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从某种意义上山西在中国已经出局，而晋商却突然崛起且屹立近500年，被视为回光返照。或者说，晋商作为一个个案，其业绩和影响力令人叹为观止。但晋商的出现无法改变山西在大中国的格局。中国格局是这样：由东西变成南北，如果把北京市政治文化中心，那么东南沿海就是经济、文化重地，而大运河则是起到了连同南北的作用。之后，湖广、两广经济崛起，其粮棉能力甚至超过江浙，当然四川、两淮地区也不可忽视。而山西作为一个省，其最大价值就是处在晋蒙边境、对于“拱卫京师”有很大军事作用。再让人记忆起的就是那些不辞劳苦、奔波辗转，被称为“九毛九”的老西商团了。
陕西与山西同样衰落了。山东因为运河而起到了监控南北作用，一直等到今日。虽然运河衰落了，但津浦铁路又代替了运河在中国的作用，民国、抗战时代，孙美瑶临城劫财车案、铁道游击队的破坏交通活动，都在民国时代引起反响，无一不引起国民政府和侵华日军山东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也反衬出山东地理位置之重要。——它起着阻断或者监控南北的作用。
晋商富甲天下的事实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已经广为传播，更细的表述是中国第一大商帮。它的外向型贸易特点，在除了中国广布外，贸易点达到俄罗斯、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国，活动范围、规模令人吃惊。众所周知，它的发展以明初的开中制有关，显然沾了当时政策的光，当然山西挨近内蒙古民族纠纷区，沿长城一线展开的对80万驻军的后勤供应为山西人提供了绝好先机。商人通过辛苦，以实物运输到边关来获得国家的盐专卖，而后持盐引到指定盐场（比如两淮、两浙）换盐后，再到指定地区销售。如此来回周转，贸易越转越大。明中期，晋商成型，随着形势改变，他们的活动路线向外、向内发展。向外最经典的是向北发展，这就是走西口（山西右玉县杀虎口）、走东口（河北张家口），向内蒙古拓展，清代，又向外蒙古拓展，而蒙俄交界处的恰克图逐渐成为北部贸易的重地。再以后，晋商挺进到俄罗斯进行贸易，这就是从边关贸易到长途贸易。而贸易内容早已由盐变成茶马互市和更多商品……。
不仅如此，晋商其实是全方位贸易，向四边展开，除了华北，首要往两淮两浙发展，主要是谋盐。晋商在东南沿海、西北均有一定的影响力。论及北部地区，其贸易能力之强，无一商帮可与之相比，其实力相对接近的是陕商(又叫西秦商人，号称“天下第一商帮”)。相比之下，河北商人就要逊色许多，这个区域与山西一样都与内蒙古为邻，共享地域优势，也参与了边塞贸易（河北人称之为“跑草地”），但没有做到晋商气象，其中原因，众说纷纭，但均难以服众。即使在广东行商控制的海洋贸易中，也有部分晋商的资本。这些查阅史料，能够悉知。
票号是晋商发展的高级形式，专门从事汇兑业务。可以说是晋商智慧的最高成就了，让历史不能对这伙来自高台之上的群落有任何一点小觑。但票号不是现代金融手段。时下正在走红的韩毓海先生看得深刻，他分析，因为中西方不同，清政府一般不向商人借贷，仅有100万两白银记录。晋商不投资于战争，没有做战争这桩最大生意的能力。西方金融不是这样，它向政府提供借贷，用以战争，而后由国家政府提供财政税收保证，尤其以海关税为保证，或者发行货币和国债，这就导致金融资本家对国家形成影响，资本家的海外贸易产生出跨国贸易的大财团，如东印度公司。反过来，它们也能够借机控制弱国的财政金融能力。比如为发动战争国提供资金借贷，为战败国提供赔款借贷。中国在近代以来，深受此苦，财政金融完全被西方所控制。
相比之下，晋商无此能力，它无法左右政局。它只能作为朝廷的一个小伙计出现，只能看主子眼色行事，没有独立人格，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它所擅长的是官商勾结，附庸于国家统治者的肌体之上。不要说它与欧洲商人相比，就是比起明末中国的海商来，也有明显不同。如南昌大学教授陈东有先生总结的：
历史上的徽商、晋商与东南海商存在很大差别，後者往往发展成商业─军事混合体。我们还发现：传统农耕社会的军队向来用农业赋税来维持，作为海商势力代表的郑成功集团的军队却用商业利润来维持。‘中国海洋社会’的思路为阐述上述历史现象，提供了准确的理论分析框架。
海商往往与军事、掠夺有染。海盗就是其中的一个形式。而更高级形式是海商、军事、政治合为一体，发育最高级的就是如郑芝龙、郑成功家族代表的海商集团。它不仅与日本、荷兰和南洋作海外贸易，也形成了庞大的海上家族武装，最后郑成功在台湾形成割据政权。而海商、军事、政治三者是互相支持的。与西方商人集团比，它的不足是没有形成意识形态体系，法律、金融等体制欠发达，这是中国海洋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欠缺的地方。晋商与之相比，其单一性、传统性明显，与资本主义金融有着明显不同。对于晋商，无论其多么辉煌，它都没法独立存在，这是其局限之处。
