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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形”、“神”、“脉”、“韵”

  特色文化名城建设,是太原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也是太原在城市建设中最具个性的设计和最有魅力的追求。它不仅与新型工业基地和现代宜居城市的建设互为依托、相辅相成,而且尤为突出地彰显了太原的文化韵律、历史根脉和太原人的前瞻意识与精神追求。

    特色文化名城的战略定位和科学构建,在极大地提升太原的城市品位和增强太原综合竞争能力的同时,也赋予了太原以精神内涵与文明素质,使太原在强劲的发展中必定会亮点纷呈、熠彩频出,理所当然地占据竞争的制高点和时代的风景线。因为无论在产业层面,抑或在精神的意义上,文化都是未来的太阳,而太原则恰恰在这方面具有着强大的资源优势和精神潜在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所呈现和所追求的,必定是越来越借重于文化的力量,越来越向着文化聚首和靠拢。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认为的那样,成熟社会的标志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而文化,便是这“形而上的价值”的集中体现。太原对特色文化名城的建设,就其本质而言,既是对文化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强化与凸显,又是对太原的文化潜力和太原人的文化能力的认同与期许。

    显然,这个目标的设定,是具有先见之明和战略意义的,也是既紧密结合实际而又高瞻远瞩的表现。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则是除了激情、勇气和能力之外,还必须要有创新的思维和科学的认知。因为特色文化名城建设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建设,它是一种对精神、智慧、文明、理性、情韵和境界的综合性修复、全方位回归和高品位提升,是一种对人文和人性的发掘、铸炼、激扬与升华,更是一种对时代之美、生活之美、情愫之美和心灵之美的企盼与展示。不言而喻,这就自然为特色文化名城的建设注入了全新的理念与含义,并使它在本质上不再单纯是对长街通衢和水泥森林之类城市景观的自然延伸与盲目扩张,而是对城市的一种艺术修饰、历史还原、精神灌注和形象亮化,是给城市安放文明的灵魂和开启创新的脉动,是要让城市焕发出炫美的光彩和迸涌出创造的活力。

    正因为如此,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基础之基础,便是“文化”;关键之关键,便是“特色”;核心之核心,便是“文化”和“特色”的浑然融汇与高度契合。只有这样,特色文化名城建设才会是有力、有成、有绩、有效的,也才会避免同质化对它的浸渍和蚕蚀。

    只要突出了“文化”,突出了“特色”,突出了“文化”与“特色”的一元化和一体化,太原自然就会成为以文化之光而驰誉遐迩的名城。这并不是虚骛的觊觎,而是一种由理性和科学支撑与引导着的正在一步步接近实现并完全可以预见的事实。实际上,而今以特色文化名城称著于世的卢克索、海德堡、萨尔茨堡、比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亚历山大、格拉斯哥、喀山、科隆、维也那、奈良等,不就都是这样逐渐形成并在不断整饬中实现着丰富与提升的么!与这些城市相比,太原所具有的历史根脉和文化资源一点儿也不逊色,而且还有着上述城市所不能比及的优渥与长项。比如几近5000年的开发历史,超过2500年的城建历史,特别是作为春秋之霸土、恒代之圣域、北朝之崇邑、唐王之肇基、宋元靖边之军镇、明清晋商之枢都、南北族融之腹地、东西交通之要冲、时濒千年之省会、货殖拥趸之商埠等等,都在太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轨迹和丰厚的文化遗存,这就使太原在获得充分的文化积累的同时,也最有条件承接优秀的文化基因,从而为太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秉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积广蕴深的精神条件。

    所有这些,都是极为难得和极可宝贵的。有了这个基础元素和前提条件,太原自然就有了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的优先权和主动权,只要想干、敢干、能干、会干,就一定能够干成和干好。在中国历史上,扬州和苏州的城建历史与太原等同,都是2500年,但这两个城市的其他历史条件则显然不如太原。即便如此,扬州和苏州不也早已是蜚声中外的文化名城了么!据此而论,太原如若不建特色文化名城,那便是置身银海金山而不识其贵,手持擎天利器而不执其锐。但太原一旦竦身而起,秉持文化,奋建名城,那就不仅是一定会成功,而且也定然会是又快、又好、又高、又新。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加强科学性和预期性,提高认知力和擘划力,突出个性化和审美化,凸显历史感和时代感,在竭力避免同质化、随意性、短期行为和纯经济眼光的同时,还必须始终坚守、强化、凸显和落实四个字,即:“形”、“神”、“脉”、“韵”。

