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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在山西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的最高标准。也可以说,孝是中国人多年来所信奉、所追求的最主要的人生价值。孝是人类生命哲学的构成原点之一,另一个原点便是养。养和孝构成人类延续生命的两个环节。每个人都是养和孝的施动者,又是受动者。先是自己被养,然后养人;先是自己孝人,然后被孝。养下代,孝上代,人人如此——生命的链条就是这样构成的,养和孝也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两项神圣使命。

    肯定孝,提倡孝,不是“向传统回归”,也不是“重建传统的孝道”,而是在新的时代,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以正确认识孝道、正确执行孝道为前提,丰富、完善我们人类的生命哲学,丰富、完善我们的人格修养,丰富、完善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从一个人在“孝”字上做得如何,往往可以检验他整个人的道德品质如何。一个人要想在道德上迈向完善的境界,就要从孝做起。

    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我们特约请知名学者董大中先生撰文《孝道在山西》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河东,中华孝道的发祥地——舜帝之孝 

  孝感动天

    孝的产生很早。在人类产生的同时,就有了孝的行为。但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作为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人对生命价值的一种追求,一种评价,就中华民族来说,舜帝之孝,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伟大的开端,他标志着中国孝道的正式形成。

    舜,即虞舜,姓姚,名重华。五帝之一。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距今四千多年。

    舜是如何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史籍上都是采取 “反衬法”,即着重写父母的不仁不慈,异母弟的不敬,反衬舜对他们的赤诚相待。根据《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先是舜的父亲瞽叟命舜“筑仓廪”,舜上了楼,瞽叟从下纵火焚烧,“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瞽叟又让舜淘井,舜下到井里,瞽叟与象(舜弟弟的名字叫象)用土掩埋,舜却“匿空旁出”。明代洪兴祖注《天问》引古本刘向《列女传》:“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刘向《列女传》还写到一件事:瞽叟以上二计不成,“又使舜饮酒,醉,将杀之。”《列女传》是写舜之二妻的,说舜把此事告了两个妻子,妻子给了舜药,舜“终日饮酒,不醉”。从这几件事可见,舜在家中受到的迫害是多么残酷!面对亲人要他赴死的威胁,舜不但没有对父母生怨,对弟弟生恨,仍一如既往,一心一意尽自己的孝道。在仁慈的父母面前尽孝,是容易的,在不仁不慈的父母面前尽孝,就困难得多了。舜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行孝的,他的家人一次次置他于死地,他一次次死里逃生,一次次宽容地对待家人,不仅感化了父母和弟弟,而且感动了“天”,以致在他躬耕历山时,大象帮他耕地,鸟儿帮他耘草,被称为“孝感动天”。从西汉刘向写《孝子传 (图)》、《列女传》,到唐代末年圆鉴大师、宋代赵孟坚等人编《二十四孝》,列在第一位的都是舜,各种《二十四孝》所用的题目几乎都是《孝感动天》,说明舜的孝行影响多么深远!

    《尚书·虞书·尧典》记载了尧帝让位的故事,同一段话也见于 《史记·五帝纪》,是说,尧帝年纪大了,要找个接班人,问他的四位臣子是否可以接班。臣子说自己不行,怕辱没了那个职位,他们推荐了舜。尧帝问舜的具体情况,臣子说,舜的父亲是个盲子,既顽固又无知,后母愚蠢不慈,弟弟象对他傲慢无礼。即使这样,舜对他们依然十分孝顺、友爱,跟他们和谐相处,终于感化了他们,不再邪恶。尧对舜进行了考验,证明了人们的说法,最终把帝位禅让给舜,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大美谈,尧舜二人也成为最大圣贤。

  文献记载

    为什么说古河东即山西西南部是中华孝道的发祥地呢?

