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转则罔，不进则退”——完成煤炭资源整合后，转型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实现由“黑色高碳向绿色低碳”、“低附加值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新兴产业”、“二产畸重向三产并举”的成功转型，金融业必将担当重要使命。
一、金融魔力与金融先导的必要性
金融能将僵硬的经济整体合理分离，同时又能有序、灵活地将分离后的个体连为新的整体。在金融魔力的作用下，人类经济能以类似
“细胞分裂”一样的过程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金融本身也逐渐成长为为经济体输送营养物质的“血脉网络”。
货币的出现使
“物物交换”得以实现分离，商品经济的能量由此释放；“飞钱、汇票”的出现，使远距离交易摆脱了铸币运送的束缚，跨区域的资金结算网络由此形成；金融机构的出现，使借贷双方不必相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出现，沟通了现实与未来、实物资产与货币财富、不同国度居民金融资产间的有机联系；各种金融衍生交易产品的出现，又建立起了现有金融产品、市场、网络间的复杂联系。
由此可见，金融既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又是经济发展的发酵剂，同时金融必须先导，先导是相对于金融安排之后释放出来的更大的经济发展能量而言的。
金融先导可以是市场自发的模式，也可以是政府主导的模式，山西历史上这两种模式的成功都很典型，可以借鉴于当前的经济转型研究。
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先导———
晋商金融运作智慧
明清晋商的辉煌已为山西人所熟知，但是晋商采取的金融先导策略却不一定为人所知。晋商的金融先导策略体现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微观指晋商企业集团内部，几乎所有大的晋商企业集团都善于运用金融的力量，比较典型的有太谷曹氏跨国企业集团和太谷贠氏志成信企业集团。曹氏集团总部为专门负责投资的“砺金德”，担当集团的投资部、金融部和财务部的职能，比现在企业集团内的财务公司的职能还要多。投资总部又下设“用通五”、“三晋川”等账庄，分别管理公司在东北、山东的商号。上下级商号间的关系为“母子公司”制，上层商号分别对下一层商号有投资和管理职能。这种金融先行，层层繁衍的公司治理模式，使曹氏商号遍布中、俄、西欧等国，成了当时数一数二的跨国商业集团；太谷贠氏的志成信商业集团，也走了“金融先导”路线，即采取了“票号先行，号中设号，酌赢济虚，联动发展”的连锁发展模式。他们在全国几大地区先开设票号，作为其它分号的总部、管理机构及资金运营的总枢纽，然后票号再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开设丝绸、药店、银号等商号。票号的分号将赚到的钱存入票号，扩充票号的实力；票号或用这些钱再开设它号或垫支库存或开展汇兑等票号业务，同时，其它商号还为票号招揽汇兑、存放业务。这种酌赢济虚、本利相生、联动发展的连锁经营手段，使贠家财源滚滚，生意兴隆，历经200年而不倒；中观层面指在某一地域范围内，晋商根据商业发展的需要，设立了许多当铺、印局、账局等金融机构，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足以说明市场主导型的
“金融先导”模式：1685－1795年间，全国当铺增长速度为48．25％，山西当铺增速就为83．25％；山西当铺占全国1／5之强，居全国之首，而江北当铺皆为山西人开设，占了半壁江山；印局、账局为山西人首创，咸丰三年，山西人在京城开设的账局占账局总数的4／5，几乎左右了京城的金融市场；宏观层面，指跨区域的金融安排，雷履泰首创日升昌票号，被业界赞为
“拔乎萃”、“独居奇”，山西票号凭此将中国商业革命推向了高潮，并担当起了政府财政支柱的角色，全国性的金融网络由此形成，而执中国金融之牛耳者正是山西票号商。
正是这些金融先导策略，创造了山西“海内最富”的神话，昔日贫穷、闭塞的平遥、祁县、太谷等小城镇，也成为全国的结算中心、融资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但是，如果没有外部制度环境的保护，市场主导的金融先导策略，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遇到困难。票号衰亡正是由于内部制度惰性的掣肘和外部制度环境的残酷所致，这是当代金融先导策略应当汲取的教训。
三、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先导———
阎锡山的“省钞发酵”法
上世纪20至30年代，阎锡山执掌山西政权期间，为壮大自己的实力，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措施：1932年前主要完成了清理繁杂货币，划一银币，集中货币发行权力，整顿货币发行市场的举措，为山西经济在上世纪20年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货币环境基础；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为山西制定了“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就是其政府主导的金融先导策略，这些策略有效地使山西经济从战乱摧毁及通货膨胀的泥沼中复兴，推动了山西从农业向近代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转变，并使山西经济靠动员内生力量，在较短时间内跃居全国经济发展前列。阎锡山的金融先导策略及对经济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纵向上在“物产证券”和“省钞发酵”理论的指导下，构建全方位的政府金融体系。