    作为特色文化名城,必须具有独炫异彩、独秉资质的“形”、“神”、“脉”、“韵”。这不仅是特色文化名城的文化风貌与文化底蕴,而且是特色文化名城的特色之所在。特色文化名城的主体不是城,而是由这个城所涵蕴、所负载、所凸显、所张扬的特色文化。当然,城与文化在实现过程中是同频的,是整体的,是一元化的。二者始终不能分开,事实上也不可能分开。就像人的躯体与其精神、气质、思想和灵魂一样,它们虽然形质各异、功能不同,但却注定是要永结襟缡、共为一体的。

    在城市建设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形”无“神”。于此情况下,当然就更遑论什么“脉”和“韵”了。在城市建设中,更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形”的泛化、僵化、单一化和同质化。为什么走遍中国的许多城市,给人的感觉都是大同小异,甚至是千篇一律呢?原因就在这里。这种现象,在欧洲是不存在的,甚至即使是在建国历史并不长的美国,也基本上不存在。那些地方的城市建设格局和样式,大体上都做到了一城一款、一街一式,甚至是在同一条街上毗邻而立的楼房,也会是风姿绰约、各呈异彩的。这不仅使每个城市都赋有了个性化的特色,而且也让人从中感验到了新奇、美奂与温馨,使人在恋栈不归、流连忘返的同时,也于不意之中对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深刻的记忆。

    毫无疑问,对于特色文化名城建设来说,尤其应当这样。这是最起码的底线,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形”、“神”、“脉”、“韵”的集中展示和强力显现。否则,“形”、“神”、“脉”、“韵”就不会形成和产生,即使是旧有的历史遗存和特殊秉赋,也会被清一色的水泥楼群所压抑和淹没,到头来还是会陷于一般化城市建设的窠臼之中。

    与任何中国文化名城相比,太原都自有其相形见殊的特点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下功夫从形、神、脉、韵上进行四位一体的发掘和提升、修饰和妆点、质化和靓化,它就会光彩照人、仪态万千,呈现出北方历史文化名城与园林景观城市相映成趣、兼而有之的沧桑感与明丽美。

    “形”,是指作为特色文化名城的形体建设,即涵寓着历史足迹与人文精神的典型化、个性化、时代化、地域化、风尚化、民俗化、市廛化、社稷化的标志性和代表性建筑构体,如抚署、鼓楼、城址、街巷、民居、商行、寺观、殿堂等,特别是那些与历史事件、社会变革和文化名人相衔相关的古宅、古刹、古树、古迹之类。这些东西,如今看起来或许不起眼,更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但它所涵寓的历史蕴存与时代痕迹,却足以使其具有不可替代和不能再生的重大价值。如狄仁杰的故址、王琼的故址、辛亥革命发生时山西“首义”的故址、《玉堂春》中“三堂会审”苏三的故址、黄松樵等早期共产党人活动的故址、解放战争中首克太原的故址实物、晋商集萃太原的遗迹和相关老街、老店、老号、老铺、老院、乡祠、会馆、学舍、客栈的故址遗迹等,都应当予以寻觅、修复、保护和展示。在这个过程中,特别要警惕和防止商业化开发和市场化操作所带来的粗暴拆除与盲目迁建改建。任何历史遗迹的时代特色和由岁月磨砺所形成的沧桑感,都是不能复制和不可再造的,而最能显示一个城市的历史脉动和文化底蕴的,则又恰恰正是这些东西。只有当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与代表现代文明的新型建筑并列于一个城市,才会在相熠互映中构成作为特色文化名城所必备要素之一的“形”。

    对于太原来说,历史文化遗存的丰富程度在全国也当屈指可数。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化建筑群落,也正在逐渐形成和崛起。如新建的博物馆、体育馆、图书馆、美术馆、大剧院和新影都等。以待正在规划和实施中的以晋祠、天龙山、晋阳湖、古晋阳城遗址、蒙山大佛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园区整体建成,以鼓楼、青龙古镇和汾河湿地公园等作为龙头而带动的融历史文化与生态文明于一体的标志性景观的全面竣工,再加上“华夏文明看山西”文化展示区和中华傅山文化园区等,太原作为特色文化名城所必备之“形”,便会基本形成,并初具规模。

    “形”,作为太原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硬件,其作用不仅是基础性的,而且更是观赏性的。它所呈现的兼具古朴与时尚、厚重与明丽、深蔚与灵秀之特色的多彩姿容,势将成为最能吸引人们眼球的审美典范与文化模本。就像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圣母院教堂、凡尔赛宫闱;圣彼得堡的涅瓦河要塞、免子岛古建筑群、冬夏两宫等一样,定会成为整个城市最瞩目的亮点和最能吸引人的去处。

