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山西这个地方愈到古代愈厉害，人类活动的遗址多而早，文明发祥早，邦国形成早，国家争霸实力强，人才出产多，政治军事价值很大，但越往以后越差，其地位排序愈来愈落后。这种历史轨迹呈现出与时代的“逆时针现象”，与沿海、沿江地区正好相反。这也是内地、山地往往具有的宿命——越古老越落后；越悠久，越缺乏活力。当然这也包括陕西省。朦胧地说，山西在宋代就已呈现出败相，元代已经走向衰落。呈现在20世纪以后的山西省，就是一个古老而发展迟缓的山地部落，一个封闭而脱离中国大势的地域。
这种衰落不应该是一种纵向的反流，而是从宏观和横向比较说的。相反，山西省在宋以后，尤其明代以后，与全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获得飞速发展，不是过去的历史态势所能比拟的，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它在中国的地位、影响力越来越微不足道，越来越被人忽视。当然，它偶有惊人之举，但惊人之后仍然归于平淡，不能改变山西颓废这种态势。
究其原因可能很复杂，角度不同，看法就会不同，几乎是一个人一个说法。
常规说法是南北大运河的频繁使用，导致了中国经济文化地理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分别北移和南移，各种政策、经济、文化要素都倾斜到运河沿线，山西本土隔太行山与之渐行渐远。为何东南地区会成为新的经济文化中心呢？我以为，一是南宋朝廷南迁导致中原移民潮，移民带去了许多中原技术、信息和人才，对于江南开发促进很大；二是南方气候、水土比起北方来具有优势，且水网密布、水运发达。相比之下，北方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农业条件较差，而山西在北方地区除了比内蒙古略强，几乎为最差。宋代社会的发展主旋律自然与山西渐行渐远了。
即使这样，山西的农业经济仍得到飞速发展。而导致明代山西经济没有与中国拉大的原因还有手工业的发达。这种工业其实是资源经济和传统手工业的综合体。早在宋代，山西的挖煤就在中国凸现出来，加上冶铁、制盐等大宗产品的专卖，为山西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是省内区域经济的严重不平衡，导致山西人民除了汾河一线发展条件较好外，其余地方地狭民稠，出路狭窄。在此困境之下，明初在明与北元边界（沿外长城一线）附近实行的开中制，为山西人提供了绝好的经商先机，这就是长城沿线的单边贸易。这也是山西在优势尽失的情况下，仍能有所作为的地方。我称之为“回光返照”。
关于晋商崛起，其文字实在是太多了，我就尽量简洁而评。晋商崛起仰赖于明战略重心转移，由南部海洋贸易（以福建为主）转向北疆与北元的军事对峙，而服务于军事的军饷商贸随之出现，这就是山西人发财的绝好机会。在这次经商运动中，晋北成为这次军事商机的中枢之地。起初贸易只在商人与明驻军及家属中展开，商人为他们提供粮食、日杂品等后勤保障，以换取国家盐专卖；后来1571年以后，明与北元罢战言和，北元领袖俺答汗表示“愿世为外臣，贡方物”。于是，双方在辽东、宣化、大同、甘肃等地互市，这就是俺答封贡，说白了就是北元请求通贡，明朝给以经济援助，在军事控制下搞一个双边贸易。明以茶、布、铁锅等换取北元的马驼、牛羊、皮毛、金银铜等。
后来，晋商活动越做越潇洒，由军事贸易到自由贸易，由边贸到长途贸易，由独霸北方到染指东南、海洋，气象万千啊。以至于连皇帝都认为，老西善贾。这种超大规模的商业现象，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清时期，晋北几乎无战事，蒙汉几成一家，清朝对蒙地的开放和开发，《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等等，对商贸活动提供了契机和更大的平台。商贸活动愈演愈烈。晋商足迹征服了东北之松辽平原，西北之河套地区，并挺进到俄蒙交界之恰克图，与欧洲人大作生意，把边贸做成了长途贸易。而往南染指了江南及岭南，其中的皇商独揽了与日本的洋铜贸易。当然，贸易范围还远不至于此。总之，晋商在清代的社会里如鱼得水，活动量、业务量惊人，在北方一花独大，称雄当时，其力量几乎无出其右者，在南方与徽商、粤商共同占有海内外的市场份额。后来晋商又由实物贸易发展出金融机构——票号，把商贸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后人不曾料及的事实，然而查阅史料竟然是真的。
但是，山西省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已经愈来愈黯然失色，总体上风光不在。晋商的辉煌不完全能代表山西的状况，除去这伙无处不在的“求财者”，山西人留给世人的印象仍然有些木讷，有些贫困，有些不跟时代。而这一切与它的生存环境有直接关系。
1840年近代以降，山西省远离中国大局，沦为“居于高台之上的一名看客”，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后来，阎锡山时代，山西省是中国的模范省，建国以后，山西省的经济指标也居全国的中上等，山西也被定为国家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在大工业布局和资源发掘上受到重视，但这种重视带给山西人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思考，一种不愿接受又默然无言的事实。然而，这种尴尬局面已经套在山西人的头上而无法打破，虽然山西天天喊着“产业结构调整”“
追求可持续发展”，但面对这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谈何容易呢？！