晋商富有，带给山西人的实惠难以计算，山西因此而名声雀起。比如资金、就业及文化习俗上，开风气之先。但具体分析，晋商富有不能代表山西人普遍富有。山西的自然环境和农耕条件并不突出，比起发达地区来有很大差距。山西普通贫民百姓比起江南富裕地区来，生活上应该有较大差距。现在有些学者和地方人士说：山西海内最富。这个观点有些绝对，要把它放到特定的概念下考察。从个人财富积累看，山西有一大批国家级的富人，这就是晋商。但从商业化和城镇化考察，山西并不很突出。学者高翔对此有宏观的认识：
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发达地区，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国社会商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镇，以及广州、临清、汉口等工商业中心，大商人及商帮的出现，正在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分工（如“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注：《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二年八月王景灏奏。），“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注：《切问斋丛钞》卷一六，尹元孚《敬陈末议疏》。河南布政使杨国桢重刊，同治金陵钱氏藏本。）等），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以今日思维评估，应该说山西当时的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并不算特别发达，且规模有限，第二产业（手工业、建筑业）具有一定优势，尤其是盐铁煤及系列手工业的制造（如潞绸、酒类、皮革、陶瓷、药材、硫磺），很有特色，但规模一般不够大。而晋商兼有第二、第三产业的特性，把手工制造和流通经营得淋漓尽致。这是山西省明清产业结构的特色。
即使在山西内部，也存在着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历来是晋南、晋中相对富裕，晋东南次之，其他地方更差。民谣说：欢欢喜喜汾河湾，凑凑乎乎晋东南，哭哭啼啼吕梁山，死也不出雁门关。由此分出四个等级，最差的就是雁门关以北地区，即今日之大同、朔州。以经济能力观察，这里及忻州市仍是山西省的经济弱区。
晋商虽然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巨大，对于民俗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对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改变不是太大，对于山西的自然环境更是无法影响。其原因在于其一般不投资于实业（唯一一次1905年保矿运动，虽然政治上获得成功，但经济上收效不大），资本主要在流通领域活动。利润空间有限、投资周期长是其漠视实业的内因。资本也转向购买土地、设置典当行，说白了就是做地主、放高利贷，从中可以看出其保守性、投机性，细究，还是与它的封建色彩有关。如果它不是封建附庸，就没有晋商这个商帮出现了。这点它不能与国内外资本家相比，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
一俟晋商在中国垮台，山西又回到从前，还是以前那个纯朴、自然、落后的样子。晋商给我们启示，如果不从科技手段、创新能力、政治体制和产业结构上做系统调整，仅靠流通领域的运作是不能跟上、改变我们这个地域和时代的。而且对经济有负面作用。
这是一种畸形社会结构。山西省第一、第二产业并不发达。商业异常厉害。有资料显示，经商人口居然占到山西省的25%（见《山西通史》中华书局）。形同于靠商业立省。这并非晋商的错，而是由社会形态决定的。清前期，山西与中国一样，商品经济也呈现出较高程度繁荣，但没有资本主义化，而且仍然与封建主义千丝万缕，这是中国社会的“黏糊”和“迟钝”之处。有学者称为社会的“静止”状态。面对西方市场进入及洋货倾销，留晋的晋商虽然与之对抗，但无力改变颓势。最后的晋商，它只能与旧体制共始终，直到新的体制将其替代，而晋商也就是“旧体制陵墓中的兵马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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