改变。《辽史》中记载，辽开国初，就已经定下了重农的国策。《食货志》中说：“太宗会同初……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应历中，云州进嘉禾，时谓重农所召。”等到耶律洪基的时候，“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虽累兵兴，未尝用乏”。所以说，辽基本上可以等同农耕民族建立的王朝——两个都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确实要远远大于杀伐征战。
澶渊之盟后，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雁门关是否是榷场之一，并无可靠资料证实，不过，辽的西京大同是重要的贸易场所，那么雁门关作为与北方交通的主要孔道之一，想来双方在其间往来不会少了。萧峰“我和这些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又有什么分别？这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为契丹、大宋、女真、高丽？”这样的疑问，在那百年间至少部分地给出了满意的答案——虽然，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民族间依然征战不断，宋朝时的雁门关，在明朝又被整葺一新，再次成为重要的边防重点，防备草原上另外一个好战的民族。民族间真正的和平，要等到我们现在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后才能实现。雁门关，这座踞于雄山峻岭上的要塞，终于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而成为一个文化名胜、旅游景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