    “神”,是指作为特色文化名城的精神建构。如果说“形”是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硬件,那么,“神”就是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软件。“形”是外表的、直观的、具体的,而“神”则是内蕴的、潜在的、意象的。形是神的躯体,神是形的灵魂,这就像计算机的机身与芯片的关系和作用一样,它们虽功能各异,但却又互补互依,既须臾不可分离,又相互不能取代,只有当形为神而寓、神为形而驻的时候,才是其存在的常态,也才是其发挥作用和显示能力的最佳境界。对于太原来说,晋祠、窦大夫祠、崇善寺、永祚寺、天龙山石窟、蒙山大佛、崛 山围山、兴唐寺、崇福寺、青龙古镇等“形”制的修复和展示固然重要,但历史和时代所赋予这些“形”制的“神”,却显然更为敏感和持重。因为“形”原本就是为“神”而造的,如果一旦“神”去也,“形”徒存,那又还会有何意义呢?顶多不过就是一座老房子、一片野山林罢了。但如果这些建筑修复起来以后,都能够“神”归其位、魂寓其舍,则定会从中生发、引申、扩大、扬励出恢宏的精神价值、思想意义和文化内涵,从而在起到记录历史演绎的脚步和社会变迁的轨迹之作用的同时,更会起到以史醒世、以事启人、以文励志、以典昭德的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历史文化建筑,原本都是因义、因事、因人、因政而修建的,决不是无义之举和无谓之为。这就要求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中,一定要着意挖掘和提升古建筑的思想意义、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使人在观览中不仅看建筑艺术、看亭台楼阁、看花草树木,而且在欣赏这些直观之物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能够从中感验和体悟历史文化中的韶德与义智,得到历史的启迪和文化的濡染,进而获得并实现精神的纯化与心灵的升华。对于特色文化名城建设来说,精神建构的目标和要求虽是统一的和既定的,但进行和实现精神建构的形式、方法和途径,则应当和必须是多种多样的。

    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中,赋予建筑物和历史遗迹以文化精魂和思想寓意,只是精神建构的一个方面。此外,像文明建设、法制建设、道德和素质的提升、文化创造和艺术创作的发展、公益事业的健全、民俗民风的纯化、和谐社会的营造、读书之风的勃兴、宜居环境的创建、惠民政策的落实,特别是文化建设的有力、有序、有绩、有效和文化创新的不断提升与突破等,也都是构成特色文化名城之“神”的元素和要义。

    卓有成效地进行文化创新,始终都是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枢机、导向和动力。“特色”是要用创新来支撑和驭动的。没有文化创新的实现,就不会有特色文化的出现。只有“新”,才能衍生出“特”;“特”永远都是“新”的成果与结晶。故此,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总格局和大方向上,乃至每一个方案的制定和细节的实施,都必须高度自觉地突出创新意识、落实创新措施、重视和提升创新能力。实际上,特色文化名城建设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创新工程,是创新观念和举措在实现城市科学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和落实。

    “脉”,是指作为特色文化名城的历史肇兴和文化延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历史的开启,也就是文明的开启;文化的延续,也就是文明的延续。因为历史本身是人创造的,而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成果的主要体现,则始终都是文化与文明。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和这种现象称之为“人化的自然”。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本质,就是人以其所特有的智慧和创造力而不断地作用于自然并使之逐步走向文明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便完全有理由在历史与文明之间画上等号,而使历史向着文明实现转换的催化剂和促进力量,则始终是文化,只能是文化。

    这便是我们要把“脉”作为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必备条件和重要元素的根据和理由,这同时也是太原建设特色文化名城所秉有的稀缺资源与特殊优势。太原不仅有2500余年的城建史,而且更有着几近5000年的“人化自然”的发展史。它既是尧舜的弘基之地,成王的剪桐之地,燮父的易晋之地和董安于的筑城之地,又是刘恒的龙潜之地,北朝的兴业之地,唐王的开基之地,十六国的始终之地和五代的枢机之地,既是民族融合的中心和文化交汇的枢纽,又是宋元的北方门户和明清的晋商之都,并由此而演绎出诸多历史事件,产生了大量知名人物,形成了极为丰沛而厚重的文化积淀,凝铸成足以光照历史和教掖后世的精神成果,遂使春秋文化、汉唐文化和晋商文化均已成为太原的城市名片和精神芯片。

