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代出产名人很多，堪称文化昌盛之地，论其影响，应列在中国省份的第一方阵末（前八名）。与华北省份一样，这里的人才出现的早，且种类齐全，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人才，异常丰富。每一个领域都有当时中国的拔尖人物。你比如政治家、春秋霸主之一晋文公重耳、唐代女皇帝武则天，思想家荀子，军事家卫青、霍去病、郭子仪，诗人王勃、王之涣、王维、白居易，文学家柳宗元、罗贯中，史学家司马光，高僧法显，最著名的军人关羽，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白朴等等，随便就能开列出一个名人单子，可谓星汉灿烂。
检索其文化名人发展脉络，尤以唐宋以前为丰富，元代之后，晋地文化一落千丈，“几成文化沙漠”。人才明显减少。究其原因，有人认为与重商轻文有关，晋商崛起，导致全民皆商，斯文扫地。这只是表征，还是与经济地理和历史大势有关，中国重心已经南移，离山西愈来愈远，山西受到的方方面面辐射愈来愈小。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愈来愈发达，山西受地形制限越来越明显，本身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难以讨到便宜。一方面是晋商崛起，富甲天下；一方面是人才寥落，后继乏人。这也说明，山西人由重精神变成重物质，由理想主义变成了存在主义。
元代以后，名人寥落，但也有元好问、白朴、郑光祖、罗贯中、傅山、阎若璩、陈廷敬、徐继畲、孙嘉淦、于成龙等。民国以后，山西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个小繁荣，首先是留学生很多，其中又涌现出一批翘楚人物，如阎锡山、孔祥熙、赵戴文、傅作义等等。民国人物的大量涌现与庚子赔款和西洋人倡导的留学潮有关，染有浓厚的开放色彩。庚子赔款对于中国人，那是一个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和劫难，一个痛苦的符号，但它也有益处，比如对中国40年留学欧美日就起了推动作用，我的母校山西大学也因此而诞生。庚子赔款可以理解为一种西方的政治倾斜，而李提摩太是其中的功臣，留学生被称为“庚款生”。这股留学潮为山西培养了数千留学生，造就了大批军政文科人才，也培养出一批文化名人，比如景梅九、耀月、王用宾、冀朝鼎、李健吾等等。但是百年前这些真正的大腕并不出名，人们后来聊起山西文人，首先想到的是山药蛋派。
而后红色文化在山西兴起并建政成功，造就了一大批红色精英，加上早期人物如高君宇、彭真、徐向前、薄一波、华国锋、李雪峰、陈永贵、纪登奎、赵树理、李顺达、申纪兰等等。这些人物以政治、军事、劳模为主。他们的出现，与内外战争、社会秩序混乱这个大背景有关，所谓乱世出英雄。这种“出身寒微，但角色惊人”的现象在历史上比较少见；而其次成千上万军政人才的崛起，是所谓“放牛的赶上机遇熬成了将军”。整整80年，这批人才及其后裔仍然活跃于山西及中国的各种舞台上。
那么，山西之外的人才生成环境如何呢？
现在，我们站到历史中国的大格局，来评述一下有关省份的文化名人，这样更能使山西有个参照。根据一般历史的看法，山东、河南、江西应该在第一方阵，他们在明代前更突出一些；江、浙、晋、湘、闽、冀应在第二方阵，除了河北、山西，多数在近现代尤为突出；下来就是湖北、四川、广东这些地方人才来势凶猛，愈来愈厉害，充分反映出人才南移和沿长江中上游移动现象。现在，我们来具体讲。
