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史前遗址。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主要收获是发掘了1300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随葬品。2002年，经过第二轮发掘，确认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这些重要的发现，为研究我国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陶寺遗址的主要发现
1978年至198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从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看，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彩绘龙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而占墓葬总数90％的小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应是社会的平民阶层。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已很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因此，陶寺遗址一经发掘便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根据对陶寺遗址的时空分析，学者们很快将其同传说中的唐尧联系在一起，初步认定它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识的日渐统一，有关陶寺遗址的讨论也趋于沉寂。
2000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结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呼之欲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古界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中华文明研究热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揭开了陶寺遗址考古的第二轮序幕。2002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陶寺遗址被确定为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结构”的专题。作为课题的实施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联合对陶寺遗址进行了两个年度的发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
两年来，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钻探与重要遗迹发掘，共钻探32万平方米，发掘1511平方米。2002年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等。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又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入口。尤其是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其建筑形状奇特，原为三层台基，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中国史前“第一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城址的发现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发现50余处，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内蒙古中南部、湖南、湖北及成都平原一带。其中，河南和内蒙古发现了20余处，但地处河南和内蒙古之间的山西在陶寺城址发现以前却一处也没有。人们对地处中原的晋南，尤其是陶寺遗址没有发现史前城址感到十分茫然。大家认为，陶寺这样高级别的聚落是应该有城的，因为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而今天的发掘结果证明，陶寺不仅有城，而且有中国史前最大的城。经过两年的全面钻探和局部解剖，我们已经知道陶寺城址经历了早期小城（面积56万平方米）到中期大城的发展。早期小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位于中期大城的东北。中期城垣在早期小城基础上向南、向西发展为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1500米的大城，面积达到近280万平方米，超过此前面积最大的石家河城（170万平方米），一跃成为中国史前“第一城”。同时，在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等重要遗迹，极大丰富了对陶寺城邑设计、规划、功能等方面的认识。此外，在大城南端凸出的中期小城内还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的墓地，并发掘了其中的一座大墓，出土随葬品72件套，墓主人极有可能是“王者”级别的人物，应当与早期大墓主人的身份相同。
20世纪80年代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陶寺文化，但这一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对1300余座不同规格墓葬尤其是对早期大墓的发掘基础上的，在对整个聚落的把握上难免缺乏整体性和准确性，而陶寺城邑及中期大墓的发现则弥补了我们对陶寺文化总体认识的不足。尽管陶寺城邑经历了早中期的变迁和后世的废弃破坏，但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仍呈现出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从这些重要的遗迹和城垣的规模可以看出陶寺城邑的宏伟气象，特别是宫殿区、祭祀区、仓储区及墓葬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更说明了陶寺不仅是一座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气势宏大的都邑，应该就是“尧都平阳”之所在。
陶寺文化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载体
通过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热点。从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我国，这种探索便随着考古的新发现深深地改变着我们的古史观和文明观。从盲目的疑古到科学的考古，从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到多元一体论，这些认识观的重大改变均源于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今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有关中国文明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内在动力等问题还有待考古学的进一步回答，文明起源的研究仍方兴未艾。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的文明并非只有中华文明，但其他古文明都早已成为失落的文明。而中华文明至今未曾有过断裂，一直迤逦绵延了5000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特别是我们今天所沿袭的文字、历法、礼制、道德规范等，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唐尧时期就已具雏形。陶寺考古无疑为研究这一过程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实证，并且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比如，2003年陶寺最重要的发现———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发掘者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此圆体建筑就应是中国最早的观象台。据记载，唐尧时代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还亲自下令派遣羲和、羲仲管理历法与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只能来自长期的实践经验。如果没有科学的观测与记录，显然总结不出这些亘古不变的规律。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恰恰证实了“观天授时”活动的存在，印证了《尚书·尧典》上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时期天文历法知识系统的实际认识，无论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还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唐尧时代虽然是一个酋邦林立的时代，但多数酋邦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和性质。其中，尧的酋邦无疑是当时最为强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因为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从聚落形态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显然，陶寺已具备了早期文明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应该说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的遗址，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