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各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南下，南下》，激起了许多南下干部的回忆。
1949年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实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从华北等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参与新解放区的政权接管和恢复建设工作。从山西各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晋察冀等地区走出的南下干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让我们随着几位南下干部的讲述，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编者
山西南下干部进入湖南常宁
1949年3月，中共太行二地委从襄垣县抽调4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当时，我在襄垣县委任秘书，也在被抽调的南下干部之中。
4月2日，我们踏上了南下的征程。3日，到达地委驻地左权县，与昔阳、榆社、武乡所调南下干部初步组成了一个班子：县委书记陈茂义、县长李树英、组织部长乔懋言，我任县委秘书。
4月下旬，我们经过集训后从石家庄出发，向南挺进。
8月21日，我们到达株洲。这时，领导宣布我们第六中队的目的地是衡阳专区的常宁县。
10月中旬，衡阳地委从军分区抽调了一个加强排，与我们第六中队组成了一支约150人的战斗队伍，并给每位干部发了步枪、手榴弹，一同赶赴常宁。
到达耒阳县城时，地委通知县委书记陈茂义、县长李树英去开会，临时决定由组织部长乔懋言、副部长张水林、部队一名排长和我共4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带领大家进入常宁。
常宁县境内驻有一支自称起义的邓竹修支队。邓的司令部设在县城内，有三个团的兵力，号称3000多人。邓原是国民党军官，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经教育获释回乡，任常宁县自卫总队队副。此时，邓竹修在县城召集各界知名人士，组织了一个“迎接解放军联合会”，说是随时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接管。
邓竹修部是否真的起义？我们这支不到150人的队伍开进城去，若邓竹修是假起义，那问题就严重了。邓部虽然战斗力不强，可是人多势众武器又好，我们人生地不熟，打起来肯定吃亏。
经过详细了解和认真分析，我们认为，邓竹修对我党的政策有所了解，特别是刚刚结束的衡宝战役，我们消灭了白崇禧3万多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邓竹修感到大势所趋，起义是上策。况且周围的衡阳、耒阳、祁阳都驻有我人民解放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城。
我们派人通知
“迎接解放军联合会”，说我们部队下午要进城。接着，我们进行了操练，要求进城时军装要整洁，步伐要整齐，精神要抖擞。
那天，我们的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了城。县城各界知名人士以及市民、中小学生，在街道两旁手持彩旗，高呼口号欢迎我们。
县城很小，晚上我们分别住在原来的县银行和县司法科的院子里。为了防止突发事件，我们武器不离身，机枪架在门口和窗户上，手榴弹打开盖子放在身边。一旦发生事变，就要决一死战。第一夜平安地过去了。每二天上午9时，邓竹修送来请柬，请我们中午赴宴，并说勿带随员和武器。去，还是不去？请示上级已来不及，我们研究决定：去！一来表明我们正义而有胆略，二来看看他们的意图。于是，乔懋言、张水林、戴天录（县政府秘书）和我4个人赴宴。入席后，邓竹修首先表示欢迎，接着话题一转，大骂国民党各级官员都是一伙贪官污吏，表白自己早就想弃暗投明。
10月20日，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钱潜同志带领一个营的部队，与县委书记和县长一同到达常宁县。按照上级指示，我们同邓竹修谈判，明确提出要他带头放下武器，至于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发给路费回乡参加生产。
邓竹修接受了全部放下武器的条件，遣散了他的队伍。邓竹修后来被安排到衡阳专署工作。
讲述人：崔一秀
原太原工学院副院长
现年86岁
告别黄河
对于南下入川工作，我思想上起初是有矛盾的。我当时结婚不到一个月，就要与妻子别离，真是难分难舍。而且，父母60多岁了，生活不能自理，土地由别人代耕，连担水都困难，全靠村干部关照。但是，我知道，作为共产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1949年8月，从我们兴县中心公安处抽调的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出发了。我们雇了一辆大马车驮着行李，大约走了七八天，到了临汾。在临汾集训总指挥部参加集训的干部约一万名左右。