清代以前，山东、河南名人应该最多，两地难分伯仲。山东为齐鲁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首先崛起的文化中心，涌现了一大批奠定中华文化的基脉人物，尤其儒家学说发轫于此，齐鲁学风也为历史所景仰。可以说，山东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源；在诸子百家时代表现优异，如孔子、孟子、孙子等等，人物为超一流，对中华文化及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随后的表现虽有起伏，隋唐五代时期相对低迷，但之后继续有上佳表现，一直到明代，在北方一直最出色。其中有诸葛亮、贾思勰、王羲之、刘勰、颜真卿、张择端、辛弃疾、李清照、戚继光、蒲松龄、孔尚任、刘墉等等。中国如果选五个文化大省的话，山东理应占有一席。
河南在诸子百家时代的表现也很突出，比如老子、庄子、范蠡、商鞅、李斯、苏秦、吕不韦、石申等，这些人物出类拔萃，但从总体质量及对后世影响上稍逊于山东。河南在文化名人数量上占有优势，位列中国之最。秦汉到北宋前期的一千多年里，地处中原的河南一直稳居中国文化中心，曾有“天下名人，中州过半”的说法；盛唐时期达到辉煌的顶点。北宋中后期之后，河南丧失了其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人才产量、质量下降，但相对于北方诸省，包括山西，仍然具有优势。除了上述人物外，先秦以后有晁错、张仲景、张衡、阮籍、谢灵运、玄奘、一行，吴道子、杜甫、韩愈、刘禹锡、岑参、白居易、元稹、李贺、李商隐、程颢、程颐、岳飞、侯方域等等。
第二梯队应是江西、江浙等地。江西号称“文章节义之邦”，与北方几省相反，宋代以前，所出人才平平，主要有陶渊明，但北宋中后期以后迅速崛起，取代河南成为文化中心。就诗家而言，“唐诗大家胥出中州”，宋诗而言，“宋诗大家胥出江西了。有人总结过：唐有“李杜韩白”，三位河南人一位四川人；宋有“欧王苏黄”，三位江西人一位四川人。宋明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二个诸子百家时代，江西人是其中的主角。比如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陆九渊、杨万里、姜夔、文天祥等，这些精英开宗立派，叱咤风云，引领潮流。使得江西人文达到极盛之期，对中华文化的进程贡献极大。
元代至明初，江西文人承宋代之余烈，在正统的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仍然首屈一指，之后也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运行。元代以来江西所产的著名文化名人有马端临、吴澄、虞集、罗贯中、罗钦顺、汤显祖、宋应星、魏禧、朱耷、蒋士铨、陈三立、文廷式、李瑞清、陈寅恪、萧公权、傅抱石等等，亦可称得上超超玄箸矣。
浙江、江苏经常合称江浙，说明这两个地方在许多方面的趋同性。宋元以来，浙江的人文表现一直很优秀，但明代成化年间之前不如江西，之后，终于大大超越江西了。稍后，江苏也先后超越闽赣；共同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江浙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并一直保持至今！于是有人说“用人才辈出、经久不息来形容浙江决不为过”。仅明清以后的名人有刘基、方孝孺、于谦、徐文长、施耐庵、黄宗羲、袁枚、龚自珍、吴昌硕、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秋瑾、鲁迅、丰子恺、潘天寿等等。
江苏与浙江相较，有种比学赶帮超的味道。宋之前，江苏略胜，尤以两晋及南北朝最为突出，领先于南方诸省。宋元时期发展减缓，远不如浙江。明中晚期以后，江苏文化重新崛起，再度超越浙江，成为人才密集度最高的省份，近代，浙江又有反超的迹象。明清时期江苏文化名人有高启、顾宪成、徐霞客、文征明、董其昌、祝允明、吴承恩、归有光、冯梦龙、陈子龙、郑板桥、金圣叹、顾炎武、钱谦益、赵翼、刘鄂、徐悲鸿、梅兰芳，人才不胜枚举。所以，有人说：五个文化大省里不能没有江苏。