    首先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就在包括河东在内的古中原地区。“中原”作为一个地理名称,其含义是随时代不同而有广狭之分的,古中原所包含的区域很小,大致在今河南北部、陕西东南部和山西南部,即黄河自北而下拐而向东的一大片地区。文献中说到冀州,主要指山西西南部,即今运城市地区。冀州为九州之首。明末大学者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运城盐池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是中华民族发祥于古中原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之一。中华人文始祖黄帝轩辕氏,在黄河流域站住了脚跟,此后向四周扩散。黄帝后裔有十二姓,其中祁姓中的陶唐氏,即为唐尧所属的氏族部落。钱穆在 《黄帝》中写道:“……炎、黄活动的区域差不多限于河南省和山西省南部,他们决不会跑到察哈尔省南部去打仗。其实这两地都在现在的山西解县盐池附近,阪泉有时候写作版泉,是流入盐池的一个泉水。解县西南二十五里有浊泽,一名涿泽,就是古时的涿鹿。盐池附近还有许多蚩尤的古迹,他和盐池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当时已盛行食盐……”中华民族是在以运城盐池为中心的“河南省和山西南部”发祥起来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其次,舜的主要活动地方在河东,是有明文记载的。舜继帝位后,自然不能局限在都城一地,他要到处行走,察看民情风俗,因此许多地方留下了他的足迹和传说。但这不能否定他的主要生活区域在河东,特别是继帝位之前。舜生活的时代,我国还处在氏族社会。从文献资料和汾河下游发掘的文化遗址来看,山西西南部乃是夏代人最主要的生活区域。商代转入河南,周代转入陕西。舜是我国孝道的主要代表人物,把舜生活的地方称作孝道的发祥地,乃是合理的,也是别无选择的。

  河东民俗

    除了文献记载以外,我们还可以从民俗学上找到有力的证据。

    以“淘井”而能“匿空旁出”说,这本身意味着至少有两个情况,一是现在井里无水,二是井下有孔道。这两种情况,在河东大部分地区是常见的,普遍的。在我国南方,地下水位浅,人们“凿地而求水”是很自然的。这种井一般上下直径相差不多,井下不可能有“匿空旁出”之处。只有在北方,人们靠积蓄雨水而饮——这种井,又称旱井,或水窖。它的口和颈小,而腹大,腹部有斜向的孔道,以便雨水流入。舜家里的井,是有孔道的,因此它不是地下水,而是蓄积的雨水。如此,“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才成为可能。河东地区的井都是这种“旱井”,舜所“浚”之井,更只能是旱井。

    另一例是方言词“姚婆”的产生。几年前,一家杂志就“yao婆”的写法和含义展开讨论,我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这个词的来历,原来跟舜有关。舜的继母叫握登,凶狠、贪婪、残忍、不讲道理,集中体现了人性之恶。《二十四孝》用“嚚”修饰她;嚚,奸诈、顽固之意,电视上有人念成“嚣”,错了。继母,或说后妈,在人类社会,并非个别现象。继母如何处理她跟嫡生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家庭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舜的继母提供了一个极端的典型。那个“yao”不作“幺”,也不作“幼”,而是“姚”。舜是谥号,他本姓姚。《史记》张守节《正义》和裴驷《集解》几次说,舜“生于姚墟,故姓姚”,即他以生地为姓。说“姚婆”,就是姚家的婆娘。“姚婆”是个贬义词,专指恶的后妈。方言词的产生,跟民俗的产生相近似。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大事,或出现了某个特殊人物或现象,人们常会由羡慕、崇拜而生模仿,由模仿而形成习惯,由习惯而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民俗就是这样产生的。方言词则是人们用一个词概括所见到的现象或事物,它的产生有强烈的地方性,地区性。某个方言词在哪里产生,说明事情发生在哪里。既然“姚婆”这个方言词在河东产生,说明舜的一家生活在河东,舜是河东人。

 

  代王都晋阳 仁孝闻天下——文帝之孝 

  提倡孝道

    《二十四孝》中排在第二位的是汉文帝,题为《亲尝汤药》。《二十四孝》写道:“前汉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养无怠。母病三年,帝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于天下。”在吕后病故、诸吕作乱被镇压后,大臣议立新主,他们一致认为,应“视诸王最贤者立之”。“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窦氏,谨良。且立长故顺,况以仁孝闻于天下。”文帝从公元前一七九年继位,到公元前一五七年六月逝世,在位二十三年。这期间他做了许多值得称颂的事,以下举其大者。

    注重经济,和平发展。汉家定鼎,先是肃清残敌,接着发生宫廷斗争,战乱不已。平定诸吕叛乱后,社会急需要休养生息。文帝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转变策略,励精图治,把发展生产当做最主要任务,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人们植树种田,养蚕造丝。在文帝看来,农民是 “天下之本”,“民所恃以生也”,“导民之路,在于务本”。他对“民或不务本”的现象感到忧愁,看到“民有饥色”就觉得难过。“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他又减“天下民田租之半”。前元二年,文帝 “诏开籍田”,并“亲耕以率天下之民”。前元十二年诏曰:“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文帝注意发展生产,其子景帝继位,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形成 “文景盛世”。到景帝后期,《资治通鉴》中说:“……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即是说,物质财富多到使用不完以致腐烂变质的程度。无疑,这为汉武帝对外用兵、大展国威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不以牧民自居,而是诚心为民众办事,广开言路。文帝是真正以给天下

