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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挪威传教士，近百年前，他因向往中国，来到山西河曲传教，并在这里生儿育女，留下了千古佳话。
他是一位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爱心人士，10年前，受家庭的影响和山西政府的邀请，他来到山西，也将根扎在了这里。
他们是爷孙。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传播文明和善良，造福山西。
之一“到中国去”，挪威小伙携恋人山西传教
1910年，北欧国家挪威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位老人正在举办着一堂讲座，这是一堂关于中国的故事的讲座，听众中，17岁的小伙子叶永青被老人讲授的内容深深吸引。在讲座结束时，大家纷纷往一个篮子里放东西捐献给中国。他倒空了钱包里的所有东西，随同物品一起捐出去的，还有他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几个字：“还有我自己。”“从那时候起，他的心里有了一个目标：到中国去。他先去美国深造学业，之后参加工作，但他的追求仍然一如既往，‘我必须尽快到中国去，那才是我的归宿。’”叶永青的后人这样回忆说。
1918年，叶永青26岁时，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如愿来到了中国。经过两年多语言强化训练，他自愿到山西河曲传教。1921年11月，他在河曲开始了传教历程。而他远在挪威的恋人，在经过两年的学习后，也在这一年来到了山西，并于1923年1月和他在山西岚县结婚。他们决定将新家安在河曲，如此又不得不骑骡子走了6天来到河曲，建造他们的新家。因为当地还没有教会，他们的到来，受到当地教友们的欢迎。
每天早上，叶永青和妻子会早早起床，步行或骑骡子到各地去传教，叶永青的妻子会在一天的下午来到各村，和村庄的负责人协商传教。繁忙而快乐的传教生活，让他们与河曲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与此同时，他们的子女也陆续在山西出生。1924年，他们的大儿子保罗在河曲出生。叶永青的爱人在写给挪威的家信中说：“男女老少纷纷跑来看望我的儿子。他对每个来看他的人都甜甜地微笑。在他两岁以前，我抱着他走遍了全城。每星期有3个上午我来教堂教学习的小姑娘念书，另外3个上午我去拜访村里的妇女们。保罗跟我一起去，他很喜欢这种活动。在中国，妇女是不能单独抛头露面的，但我可以，因为我有我的儿子做护卫。”
1925年，叶家的第二个孩子——漂亮的女儿马利亚出生。“我的头十年都是在河曲度过的。我记得当地的人第一次见到我们时管我们叫‘洋鬼子’，因为大多数人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但一旦他们了解了我们以后，大家就变得非常友好。我有许多中国伙伴，和他们在一起，我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在马利亚著的《叶牧师一家在中国》的回忆录中，她这样深情回忆，“1928年，我的大弟弟但以理出生。1931年，我的二弟，叶家的第四个孩子属基在河曲出生。”“我记得我的童年时代在中国北部长城脚下的家。那是用泥砖和草秆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种了好多美丽的鲜花，还有两面旗子，一面是中国的国旗，一面是挪威的国旗。在院子外面我们种了西红柿。我们还养了五六只小羊和小鸡，我记得我的大姐姐总是特别关心我。每次我要挨打时，她都为我难过，有时甚至替我挨打。有时我哇哇大哭，特别需要安慰，她就会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糖果给我吃，我就破涕为笑了。我还记得有一位中国妇女王大嫂，她是来我家帮忙照看我们的，她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还经常讲一些动人的仙女故事给我们听。”在马利亚的回忆录里，属基同样表达了他在山西的快乐童年。
叶永青和妻子在传教的过程中，发现当地缺医少药，女孩子没有机会上学，就想着改变当地百姓的命运。
之二
学校诊所，深受偏远小县老百姓欢迎
在传教的过程中，叶永青和妻子看到当地女孩子没有机会上学，百姓生病了要到很远的地方就医，叶永青的妻子就利用自己的特长在当地开了一家诊所，叶永青在为妻子自豪的同时，也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在来中国之前，我的奶奶接受过两年的护理培训，她看到当地缺医少药，决定开一个诊所。当时的河曲县很贫困，走几天的路也找不到一个诊所，最近的大医院在太原附近，要走10天的路才能到。所以当奶奶开了诊所后，许多病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病。”叶福礼是叶永青的孙子，现在太原工作和生活，他介绍说，“与此同时，我的爷爷叶永青也开办了一所小学校——育德小学，是当地第一个教会学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山西是几个受创最深重的省份之一。由于河曲是战略要地，黄河在这里把山西与它西边的陕西分离开来，长城则把山西与其北面的内蒙古分离开来。由于当时既没有战争灾难救援会，也没有红十字会或野战医院，叶永青爱人的诊所里住满了受伤的中国军人，以及受了伤的平民。同时，战争使许多家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人们纷纷来到教堂栖身，有时多达2000人。