接下来就是湖南了。湖南古称“三苗”，近代以前，湖南在历史的河流中一直默默无闻，文物教化远逊于中原及东南地区，乃不争之事实。所谓“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即是古代湖湘乏才的真实写照。1850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湖南只有东汉蔡伦，唐代欧阳询、怀素，宋代周敦颐，元代欧阳玄，明代李东阳，清初王夫之等人有名气。但之后的150年，湖南变了，完全是异军突起。一批湘人先是从军事起家，而后“由军事而政治，由政治而文化”，可谓人文蔚起。中兴名臣有之，民国人物有之，红色革命者有之。主要有何绍基、王闿运、谭嗣同、杨度、程潜、沈从文、琼瑶、龙应台、曾熙、谭延闿、齐白石、贺绿汀、黎锦晖、谭盾、田汉、欧阳予倩、蒋廷黻、黎锦熙、陈子展、刘大杰、杨树达、余嘉锡、曾昭抡、周立波、李泽厚、周光召等。称之为名流辈出，决不为过。其中领军人物应该是曾国藩、黄兴、毛泽东。
还有福建。福建的文化起步时间与江西接近，最鼎盛期也在两宋。理学四大学派中闽派为一。那时的文化名人首推朱熹（安徽徽州人，生长于闽地），还有柳永、元帧、杨时、游酢（杨、游二位还整出个“程门立雪”的故事）、罗从彦、李侗、蔡元定、刘勉之、胡安国、罗从彦、廖德明都是理学名家。此时的福建杰出之辈数量上不及浙江，影响上远不如江西，但基本是同一阵营。元明及清代中前期“给人印象是名家众而大家稀”，有人研究认为——这600年中福建能称得上杰出者只有杨荣、李贽、余大猷、李光地、郑成功、施琅以及不甚光彩的洪承畴等几人。晚清后情况大变，这里是人文蔚起，你像林则徐、陈化成、沈葆祯、严复、陈衍、陈宝琛、陈嘉庚、郑孝胥、林语堂、辜鸿铭、冰心等等，都是与海洋、与现代背景有染，从中可见其地利的影响，近代西方与大陆的碰撞才造就出这样一批俊才。而影响最大、最符合民族审美的自然是林则徐。
该说河北了。河北是近1000年就是近畿了，其南部为中原之一部，又是大平原，地理位置优越啊。其实河北出道也很早，几乎可以与第一方阵那几个有一比。据缪世鸿《历代杰出专家学者的地域分布》表显示，宋以前，河北人才数综合排名居第四位（列于豫鲁陕之后）。但其大才极少，甚至远不如综合排名列于第七的山西。宋之前，其著名才俊有扁鹊、董仲舒、刘琨、祖冲之、郦道元、卢照邻、高适、刘长卿、贾岛等。两宋时，人才下降，其排名列于十名之后。后人才数量有明显回升，“在北方诸省中，始终保持前两名之位置（元代时，甚至居于各行省第一）”。其代表人物有郭守敬、马致远、颜元、纪晓岚、翁方纲、张之洞、李大钊等等。寻其人才提升因，大概与其元代之后跃为畿辅之地有关。对于其人家杰，还是人家自己清楚，近些年河北省文联和省内部分媒体联合评选了一回文化名人，并将其归纳为“四美””“八英””“十圣贤””“十八才子”。四美不提，说八英有趣，比如战国廉颇、荆轲；三国张飞、赵云，南北朝祖逖、高长恭；卢俊义和霍元甲。早就听说河北人有侠气、好结朋党，所谓“燕赵儿女慷慨悲歌，勇于为国家、为正义牺牲”也。略微补充一下，与荆轲齐名的还有高渐离、樊于期、田光等。“十圣贤”有黄帝、赵武灵王、蔺相如、刘备、魏征、赵匡胤、张之洞等等；“十八才子””为扁鹊、荀况、郦道元、赵佶（宋徽宗）、赵孟頫、郭守敬、关汉卿、王实甫、曹雪芹等等。之所以没有完全列举，那是因为重复。
湖北为荆楚文化之腹地，其文化起步为南方最早，几乎与中原同步，先秦时，出现了屈原及宋玉、唐勒、景差、伍子胥等文化名人，南方诸省中，如此捷足先登，绝无与之比肩者。只可惜后劲不足，在以后表现平平。秦汉至清末，其出产文化名人主要有王昭君、陆羽、孟浩然、毕升、皮日休、米芾、宋祁、张居正、李时珍、袁宏道三兄弟、陈友谅等人。对此，梁启超任给湖北的评价是：“学者无闻”“学者希焉”。清末以后，人文环境亦随之改观。名人辈出，像黄侃、熊十力、王世杰、李四光、汤用彤、李济、闻一多、徐复观、曹禺等人之出色表现，令过气的鄂省增辉增色。其情况大变，有人说与干臣张之洞之苦心经营有关，也与沾民国首义区之光有关，我觉得还以清末长江中游之开放有直接关系。至于政治军事人物更多，民国后有黎元洪、董必武，仅红安县就出了223位红色将军，杰出代表为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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