    士民办事的姿态出现

    的,他常常检讨自己,他把地震、日食等自然灾害都当做上天对自己的惩罚或警告。前元二年发生日食,文帝颁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又说:“朕获保宗庙,以微渺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前元二年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他明确说,对这一套 “朕甚不取”,他要“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他并制定了铜虎符、竹使符,鼓励官员和百姓“敢言直谏”,纠正自己的错误。

    大力提倡孝道,加强社会救济,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提倡孝道,健全和完善三老制度,是文帝关怀民众、尊重民众的集中表现。三老是选择“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担任乡、县都置,掌教化,“县令、丞、尉向其求教,共商政事”。前元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汉代的文官制度是“举孝廉”和贤良方正。“举孝廉”,不管身份,不重文化,重在是否孝顺和廉洁。正式举孝廉,已到武帝时代,但在文、景两朝,做好了铺垫。马端临 《文献通考》“贤良方正”和“孝廉”两节,即都从文帝写起。文帝继位之初,即“赐天下鳏、寡、孤、独和穷困及年八十以上、孤儿九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诏书中说:“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此后,文帝多次颁诏,论述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之人的意义和办法。中国的养老制度,实际是从文帝开始的,以后逐渐完善。汉代的养老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是很突出的。

  以民为本

    废除肉刑。文帝的法制观念,一是教育比法重要,刑罚是不得已的;二是要简;三是个人不能干涉。在他治下,“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前元十三年,齐地姓淳于的太仓令,有罪当刑,被逮到长安。其女名叫缇萦,跟着父亲来到长安,上书文帝,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她提出自愿到官府为奴,以减轻对父亲的刑罚。文帝接到上书后,“怜悲其意”。他想:“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即他首先对自己“不德”,做了检讨。想到“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路已经没有了”,尤其“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他问,这难道是“为民父母之意哉”?在诏书中,他两次说他感到悲痛。于是立即下令,废除肉刑。

    带头节俭。中国历代皇帝,无不以奢华享受为正当,又无不以营建富丽堂皇的陵墓为最终归宿。文帝是个例外。文帝没有给自己修建陵墓。在生前,文帝十分节俭,在他后期国家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以后,他依然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资治通鉴》写道:“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綉;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总括起来,文帝是以民为本,心里时刻想着老百姓。他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当做衡量事物的标准,以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出发点,是一颗善良之心、仁爱之心。按照儒家学说,一个人能孝,把这种善良之心、仁爱之心推广开来,用于皇上,自然会忠心耿耿地服务,用于老百姓,自然会成为一个廉洁公正的好官,因此古人留下“自古清官多孝子”的名言。谈到文帝的孝,不应该局限在“母病三年,帝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这些具体孝行上,而是应该跟文帝的人生观等联系起来,看其背后的意义。文帝的孝和舜的孝都属于 “天子之孝”,但两者不完全相同。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文帝自有他独特的人生观、孝友观和治国理念,他的孝乃是他那一套思想的具体表现。

  天子之孝

    《孝经》第二章谈天子之孝,分三段。第一段:“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第二段:“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第三段:“《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三段话有一个共同点,是天子要把他的孝推而广之,把他的仁爱之心,像春雨一样播撒大地,感化众人,使全体老百姓受惠。第一段说,能够爱护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能够尊敬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第二段说,把爱敬之心全部用在孝顺父母上,这样的德行必然会使老百姓受到感化,纷纷效法,使孝行遍及四海,这才算天子的孝道。这话潜在的意思是天子的孝不能仅仅局限在家庭之内,一定要起带动作用。第三段引用《甫刑》(按,这是《尚书》里的一章)的话,意思相近:天子一人有敬亲爱亲的善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仰赖效法他,也会敬爱自己的父母。文帝的作为,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化,也是他“民本主义”的实质内容。用当下流行的话说,他是“权为民用”,他当天子,是把天下百姓当父母,不是为天下百姓做父母。这是文帝的人生观、君主观、社会秩序观,表现了他的治国理念。对文帝想到肉刑给犯罪人带来身体上、心灵上的痛苦,不能仅仅以文帝有一颗善良之心作解释,关键在于把臣民放在什么地位,“天子”对臣民究竟负一种什么责任,是役使还是“服务”,是把臣民当牛马还是自己给臣民当牛马。他跟那些视残害人民生命为儿戏的昏君,同样是两种人性。他毅然废除肉刑,减轻犯罪人所受的苦难还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给自己作为最高的管理者加重了教导人民和用善行感化人民、带动人民的职责。如果要从古代帝王中寻找一个可做当今“父母官”的榜样,那么文帝是首选。