    这既是不可多得的,又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为太原建设特色文化名城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更为太原建设特色文化名城创造了传统优势和精神条件。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更充分、更科学地认识这一点,并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实践中予以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发、保护、利用和弘扬,特别是既要对之进行充分利用,又要对之实行科学保护;既不能由于认识不到位而忽略了对它的深层价值的发掘和发挥,又不能因为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需要而致其变形和易质。我们应该做到和必须做到的只能是:充分认识它,深入研究它,合理利用它,科学保护它,使这条在晋阳大地上绵延了将近5000年之久的龙脉,真正能在我们的时代里显出龙颜、发出龙威、产生龙效、收获龙益,让其在为特色文化名城建设服务的同时,也使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得到更新更大的提升与彰显。“脉”对于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作用和贡献,主要在于由它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不仅能够塑造一个城市的性格、氤氲一个城市的风尚,而且能够随时随地给予这个城市的人们以潜移默化、无孔不入的文化熏陶和精神濡化。大诗人歌德在谈到法国天才的文学史家约翰·亚克·昂贝尔的成才原因时,就曾深有感触地说过:“试想一想,在巴黎这样一个世界首都里,每走过一座桥或一个广场,就令人回想起过去的伟大事件,甚至每一条街的拐角都与某一历史事件有联系……这样想一想,您就会明白,像昂贝尔这样好的人才,在这样充满着聪明智慧的环境里成长起来,24岁的年纪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从几近5000年前延泽至今的龙脉对于太原来说,正像歌德视野中的巴黎一样,它不仅是历史,是文化,更是城市性格、风气、环境、氛围、韵律和力量的设计者和赋予者。

    “韵”,是指作为特色文化名城的环境氛围、意识律动、精神追求以及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节奏和效率等。文化,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中不仅需要外化,而且更需要内化。外化主要表现为“物”,而内化则主要渲濡于“心”。这二者同样都是重要的,但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内化”比“外化”显然更重要。因为第一,只有“外化”而没有“内化”,特色文化名城是建不成的,即使勉强建成了,也会缺少内质,缺乏光彩,难以提升,更难以持久。第二,只有依恃“内化”所产生的智能驱动和道德体认,才能充分实现“外化”所预设的标准和目标。第三,“内化”的对象和主体是“人”,而“外化”则只能对“事”和“物”产生效能和发挥作用,“人”作为生产力与创造力的主宰和最活跃、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其所产生的效能和作用,自然会更有驭动力和决定性。

    由此可见,“韵”作为一种软环境、软实力、意识律动、精神追求和效能体现,其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现实性和重要性自当不可小觑。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一本名叫《世界是平的》书中认为,由于每一个IP地址都可自由发声,遂使传统的塔形社会结构越来越变为一个巨大的平面。在这个扁平的社会里,以往的文化话语权利体系势必要被遍地发声的平面媒体所替代。弗里德曼的认识也许不无偏颇,但他所预见的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这就提醒我们,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中一定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一定不能只重视硬件,不重视软件;一定不能单纯用资本和技术的超强运作而掩盖和弱化对整个城市的社会风气和精神环境的纯化与升华。太原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而且也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中,发掘和发挥这些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又极其重要的精神文化优势,并将之以现代形式加以延伸和放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其实,这也正是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题中之义,但它却往往容易被忽略。

    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便是对文化人才的引留与集聚。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才密集的事业,因为文化在本质上永远都是一种不可逆的创造、一种个性化的创造、一种必须具有特异性和新鲜感的创造。这就需要人才。在文化领域中,人才就是生产力,就是创造力,就是竞争力。一个杨丽萍,带动了整个云南的演艺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梅派和程派的当红传人,李胜素和张火丁的每一次出场,都总能提升任何一次京剧演唱的品位与档次;不管有人怎么说、怎么看,陈逸飞和余秋雨都是上海无可替代的文化名片。特色文化名城一定要形成强势的人才队伍,迸涌旺盛的创造活力,产生熠目的文化精品,而这一切所依凭的,则是城市之“韵”的清纯、欣悦、和畅与奋发。

    “形”、“神”、“脉”、“韵”虽然各有其特点和要义,但在实现中和效能上,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既是独立的,又是交互的;既有特异性,又有互补性。在特色文化名城建设中,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没有轻重缓急之分,亦无先后迟早之别,只有在同样的重视、同样的规划、同样的实施和同样的推进中,它们才能相得益彰,相协生威,形成合力,产生实效。

本文来源:太原日报;本文作者:艾斐(作者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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