首先，为摆脱金银对货币发行的束缚，并治理业已存在的通货膨胀，阎锡山一面宣布黄金非货币，一面提出“物产证券”理论。即成立“实物准备库”，以收购的实物作为货币发行准备，一物一券，既解决了货币发行准备不足的问题，又治理了通货膨胀问题。
其次，除已成立的山西省银行外，又设立垦业、铁路、盐业等专业银号，形成了建立在实物准备发行基础上的，以山西省银行为主体，辅之以各种专业银行的共同“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的金融格局。
再次，利用“省钞发酵”的方法，将政府控制的金融网络延伸到县和村，形成
“上下贯注，如身使臂，臂使指”的金融体系。在县一级，通过设立县银号、官当铺，及发展商办钱庄等代理机构，延伸金融网络，允许县级的这些金融机构以其资本额的三倍息借省钞，代为发行，并自负发行准备及兑换问题，这是省钞在县一级的“发酵”过程；在农村以村为单位筹办信用合作社，并在各县成立县总合作社。村信用社以土地担保发行合作券在本村通行；总合作社又以合作券总额的20％向县银号息借省钞，作为汇兑基金，供各村社员在外村、外省兑换用。这样省银行钞票这块“总酵面”，就通过“县银号→县级总合作社→村信用合作社”层层发酵的办法活跃金融，实现了信用创造和扩张，并将金融网络延伸到了村镇、地头。
最后，阎锡山还通过大量发行各种地方公债、股票，鼓励股份制企业经营、强制借款、吸引外资等方式筹集资金，满足十年计划所需的资金投入，并形成对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
2、横向上实行金融资本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的联合与互动，形成完整的研、产、运、融、销链条。
首先，实物准备库的设立，除了作为货币发行基础外，还通过收售物资起到了疏通市场、平抑物价的作用。同时，阎锡山政府借此掌握了大量的物资资产，并为其“人民公营事业”拓开了产品销售渠道和市场。
其次，阎锡山的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下辖工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科研机构，由督理委员会统一协调指挥，采用托拉斯和康采恩的方式垄断经营。集团公司内部依据产业链关系实现产融相济，共同发展。如西北洋灰厂的建设资金来自于与同蒲铁路签订的洋灰合同，同蒲铁路局预付洋灰厂50万资金，洋灰厂则在建成后偿付同蒲铁路50万元的洋灰；而同蒲铁路的资金则来自于晋绥地方铁路银号，银号的货币发行以实物准备库中收购的物资为基础，物资销售后收回货币，可以继续用于投资。
阎锡山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先导在短期内动员并积聚了经济力量，推动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但是政府对市场构成的全面垄断，使市场调节功能失效，政策风险成为经济发展最大的风险，容易出现大起大落，巨幅波动的现象。
四、当代金融先导策略思考
山西结构调整与转型长期未遂人愿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山西融资结构与方式、方向调整的严重滞后，金融不仅无法成为经济转型的助推器，反而成了转型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金融先导应该提到经济转型的首要位置。
结合历史经验，我们建议实施政府主导的金融先导与市场主导的金融先导协同推进的策略。即在市场启动阶段要以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先导为主：首先，政府利用掌握财政资金的优势与地方银行合作，先行注入优势发展产业，为市场融资的进入“筑巢、铺路”；并通过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活跃地方股票、债权市场、吸引外资等措施配合政府的政策倾斜来吸引资金进入；其次，政府应着力于稳定、透明、公平、有效的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维护，提供可靠的政策与法律保护，为金融市场的长期繁荣打基础。在市场功能完备、政策保证充分的前提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先导就应成为主流，应积极鼓励各金融机构通过资源整合、金融创新等方式参与到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中来，对贡献突出的要在荣誉、政策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支持，以引导市场的融资导向。另外，金融先导的政策效应与研发、生产、制造、运输、销售等产业链的完整与否、相互融合支持与否有很大关系，因此，经济转型要在着力推进、系统调整的观念下进行。（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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