 

  不在天上 是在人间——董永之孝 

  文献记载

    山西最著名的一个庶民孝子,是董永,他也在《二十四孝》之内。

    最早记载董永孝行的,有三种,都在汉代。一,是刘向。《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作有 《列女传》,《隋书·经籍志》载“刘向典校经籍,始作 《列仙》、《列士》、《列女》之传。”有人据此认为刘向所作《列士》就是《孝子传》。《列女传》收入《四库全书》,纪昀等人作《提要》指出,传至宋代,已混有东汉以来十几个故事,“非复古本”。《列仙传》较之前书,单薄得多,条目既少,文字又简。现在所见《孝子传》系辑佚,收在清道光年间茆泮林编的 《龙溪精舍丛书》和《梅瑞轩十种古逸书》内,名为《古孝子传》,同时收入宋躬等多人所作同名书。茆泮林在自序中说:“顾传之而又逸之,其得传者则仍史传中廖廖数人而已,而其轶之散见于他书者,其人其世(事)往往失考。”茆氏所收刘向《孝子传》,正本只有三人,即舜、郭巨和董永。二十世纪初敦煌文物宝库被发现,内有句道兴《搜神记》,开头说:“昔刘向《孝子图》曰,有董永者……”说明此书是真实的,也说明它确实写到董永。人们熟知的晋代干宝《搜神记》所写董永,跟刘向所写董永大体相同,最大的可能是干宝根据刘向,也有可能是后人辑录刘向 《孝子传》时依据了干宝,它们应属一个系统。二,东汉后期,山东嘉祥县武氏望族后人兴建家族墓群石刻,在其上部装饰区域表现“孝子与义士”主题中,记有董永故事。三,元代赵道一在《真仙通鉴》后集卷二《织女》篇中写道:“汉书:董永少失母……”此处所记,跟干宝所写董永,有相同处,亦有不同处。只说“汉书”,未提刘向,可见跟刘向 《孝子传》不是一回事。从文字看,该书比较粗糙,显然作者不是太有名。这里的“汉书”是汉代人写的书之意,不是班固所写《汉书》。

    董永孝行的传播分为两个时期,两种形式,一是史的记载,一是文学创作。史的记载一直没有停息,直到近年。文学创作是从唐代开始的,随着表现形式的多样,逐渐成为传播的主体,并且也是广大普通老百姓最主要的接受方式,产生的影响也大。由于传说中董永的孝行感动了天上的仙女,又引发了两人的爱情纠葛,因此从唐代《董永变文》产生以后,董永故事发生了变化。在将近一千年的文学传播中,孝的主题已被阉割,人们从舞台、说书场、电影院里所看到的董永故事,孝已成为干巴巴的说教,打动人们心灵的是人神如何相爱、相离。这里只说史的记载。以上所说汉代三种记载所写董永孝行,基本是一致的,即母亲早亡,董永跟父亲生活在一起。但父亲不能行走,董永只好用鹿车推着。又不幸,父亲死了,小小的董永便将自身卖掉,以葬父亲。赵孟坚编 《二十四孝》是这样写的:“汉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及去偿工,遇一妇,求为永妻。俱至主家,令织缣三百匹乃回。二月完成。归至槐阴会所,遂辞永而去。”这段话里的“父死,卖身贷钱而葬”是对董永孝行的高度概括。对庶民之孝,《孝经》第六章规定:“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用天之道”,指一年四季,按时耕作,该种就种,该收就收,不可违背天时。“分地之利”,是说分辨土地的高下肥瘠,合理利用,使地尽其力,取得最大收成。“谨身节用”两句容易解释。这就是庶民之孝。董永的孝行正是《孝经》这一章的形象表现。

