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考古》杂志举办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论坛·2003”，将全国考古界专家学者聚集到北京，为2003年的重大考古发现成果进行论证和点评。位于汾河畔的文明之源———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因其发掘成果证实了《尚书·尧典》中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并将中国古代观天授时的实际操作考古实证上推到距今4100年前，引起中外考古界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为了解陶寺城址的考古重大收获和重要意义，记者专程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采访。
负责陶寺考古发掘并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宋建忠介绍：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是我国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史前遗址。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主要收获是发掘了1300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不同类型的随葬品，包括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和惟一的一件铜铃等。此外，在一个灰坑中的陶器残片上还发现了朱书文字。可见，陶寺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少量文字已经产生，这些重要的发现为研究中国龙山时代社会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发掘并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何努先生《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称，破译了陶寺H3403扁壶上朱书而字为“文”，再考虑扁壶破茬周匝涂朱，我同意罗琨先生的解释：两字之外，沿残边涂一同的划界，可以表示四极以致上下，正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寓意（《陶寺陶文考释》）。因此，何努先生认为扁壶朱书“文”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甚至可以说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这正是原始书写体系向成熟的书写体系过渡时期的特点。
诚然，陶寺晚期的人为什么要将追述唐尧功绩的脚本写在出土的陶扁壶的破片上，庄严的内容与随意的外在形式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了解和参加了陶寺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宋建忠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低下的角度谈了陶寺考古的重大收获：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而占墓葬总数90％的小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应是社会的平民阶层。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分层已很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因此，陶寺遗址一经发掘便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根据对陶寺遗址的时空分析，学者们很快将其同传说中的唐尧联系在一起，初步认定它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识的日渐统一，有关陶寺遗址的讨论也趋于沉寂，似乎人们已渐渐淡化了对陶寺遗址的重要性认识，好像陶寺遗址的使命已经终结。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
2000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结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呼之欲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考古界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华文明研究热潮，不负众望的陶寺遗址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200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揭开了陶寺遗址考古的第二轮序幕。2002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陶寺遗址被确定为项目的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结构”。作为“探源工程预研究”与“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的重点专题，从2002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工作，使陶寺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这无疑给本已重要的陶寺遗址又加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
两年来，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与重要遗迹的发掘，共钻探320000平方米，发掘1511平方米。2002年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又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入口。尤其是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其建筑形状奇特，原为三层台基，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记者在采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金鸣的时候，他说了一段特别有价值的话。他说：陶寺城址是迄今发现夏代之前规模最大的城址。包括中期高级贵族墓葬、晚期数十个身首异处和惨遭迫害的人骨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业已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陶寺城址及其一系列新的重要遗迹的发现和确认是陶寺考古的重大收获，同时也无可争议的成为中华文明探源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现在来看，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等，更重要的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如果“观象台”的推测不误，则可证实《尚书·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可将观天授时的实际操作考古实证上推到距今4100年，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时期天文历法知识系统的实际认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再从聚落形态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陶寺遗址不仅具备了这些要素，而且还有城垣、“王墓”、文字、铜器等文明社会的一些要素。显然，陶寺已具备了早期文明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应该说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因此，它也就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的遗址。
石金鸣对陶寺城址考古成果及其出土文物的一席之谈，不仅确定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为“五千年文明看山西”道出最有价值取向和说服力的考古见证。石金鸣称：陶寺考古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仅对中华文明探源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促进山西省委宣传部倡导的“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活动，及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部署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三年前，省委宣传部提出“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时，我们对陶寺遗址的认识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水平，对陶寺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文明化程度尚不能肯定。但是，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重申“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不再是虚幻和动摇的，而是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根系不在别处，就在山西，就在陶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