集训完毕准备出发前，有一些流言蜚语传播开来：“部队走到甘肃祁连山冻死不少人，我们走秦岭时，如果天气寒冷，也会冻死人的。”于是，有个别人装病不走了。
出发前，在临汾广场开了动员大会，会议由晋绥分局党委书记林枫主持，接着，贺龙司令员作了讲话。他讲了进军大西南、解放四川的重大意义，我们不怕危险和困难，挺进大西南。会议上，有个四川籍的同志介绍了四川的情况，他说：“四川是个好地方，人民早就盼着咱们去解放呢！”我听了这些话，思想完全通了。
队伍随军出发了。我们一律步行，每个人背着行李，还要带两个手榴弹，以防国民党的散兵或土匪捣乱。有时行军走到目的地，因村子小找不到住处，就在村里露宿。当时正是初秋，饿了，吃点炒面，渴了，喝点河水。
南下干部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部队编制，每个人都穿军装，戴军帽，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我担任一个连的政治干事。每到宿营地，我都要看同志们住在哪里，有什么问题与困难需要解决。
1949年11月15日，行军至陕西潼关，我写了一首诗《南下告别黄河》，诗里这样写道：“再见吧，黄河！昨夜和你在晋南相见，今日又告别于陕西潼关的岸边。你踏遍了九省，滂沱奔腾，好似解放军英勇挺进……再见吧，黄河，高山激流难以阻挡我们远征的铁流，我们将和你一样奋勇前进。”
就这样，一直徒步走到陕西汉中地区，我们才坐上了大卡车，最后到达四川绵阳地区。
我被分配在川北南充市的川北公安厅工作，当务之急是开展清匪反霸运动。川北地区有4万多名土匪，有的乡保长本身就是土匪头子，身上带着枪，还有地方上的乡警队和土匪配合，向我们进攻。
我们组织工作队和积极分子，摸清乡保长和土匪勾结的情况，并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在政策的威慑和感召下，有些匪首和乡保长、地主、恶霸纷纷坦白交代他们的罪行，有的还检举揭发别人，有的土匪和被威胁受骗者坦白交代自己的情况，愿洗手不干。我所在的村子有五六十名土匪都主动交代了他们的问题，听候处理，争取宽大。我们发动群众，宣传政策，召开诉苦大会，对打家劫舍、抢夺财物、强奸妇女罪大恶极的坏分子，整理材料，上报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就地处决。从那时起，我在四川工作了8年，直到1958年调回山西。
讲述人：王绍曾
原太原工学院保卫处处长
现年90岁
艰难险阻南下路
1949年，我在左权县宣传部工作。2月中旬，作为太行、太岳区抽调的4500名干部中的一员，我开始了南下的行程。
我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三中队。我们先在河北武安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月入城守则及接管方面的知识。4月24日，从武安出发向南进军。那天下着雨，我们只穿一身军衣，背着用油布裹起来的被子在雨中奋力前行。晚上到达河北磁县城南村。安排好住处，赶快生着火烤湿透的衣服。
5月3日凌晨3点，我们又开始急行军，继续向南挺进，一口气走了70公里，有的同志瞌睡得边走边打盹，不时撞到别人身上。就这样，一路风雨兼程，5月12日下午到达了长江北岸浦口，又坐船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宿营在一个大仓库里。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踪，14日敌机就开始轰炸。有一颗炮弹落在仓库外不到100米的地方，仓库的门窗玻璃全被震碎了，到处都是腾起的烟雾、灰尘，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好在没有人员伤亡。为了保护我们，军管会紧急命令我们转移到九草山的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当时的军管会主任宋任穷和二野三兵团的彭涛政委都来看望我们。之后，接到华东局的通知，让我们长江支队到苏州待命。7月13日，我们从苏州出发开赴福建。一路上，敌机又两次轰炸。而且炸毁了我们必经的贺村火车站。因为我们及时隐蔽在路旁的树丛中，所以，又一次平安脱险。铁道兵连夜抢修好贺村火车站，我们乘火车到达善家后，继续步行向福建挺进。途经闽浙交界的仙霞岭，道路崎岖、天气酷热，而且常有土匪出没，环境异常恶劣。有的同志晕倒了，我们赶紧背上、抬上继续前进，不让一个人掉队。就这样，我们互相帮助着、鼓励着，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前、向前。我们终于8月13日到达了福建南平地委所在地。上级马上给大家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沙县县委会宣传部任干事。
当时县城虽然解放了，可是山中土匪还很多。白天我们在大集镇上开展工作，晚上就像打游击一样，一天换一个地方睡觉。当地老百姓因为不了解解放军，也怕我们待不长，就躲着我们。我们想办法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搞土改、镇压反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王
琴 整理
讲述人：石海泉
原山纺党委书记
现年82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