  孝行故事 

    纵观《二十四孝》所写人物的孝行,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情况特殊,一般人很难办到;另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良好的孝行。董永的孝行,以上两种情况都有。

    鹿车载父,属于日常行动,卖身葬父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了。在旧时代,佣工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董永的“卖身”,却不同于出卖劳动力,他是把自己整个身体、整个生命都交给了有钱人,既没有报酬,也没有期限。江革“行佣供母”,是仅仅出卖劳动力,得到报酬后供给母亲食用。董永的鹿车载父所花费的精力,或许不如江革付出之大,但在“卖身”这点上,他的作为,却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较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董永的各种孝行,都出于真诚。董永在做出这一切的时候,还是个少年。葬父,属于一次性行为,本来可丰可俭,即使花费较多,依靠人们周济,也可将就办理。像董永父亲这般普通百姓,以平常服饰、普通葬仪处理,绝不会受到非议。董永放弃这些做法,卖身葬父,乃是为了厚葬。这就看出董永对待父亲之不同常人了。儒家强调,对父母要“事之以礼”,不能满足于“养”,孔子对子夏还说到“色难”,就是在父母面前,要真正做到和颜悦色是不容易的。董永做到了这一切,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就行孝说,董永可做老百姓的榜样,跟上联“父母官要学文帝”配对,下联是“老百姓都做董永”。

    董永故事属于民间传说。在整本《二十四孝》中,董永是惟一跟仙界打交道的人。正是这个“天之织女”,使董永故事具有了神奇效力,也使他的孝行提高到了无他人能及、几乎可与舜帝相比较的崇高境界。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当年爱上董永、在途中相遇硬要嫁给董永的,并不是天上的仙女,而是家住万荣县田家窑的田仙姑娘,只是后来在故事传播中,田仙变成了天仙。

  河东口传

    运城地区有好几个原创性、惟一性、起源性的口传故事。1995年出版的《万荣县志》收有一篇《董永的传说》。它写一个家住田家窑的姑娘,名叫田仙,为董永的至孝所感动,产生爱慕,不顾父母的反对,决心嫁董永为妻。一天她到董永经常路过的一棵大槐树下去等,向董永吐露了真情,两人结为夫妻。田仙心灵手巧,人们把她比作“天女下凡”。田、天同音,在不明真相的人听来便成了天仙。董永是孝子,按照“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由舜产生的“孝感动天”故事正是一个最完美、最具魅力的神话原型,它无形中成为评骘孝子是否够格的一个标准。田仙被当成天仙,无疑符合了“孝感动天”这个“神话—原型”的要求。天仙是虚无缥缈的,田仙却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神话由现实产生,它本身却不是现实,只是现实的影子。显然,只有这个故事,才是“我,天之织女,缘君至孝……”的源头活水。另一个同样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口传故事,是在1986年出版的《河东文化》上,民间文学家屈殿奎发表了题为《“合婚布”的来历》的民俗传说,说旧时人们结婚无论怎样穷困,也得准备好“合婚布”,共一百尺(因此又叫“合婚百尺布”),做婚衣的里子,这风俗是由董永和仙女的爱情故事形成的。风俗习惯是民族的构成因素之一,也是地区文化标志性因素之一。它有很强烈的依附性(依附在一件大事上)、集体性(是集体创作出来的)、及时性(跟它所依附的事件同时)、稳固性,它一旦形成,就会长期流传,千百年不变。一个民族的风俗,携带着这个民族的许多文化心理密码;一种特殊的民俗,最容易显示出它所产生的原始推动力是什么。“合婚布”这种风俗既在河东大地流行不废,直到近年,运城地区的纺织厂仍在生产“合婚布”,就有力地说明董永跟这个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董永,就不会有“合婚布”的习俗;同样道理,这个习俗在河东产生,就说明董永生活在河东,是河东人。

    类似的传说和习俗,在今运城地区很多。董永墓也在万荣县,据文献记载,早在元代,董永的墓碑已经风化剥落,人们只得重新树碑。“文革”中被毁坏的碑是后来树立的,现碑座尚在。

    “天仙原来是田仙”属于民间口头传说,“合婚布”的婚俗属于民间习俗,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跟古建筑、古墓葬等一类物质性的文化遗产,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由于它的非物质性,它也最容易泯灭,最容易受到忽视。近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伟大举措,也使我们有了一个锐利的武器。

 