战争初期，由于挪威是一个中立国，日本人答应不来轰炸。他们要求叶永青一家人在院子里挂出挪威国旗。然而后来，有人报告日本人说他们在帮助中国军人和平民时，一切都改变了。日本人把叶家当作了敌人。叶永青几个孩子的早期教育之前是在河曲的家里进行的，父母就是他们的老师。但在他们第二次回挪威探亲、并于1937年返回中国后，他们被迫转到了位于湖南益阳的一所挪威人的学校读书。1939年，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升级，所有的挪威妇女都带着她们的孩子离开了中国，返回挪威，该学校只剩下了叶家的4个孩子，学校也只好关闭了。他们只好又转到了山东烟台的英国人的学校，因为他们只会讲汉语和挪威语，这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很大困难，但父母还是将他们留在烟台，双双回到了河曲县。“我们只和父母一起过了一个暑假，他们就离开了烟台，于1939年9月回到了河曲的家。他们先坐船到达天津，然后乘火车到山西的宁武县，最后又骑驴走了4天才回到了河曲，因为所有的骡子都被战争征用了。他们发现河曲的街道萧条而冷清，所有的大铺子都关门大吉了。很多人都远走内蒙古，因为那里较少战争。人们日日夜夜提防着空中的死亡大鸟扔下的致命的炸弹。”
河曲人民看到叶永青夫妇回到河曲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十分感动。教堂里增添了许多新教友，大家全都赶来欢迎他们的归来。从此，教堂又成了人们聚会的中心，躲避炸弹的防空洞，以及疗伤治病的医院。而此时，叶永青夫妇还不知道由于他们帮助了平民和军人，日本人已经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12月14日这一天，他们照例在院子里挂出了挪威国旗，但灾难悄悄地逼近了他们。
之三
日机轰炸，传教士血洒河曲贺龙慰问
据叶永青的子女们回忆，“那天，空中飞来了34架飞机，父母听到了这些钢铁大鸟的轰鸣。父亲跑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空，然后飞快地跑回屋内告诉母亲，他们已经来不及跑到不远处的教堂的防空洞去了。”“我们得呆在这里，赶快钻到床下去！”叶永青对妻子说。“日本人显然是有预谋而来的，他们利用了日本特有的俯冲式轰炸，目标正是我们家和教堂。父亲还没来得及完全躲入床下，而母亲则刚刚弯下腰，便传来了第一颗炸弹的爆炸声。那一声尖利刺耳的声音破空而来，这是他们从未听到过的。震耳欲聋的爆炸把他们包围了。母亲被巨大的声浪震倒，浓烟刺得她睁不开眼。然而她随即意识到土墙已经坍倒在她亲爱的丈夫身上。由于母亲身体瘦小，因此她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起，然后抛到一堆碎石、碎玻璃和碎木块上。在这一瞬间，她听到了父亲在被埋进倒塌的房屋前发出的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母亲从废墟上站起身的时候四周都在燃烧，她孤独地站在那里，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她的中国朋友们大多已躲进了防空洞。只有5位妇女和她在一起，她们都裹过小脚，而且她们中已有4个人年过七十。”马利亚回忆道，“母亲感到四周的空气沉重而昏暗，充满了受伤者的呻吟。这时她的中国朋友们纷纷从教堂里跑出来帮助她，他们用了半个多小时才从乱石堆里挖出了他们深爱的牧师。父亲是被房梁击中的，房梁正好掉在父亲藏身的床上。”“作为一个护士，母亲决心不惜一切尽其所能来挽救她的丈夫，他们甚至连人工呼吸都试过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终于，母亲不得不强迫自己承认，他已经去了。母亲开始在已经变成了废墟的家里寻找可用的东西来为他洗身，并且准备为他举行葬礼。”
4天后，马利亚的母亲在写给挪威的一封家信中说：“直到午夜时分，他才被装裹停当，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看上去漂亮而安详——甚至有一丝微笑显现在他的脸上。我们忠实的帮工老聂和老王自始至终在帮助我。我们已经忘却了一切，只是相对流泪。他们似乎还不能相信这个事实，不相信彼得会这样永远地倒下去。他们说，他是为他们而死的。不论是帮工还是在教堂里的人们都是热泪盈眶。由此我愈加坚信，河曲的人们与这位外国朋友，这位传教士的关系已有多么密切，他们是多么敬爱他啊！”
由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河曲仍然不断地遭到轰炸，叶永青的妻子和其他挪威女教士找到了一处接盖在长城上的房屋并把它租了下来，作为她们最坚固的防空洞。这样，白天她们就在城边的较少炸弹的地方度过，夜晚才返回城里的家。教堂里的人都劝母亲为了4个远在山东烟台的孩子要注意安全。
叶永青于1940年1月1日，安葬在一个名叫水草谷的地方，“我亲爱的丈夫就这样永远地安息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了。”
叶永青去世后，很多八路军将士到叶永青妻子的藏身之地看望她，表达他们对她的丈夫为了中国而献身的感激和同情。同时，贺龙将军也亲笔写信，表示他对挪威被德国侵略者占领的同情。“母亲写信给挪威的朋友，告诉了他们有关这些共产党朋友的事：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有时他们表现得非常亲切和友好。当他们看到我丈夫的照片时，他们称赞他是为了这块土地而献身的，这时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上帝的仁爱显现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又看了孩子们的照片，他们认为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非常幸运。他们显得非常友好，而且一再表示他们还会再来。他们中有一些人后来不断地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之四 阔别40年，“山西儿女”在美国盼望回“家”
