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在宋代有衰败迹象，迄止元代衰败定局，但这不是说社会不发展，而是从社会格局和横相比较说的。相反纵向比较下来，社会发展超过以往，尤其是经济，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与中国大气候有关。回顾一下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国最早的的经济区大致开始于陕西关中，山西晋南也应该有份，然后经济区逐渐向东、向南移动，河南最富庶之地。因而，历代王朝都城都设立在这种区域内，“古代史上那些国都东迁、西迁的故事，可以说都与基本经济区的演变密切相关”。宋代以后，都城与经济区开始分立，中央政府在北，经济区在南，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超过北方，并逐渐取得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处在高台之上的山西、陕西关中自然被冷落。
如同学者高王凌先生所说，明清以降，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发”的道路，二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关于全域性开发”理解是，版图扩大，人口增多，由一亿到三四亿，因为人丁增加，耕地就开发增多。之前的明末，中国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据史书记载，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地广人稀”，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
这就为农业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这是明清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物质原因。清代耕地得到大面积开垦，原属落后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迅速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同时广东、东北和台湾等地也得到发展。而到民国年间拓荒减慢，新垦耕地主要集中在东北。
当然，山西省也存在这种情况，人口较多，洪洞大槐树移民，走西口及晋人移民内蒙古，反映出山西省人口繁衍较多的一个历史特征。而农业开发在晋中、晋南为突出，晋北因为气候寒冷、水利落后原因，农业发展先天不足。但总的看农业是在进步。
清代以来，中国经济、人口发展迅速惊人，且分布很不均衡，主要在东部地区，高王凌先生认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只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有限的人口、恶劣的气候，在技术不够发达的时代，你的农业经济可想而知。而陕西省作为太祖辈的开发区，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基础较好，但耕地规模、气候、交通均不占优势，加上开放政策东移、南移，与这里渐行渐远，你不落伍才怪，不仅陕西省，就连条件好的多的河南也不妙了。
相反，新区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它们代表了中国未来。这些地区包括东部运河沿线，长江中游地区，还有珠江三角洲及台湾、东北。这就是国土的“全域性开发”，堪称清代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耕地的基础。直到现在，中国仍然大致是这种经济和农业格局，主要的变化是港口的加强及开放。在这种开发中，国家应该投入了许多资金及政策，使得这些地区能够脱颖而出。
除了“全域性发展”，清人创新了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内容是除了粮食生产外，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的优势农副产品。于是，形成几种模式，例如四川模式，除了粮食，蚕桑、棉花及棉布、麻布，红花、烟草得到长足发展，收益都远超粮食种植。四川终于能够养育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
广东模式的特点是“本来的中国稻谷主产区，清代却变成了稻谷的大量输入区”。广东特别是珠三角，走上了一条主要致力于蚕桑、塘鱼、果品、甘蔗等生产以至“民富而米少”的道路。从而实现了农业结构的转变，一跃成为一个“富甲天下”的省份。
江南长江三角洲模式。这个地方在宋代以后，应该属于经济上最值得重视的地方。连高王凌先生认为，“北宋以后，据称京师漕粟多出东南，而江浙居其大半，南宋时更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从此江南就成为中国稻谷的主产区之一。”但江南经济发展并不依靠粮食，起带动作用的，而是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它所带来的影响，也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引发了全国经济面貌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明末，华东、华中和华北初步成为中国三大棉区，其中江南棉区独居首位。而江南棉布的销路几乎遍及中国。清代以后，江南棉布又占领了华北市场，包括山西等地。当然山西晋南也是产棉区，但规模无法与江南竞争。
江南经济的特点是在“工”不在“农”。棉花种植提供为工业原料，而后棉布获得更高利润。高王凌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江南棉区农民的一大半收入是依靠棉纺织等手工业劳动所得。棉布最著名的有无锡、金匮和苏州；苏州、吴江、震泽等地以丝织业闻名；太仓、镇洋、靖江、金坛等地是著名的麻织品产地。而山西省潞安（长治市）也是北方著名的丝绸产地，以潞绸为主打，长治人曾经靠此致富，获利不薄，形成著名的潞商。但时间不是很久，潞绸就消亡了。回想起来，这只是一个个案。而江南仍然是绵织的故乡。
明代中叶后，两湖地区的稻米超越江南地区，“苏湖熟天下足”演绎成“湖广熟天下足”，清代以后，两湖、四川及华北、东北等地的粮食反输江南。18世纪后，一个新的经济格局逐渐形成。其运作方式是——江浙的棉花棉布与长江中上游粮食进行跨区域交换。珠江流域通过珠江水系互易，华北与华南通过运河和沿海航运互易。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这是除了耕地的“全域性开发”外，清代经济发展的又一个特色。这一经济格局对今日影响很大，奠定了现代经济某些格局，如同高王凌总结的，“进而言之，正是它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构成了中国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和现代发展的真正基础”。
与此同时，山西省经济也在发展，由于明太祖减免山西租赋，实施了民屯、军屯、商屯等屯田制，将山西农业发展推向历史上最好时期。民屯者，只耕作不作战，军管民垦。军屯是军队自养的一种办法。商屯首创于山西雁门关内外，明政府开支中，经常长途到山东购粮后再到边地纳粮中盐，商人为了便利，便在边地雇人垦种，筑堡屯聚，形成商屯，所产粮食就地济边。屯田后在全国推广。当明朝屯政逐渐废驰，全国屯田面积减少后，山西有增无减。永乐以后，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两都司分别增长了300万亩。清康、乾时期，山西又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譬如美洲玉米和蕃薯，先在晋南试种成功，逐步向北推广其栽培技术，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
虽然如此，山西的自然地理条件，整体上偏差，气温较低，北寒南暖，地表水资源不足，降雨量少，这些条件限制了农业发展，也影响着当地的租佃关系。综观全省，土地资源呈现不平衡状态，农田以旱地为主，水田很少，仅占耕地面积的5%。晋南农业发展较好，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以麦、棉为主，两年三熟，精耕细作，虽然户均耕地少（30亩左右），但收成较好。晋北耕种条件不好，土旷人稀，土地贫瘠，水资源短缺，广种薄收，效益低下，田禾一年一熟，因为晋北气候寒冷，桑蚕棉麻不能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经济难以自给自足。晋中农业条件介于中间，农民的耕作技术比晋北好，但逊于晋南，属于普通产粮区。
这种状态决定了山西省生存空间有限和农业经济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山西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正是在这种地狭人稠、地气寒冷的状态，山西人不得不另觅他路。觅来觅气，这就是走西口、走东口。于是晋商运用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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