  山西墓葬中的《二十四孝》 

  作者考证

    自孝道在中国被奉为人生最高价值标准以来,孝子不仅受到人们的尊敬,也是许多艺术作品描写的对象。北魏的主要疆域在山西。据《平阳金墓砖雕》序言,北魏王朝十分推崇孝道。《魏书·高帝纪》,孝文帝曾多次下诏,对“孝悌廉义”、“孝义廉贞、文武应求者”,给以厚待。太和二十年 (公元四九六年)“正月丙午,诏畿内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师,将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国老、庶老于西华园。”孝文帝不但施仁政于天下,而且也是一位仁慈敦厚的大孝子。同文记:“帝幼幼孝性,年十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五岁受禅,悲泣不能自胜。显祖问帝,帝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其孝行感人之深,后世广为传颂。

    中国人为孝子作传,到唐代后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便是编辑《二十四孝》。过去,大都把《二十四孝》的编者说成元代郭居敬或其他人,这是错的。笔者已经搞清,《二十四孝》之名,最早见于 《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里。这是一篇宣扬佛教思想的唱词,藏于敦煌石窟,清末被发现,后被劫往国外,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敦煌石窟是我国佛教经典的宝库,所藏除佛教经典外,讲唱文学作品甚多。最主要的形式是变文,它萌芽于东晋、南北朝时,已在宫廷、民间盛行。所谓“押座文”,乃是讲经前的催声,也就是在 “正式开讲”之前所唱的一种入话、引子、楔子、开场白,好像是为 “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作序一样。先有圆鉴大师的《二十四孝》,才有这篇押座文,圆鉴大师是 《二十四孝》的作者。据笔者考证,圆鉴大师生活在唐代末年,他编写《二十四孝》约在公元900年前后,而唐代的灭亡是907年。

    圆鉴大师编撰的《二十四孝》没有留下来,现在所见最早的《二十四孝》为南宋末年宋太祖十一世孙、著名书画家赵孟坚所编。其书名叫 《赵子固二十四孝书画合璧》,系宝蕴楼藏版,北平古物陈列所于民国二十二年 (公元一九三三年)十月影印。有图有文,图在正面,文字在背面,以图为主,故称“书画合璧”。书上盖有“乾隆御览之宝”的大印。该书所收二十四位孝子,依次是:虞舜、杨香、孟宗、王祥、郭巨、王裒、董永、丁兰、朱寿昌、郯子、仲由、老莱子、汉文帝、江革、陆绩、闵损、吴猛、蔡顺、庾黔娄、曾参、黄香、唐夫人、姜诗、黄庭坚。这跟多年来的通行本所收孝子名单,完全相同。事迹介绍文字(即文本)也跟通行本大体相同。因此,可以充分肯定,《二十四孝》是由赵氏编定的,赵孟坚是真正作者。郭居敬的功劳,是为每一位孝子配了一首五言绝句,其书名叫 《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通行本《二十四孝》则是以赵孟坚的文本为基础,加上郭居敬所配诗,又加了题目、改变了次序而形成的。

  墓葬为凭

    唐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又进入乱世,南北分治的局面再次形成。赵孟坚生活在杭州,他的书不可能流行到北方,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在圆鉴大师编出《二十四孝》以后不久,就生活在辽、金、元的异族统治之下。在长达三百多年时间里,正如《平阳金墓砖雕》所说,山西各地“孝子故事的流传盛极一时”。在郭居敬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流行开来之前,虽有赵孟坚《二十四孝》之书,人们却很难看到,这样,《二十四孝》究竟由哪些人构成,就成为山西人凭空想象的一块空间。这从保存于墓葬里的各种形式的二十四孝图,看得出来。《文物》杂志1997年第2期载有《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据该报告,墓内出土的器物不多,但墓室东、西、南三壁镶嵌的砖雕,非常引人注目。都是人物,分三组,即武士、女侍和孝子。武士和女侍各只有两位,其余为孝子,共二十幅,二十四位孝子。其中可以识别的有曾参、郭巨、元觉、虞舜、陆绩、郯子、田真兄弟(和其弟田广田庆合为一幅)、董永、丁兰、老莱子、王祥、杨香、江革等十五人。同一墓室出土的器物仅一陶制经幢,经文之后刻有“时大宋元二禩 (引者按,原右上作‘日’字)六月十八日记”,准确地记载了它完成的时间,即在公元一八七年,距今将近一千年了。