1940年5月，待局势稳定后，叶永青的妻子感到她该去山东烟台看望她的孩子们了。可是从河曲到海边要走很远的路，首先她得向西北方走8天，经过鄂尔多斯沙漠到内蒙古的包头，然后再乘火车和船向东北去山东。当地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自告奋勇做她的旅伴。他安慰叶永青的妻子说：“我已经活得够本了，在我死之前帮助你去寻找你的孩子们。就算我再也回不了河曲，那我也认了。”
叶永青的妻子与子女们相逢后，暂时居住日本人在山东为外国人设定的“集中营”中，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他们才陆续辗转到挪威或者美国学习定居。“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只能望海兴叹，再没有来自大陆的学生或军人能告诉我们中国的情况了，我们与河曲已经断绝音信达数十年之久了，我感到我的生命里失落了什么东西，我们叶家的‘根’被砍断了！我再也见不到那些曾疼我、爱我、给过我无数欢乐的中国朋友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生命的摇篮了！”
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门又一次缓慢又坚决地打开。叶永青的子女们开始与来自中国的学生接触。他们只要一看见这些学生，就向他们询问有没有听说过在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河曲。令他们极度失望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地方！“到了1987年，奇迹发生了！一位来自山西太原的儿科医生张培英来到这里，看望她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儿子。她的儿子同时在离学校不远的教堂里，向一位热爱中国的基督徒教师学习英语。这位教师在见到张培英医生后，决定把她介绍给一位美国医生，并且邀请了一些朋友在她家里开晚会。她出于两个原因邀请了我的弟妹：第一，我的弟妹也是一位儿科医生，是张培英医生的同行；第二，这位教师想起来，我的弟弟也来自山西，和张培英医生来自同一个省。正是山西这个地方使我们接上了头。”叶永青的女儿马利亚说。“我弟弟第一次见到张培英医生时，照例不抱希望地问起了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你听说过河曲吗？’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张培英医生回答说：‘是的，我不仅听说过河曲，它还是我所负责的医疗管区呢。’我弟弟立即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我的电话。他说：‘天大的喜讯！我见到了一位知道河曲的人！’这样，我也激动万分地见到了张培英医生。”
张培英医生立即答应帮助他们到河曲寻根。“你们不仅是旅游者，”她强调说，“你们是河曲的儿子和女儿，你们要回家！”
之五 传承家志，孙子来山西开展公益事业
在张培英医生答应帮助马利亚他们一年以后，马利亚的丈夫和马利亚就来到了太原，张培英医生和她的丈夫钱先生陪伴他们度过了1988年的中国农历春节。张培英医生已经办妥了他们“回家”的手续，并且亲自护送他们回到了阔别40年的河曲。大弟弟但以理的妻子应邀参加了一个1988年6月在山西召开的医学会议，他们也回到了久别的河曲，住了整整一个夏天。“对但以理和我来说，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探家！重归河曲，我的整个身心都充满了故乡的温馨！”马利亚激动地说。
今年已经56岁的叶福礼，虽然出生在美国，但他用汉语和记者交流时，显得十分地自然而流畅。“我1954年在美国出生，没满月时回到挪威，一个月后转到台湾。在台湾长大，直到16岁。1990年我应山西政府的邀请，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山西，寻找我爷爷的纪念碑。1993年，我将家搬到山西。1997年，为更好地发展事业，我开办了一家独资企业——山西永青咨询服务中心。现在我的孙女也在山西出生了，我希望更多的亲戚能来中国，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他说。
而今，他的企业已经在山西扎根，而且不断地为山西做着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我过完国庆节要到阳曲县出差，是关于‘流动图书屋’的。”原来，他听说当地十分贫困，孩子们读书十分困难时，便开展了这个免费流动图书屋，每个月循环一次，方便当地的孩子们轮流阅读。
在山西生活了近10年，说起对山西的印象，叶福礼呵呵地一笑说道：“我对山西的污染印象很深，但同时，我也很佩服山西的治污能力和速度。美国治理污染用了30年，山西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将山西治理得非常出色了。现在我的孩子们感觉山西是最美丽的地方。”
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也让叶福礼感触颇深。“中国是一个人性很强的国家，特别好客。我们结婚以后，有时候要谈事，喜欢约好后一起到外面去吃饭，边吃饭边谈事。但当时（山西的）饭店不多，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好点的餐馆，正准备边吃边谈时，周围的中国人看我们两个人坐在一张大桌子两边吃饭，感觉我们很孤独，就会坐过来要陪我们一起吃饭，使我们十分尴尬。现在就好多了。”“以前山西的路走着很轻松，现在感觉很拥挤，这意味着山西发展了。山西的发展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没有中国的发展，其他的国家也会落后。”叶福礼如此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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