如同一个人一样，衰败与强盛两股反方向的力量同时出现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只是哪种力量占据优势而已。山西的衰败，首先是地理的没落，已久由此而来的山西被主流政治力量的抛弃。
回溯远古历史，几次迁都就是山西衰败的征兆之一。
第一次，是韩赵魏三国迁都，在战国时代，他们不约而同从山西的肇始地搬迁，目标是东部、南部之中原。韩国从平阳（临汾）徙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后来又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总共三次。魏从安邑（今山西夏县）→大梁（今开封），赵国由晋阳（今太原西南）→中牟→邯郸。从路线图观察，属于东扩、南下。
为何它们在山西平台上呆得好好的，干嘛要去河南折腾呢？这个后人早已做过分析，三国迁都原因各异，有避乱说，有受秦军威胁说（比如魏），但他们选择离开山西，到华北平原去，说明山西地形逼仄狭窄，经济能力有限，且交通不便，国土缺乏战略纵深，不利于国家做大做强，而邯郸、开封等地正好处在中原腹地，便于向广袤的华北平原发展，这就是三国抛弃山西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古人就知晓山地的局限性，它的封闭狭窄逼仄，不利于成就大国气象，必须到大平原上去。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反复证明，韩赵魏的目光没有错。若要成就大气象，就不能固守山西一隅，得向山下的大平原拓展。更何况那时是一个自由竞争角逐的时代，你有力量你就使，那么多土地原本属于周王室的，你不拿白不拿。对于它们，山西只是一个孵化室，一个温床，但不足以成就大气候。若成气候，必须走出去！
很遗憾，这三个国家也未成了气候，最终被秦所灭，那可能是其他原因所致。不能否定它们当初的眼光正确。
第二次抛弃山西，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十月，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众所周知，大同是晋北军事重镇，鲜卑族根据地，城建规模宏大，即使今日你看看华严寺、善良福寺院、云冈石窟，你就清楚大同作为北魏都城的气象了。连他的祖母冯太后也葬在附近。然而，这个孝文帝竟然不顾王公将帅反对，要抛弃祖庭，远离祖先坟茔，定都洛阳，其中原因何在呢？
这种超常之举，自然引发了当时的贵族反对。孝文帝如何讲？他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的意思是，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地，搞改革很困难。而洛阳就不同了，这里自古是帝王看好的地方，有河洛文化作为基础，正好可以在中原大有作为。
这番话包含了复合式观点，拆分开就是：迁都是统治中原、与汉族势力的合作，加速封建化进程（进步）；也是南扩（征讨南齐国）的需要，追求汉文明、减少改革阻力的需要，洛阳交通发达，气候温暖，兼有漕运，粮食供应不成问题，又是南下的跳板；而大同由于处在高原之上，位置偏北地寒，粮食产量有限，就没有这些便利了。
如此一回味，孝文帝确实是英明之举，即使延至今日，我对他仍然充满敬意。遗憾的是，迁都并未挽救北魏，这个北方强国还是很快就灭亡了。其中原因值得反思，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这两件事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山西可能是国家的发源地之一，但山西不足以定都，只能偏安一时，成就国家大事得离开山西，到平原上去。这是历史反复出现的启示。为什么呢？重心转移，山西的物产不足于养活一个大型王朝，加上交通信息闭塞，版图有限，很难做大。再以后，大运河兴起，国家急所东移，而后沿运河一线展开；近代以后是沿海、沿江经济文化兴起，山西更是找不见北。一切就此铸定。
为何古代辉煌？
现有的历史结论是——中华文明产生于许多个点，尤其是挨近黄河中游地区的河谷和台地值得我们重视，它是文明的主源。当时的文明发祥地几乎是静止的，在安静中孕育、长大，而不是今天的文明特征——主要靠市场交流。山西具有这样文明发祥的条件，尤其是晋南黄河臂弯处，它们与豫西（三门峡、洛阳）、关中（西安、咸阳）构成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发祥地。这里具有河流、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等优势，还有几样重要物产支撑，如盐池的盐，中条山的有色金属等等。文明最早从这里发生。而后文明顺着汾河向北延伸，山西的几个盆地也得到影响，比如临汾盆地、太原盆地等。今日看来，晋南东侧的晋东南也值得重视，尤其是上党盆地和沁河河谷地带，这里的考古发现虽然明显不如晋南，但这里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和神话传说，比如、愚公移山、炎帝活动等，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学者刘毓庆先生经过考察后，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文明初始晋东南。思维和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在真相弄清之前，我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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