    这一墓葬在“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之后一百七八十年,在赵孟坚编定《二十四孝》之前一百七十年左右,正好居于中间。这一组孝子砖雕,没有榜题,也没有《二十四孝》之名,却正好描绘了二十四位孝子,可见《二十四孝》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印证了圆鉴大师编《二十四孝》的可靠性。据现在所知,这是最早表现二十四位孝子故事的造型艺术作品。

    据《文物》杂志报道,山西长子县石哲公社出土的金代正隆三年(一一五八)墓壁画二十四孝图,其名单是:赵孝宗、郭巨、丁兰、刘明达、舜子、曹娥、孟宗、蔡顺、王祥、董永、鲁义姑、刘殷、元觉、郯子、鲍出、曾参、姜诗、王武子妻、杨香、田真兄弟、韩伯俞、闵损、陆绩、老莱子。山西永济张营公社出土的金代贞元元年(一一五三)姚氏青石棺刻二十四孝图,名单基本相同,只是少了陆绩而多了王怖。这几个名单成了从“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到赵孟坚编定《二十四孝》的过渡。这是它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孝播三晋

    像这类刻有《二十四孝》砖雕或其他艺术形式的金代墓葬,山西近年发掘的很多。据《平阳金墓砖雕》,长治市安昌金墓《二十四孝》壁画、新绛县南范庄金墓《二十四孝》砖雕、永济市博物馆藏石棺及芮城永乐宫元墓宋德方石棺的《二十四孝》线刻,二十四位孝子是:曹娥、郭巨、赵孝宗、老莱子、孟宗、曾参、丁兰、舜子、韩伯俞、董永、鲍出、王武子妻、刘殷、姜诗、杨香、鲁义姑、王祥、蔡顺、田真、刘明达、原穀、陆绩、闵损、郯子。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座不同墓葬用不同方式书写的《二十四孝》,名单相同。其中赵孝宗当是赵孝之误。赵孝,《后汉书》有传,其弟名礼,两人是悌的榜样。这几处墓葬名单相同,当因它们采用的是同一个脚本。这几处墓葬,都在山西南部,互相间多有交往。金代,特别是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的几十年,平阳(今临汾)是北方文化和出版业的中心。在平阳印行《二十四孝》,发行到晋南各地,是十分方便的。

    据同书,稷山县马村四号墓有一套完整的陶塑《二十四孝》,造型生动优美,人传神达意,别具一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孝子名单是:舜、闵损、郯子、曹娥、郭巨、王祥、刘殷、杨香、赵孝宗(赵孝)、 (此图没有榜题,不能确指)、鲁义姑、董永、鲍出、田真、丁兰、孟宗、 、韩伯俞、 、王武子妻、原穀、蔡顺、刘明达、陆绩。据悉,该处墓葬现已建成博物馆,供人们游览。

    山西南部还有一套金代《二十四孝》砖雕,199812月出土于沁县南里乡西林东庄村,其发掘报告载《文物》2000年第6期。该墓坐东南朝西北,室内通壁施彩绘,大体为黄色。墓室八壁中,共有二十四个框格,内高35、宽1832厘米,嵌饰孝子故事人物砖雕。其砖雕为模制,以白色刷地,以红、黄、赭、青、黑等色敷彩,并以黑线勾勒人物的细部。有部分砖面上残存着墨书题记,标示出孝子故事题目,自墓向始,依壁由左至右为:郭巨、王武子(题“武子为婆割股”)、陆绩(题“陆绩行孝”)、元觉(题“元觉【拖】捭床”)、姜诗(题“姜诗行孝”)、舜(题“舜子亲 ”)、鲍山(题“鲍山背母 【熟】”)、丁兰(题“丁兰剖木为母”)、赵孝宗(题“赵孝宗将小替大”)、杨香(题“杨香女为父骑虎”)、鲁义姑、孟宗、田真(题“田真行孝”)、老莱子、曾子、刘明达、闵子骞(题“闵子骞行孝”)、刘殷、曹娥(错题为“孟宗为母思竹笋”)、韩伯俞(题“韩伯俞行孝”)、董永(题“……思葬”)、郯子(题“郯子为母思鹿乳”)、蔡顺(题“蔡顺为母【采】葚”)、王祥(题“王相卧冰为母【求鱼】”)。

    从众多的墓葬造型艺术看,孝道在山西人心目中是多么根深蒂固!传播是多么广泛!

本文来源:太原晚报20101014;本文作者:董大中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0-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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