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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籍中的“太原”

  先秦史籍中“太原”一名屡有述及。关于各书中“太原”的实指,先辈学者颇多备证,兹麇集前贤之说,并结合平素阅读所得,试就先秦史籍中的“太原”略作解述。

    一、《诗经》中的“太原”

    西周宣王时,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猃狁,不断与周王朝发生战争,《诗经·小雅·六月》即有“薄伐猃狁,至于大(同“太”)原”的记载。宋朱熹以为《诗经》所云太原,即今山西太原(朱熹《诗经集传》)。清顾亭林以为不然,持“甘肃平凉说”。他指出:山西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日知录》三“太原”)“周都丰镐,猃狁侵镐……非自冀州太原而入。”(《天下郡国利病书》)《史记·周本纪》云:“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搞清泾阳所在,有助于明确《诗经》太原的方位。王国维《观堂集林》有《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详细考证古泾阳方位,其地在今泾水下游。猃狁既为内侵,当循泾水自西北而下东南,周人伐猃狁所至“太原”似应不出泾水流域。所谓“薄伐”,意即稍伐,“至于太原”,言仅逐出而已,不穷追(王应麟《诗地理考》)。周人自丰镐追逐猃狁至今甘肃平凉地区,可谓“薄伐”,若征战于今山西太原,则堪称远征了。况古人的战略观念是:“御狄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王应麟《诗地理考》)在交通不发达的周宣王时代,军队穿山越河,千里为战,谈何容易!

    王国维曾撰文考证《诗经》太原所属,以平凉说为非,另立山西河东说(《观堂集林》卷十二《周莽京考》)。王氏根据《禹贡》、《左传》诸书中河东有太原的记载,佐证《诗经》中的太原在河东。然《禹贡》、《左传》之成书,均较《诗经》为晚,不能以战国时期地理与《诗经》地理并论。再者,猃狁自西北内攻至周之泾阳,周人无缘东向追逐猃狁于河东。史念海先生所著《河山集》中《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一文云:就西周的国势和疆域来说,则(太原在)泾河上游的解释更有道理。综合《诗经》时代的民族分布、自然景观、战略观念和交通条件等因素,所谓的“太原”当在今泾水流域平凉一带。平凉一带正处于著名的董志原附近,可当“太原”之名。

    二、关于《国语》中的“太原”

    周宣王晚年,因频频对外战争,国力消耗很大,兵源不足,在征伐姜戎时只得将“南国之师”也调来参战,而南师亦受重创,兵源问题迫在眉睫,宣王遂“料民于太原”。此事见于《国语·周语》。此太原所在,传统观点以为即今太原,顾亭林则说应在泾河流域的平凉,二说均欠妥。姜戎的聚居地,在今陕西扶风一带。从山西的太原到扶风,其间险阻重重,距离遥远,急于补充兵力的宣王,恐不会料民于此。况今太原在当时尚属边陲,对北邻的戎狄须全力防御,不容在该地料民。又《国语·周语》载周襄王言:“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夫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周制,甸服直属于王室,应急之事多在甸服为之,今太原非为甸服,周王不会于此料民。至于泾河上游的平凉“太原”,更是久战之地,西北尚有劲敌猃狁的骚扰,尤不可料民于此。《国语》所云太原,当另有所指,即现在晋南地区。春秋时期的郑子产说过,远在三代以前,帝少皋的儿子台骀曾“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左传·昭公元年》)其所处之“太原”正在今晋南(拙文《齐桓公西伐“大夏”考地》,《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国语》成书于春秋末年、战国初年,该书中所载太原,当与郑子产说的太原同属一地。今晋南万荣、临猗、永济一带的峨眉原,当是该“太原”。此太原距周都仅数百里,属周之甸服,宣王料民于此,正是所谓的“以待不庭不虞之患,以备百姓兆民之用”。

    三、《竹书纪年》所载的“太原”

    《竹书纪年》称: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遂迁于太原。王国维先生考证其所迁为今晋西南(《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猃狁考》)。此说足信。《穆天子传》云:“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水之阿。”雷首山在山西永济县,雷水出焉。穆天子遇犬戎于雷水之阿,当是犬戎既迁以后事。周人西征犬戎后,为便于统治,将其部分迁至华夏族聚居的河东。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如周初曾迁殷之顽民于成周,秦始皇灭六国,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

    四、《禹贡》中的“太原”

    《尚书·禹贡》:“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此太原所在,说者不同,或谓即今之太原(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或谓在河东(《观堂集林》卷十二《周莽京考》)。史念海先生《论〈禹贡〉的著作年代》一文,从各个方面论证了《禹贡》之成书时间是战国前期,很可能出自魏国人士之手。搞清《禹贡》成书年代,有助于解释文中的太原。依《禹贡》原文,就是把壶口、梁山、岐山一带的黄河治理好了,处于梁、岐、太岳之间的太原即可免除水患(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更确切地说,太原即在壶口之下、太岳山西南,亦即汾河下游的坦荡之地。王国维说:“禹贡记禹治冀州水,首壶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阳,次覃怀,次衡漳,而终以恒卫,其次实自西而东,则太原一地当在壶口、梁、岐之东,太岳之西,即汉之河东郡地。”(《观堂集林》卷十二《周莽京考》)其说不无道理。观《禹贡》所载,治水河段多是黄河与其支流的交汇处,亦即各支流的河口地区,太原一地当在汾河下游平原,汾河下游最迟在春秋时期已有 “太原”之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在叙述冀州治水情形时沿用此地名,理乎自然。若以今太原为《禹贡》太原,则地望不合,使原文显得扞格难通。治水,一般是先治干流而后治支流,将汾河中游平原看作《禹贡》太原,牵涉到治汾水上去,前后次序杂乱,难以解释(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

    五、《左传·昭公元年》中的“太原”

    《左传·昭公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原。”是为今“太原”见于载籍之最早者。春秋中期,晋之国力渐盛,北向拓其疆域,到春秋末期,势力已达到晋中汾河中游。这里西倚吕梁,东濒汾河,平原广衍,正所谓“太原”。王玉哲先生认为晋人败狄于太原之“太原”,在今山西的临汾市(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对此,笔者难以苟同。据载,晋人在太原与狄人相战,因该地道路不修,晋军的战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晋将魏舒建议:“彼徙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左传·昭公元年》)由此可知,此太原是晋军此前未曾涉足之地。而今临汾一带,早在春秋前期的晋献公、晋文公时就已征战频频了 (《史记·晋世家》,《国语·晋语》)。晋人习惯车战,则今临汾地区在春秋前期应是利于晋军兵车运转往来的,不待春秋末年才改车战为卒战。正是因为“太原”为晋军以前所未行经,晋军将帅才临时应急,改变习惯的作战方法。今太原地区在春秋初、中期,未见有晋军活动的记载。而春秋后期,公元前530至前510年间,晋人在太原地区的活动日渐频繁,盖由昭公元年 (公元前541年)败狄之役始发其轫。综观《左传》的详细记载和春秋后期的政治军事形势,晋荀吴率师败狄于太原之“太原”,即今山西太原地区,似非孟浪之语。

    战国末年,汾河中游曾置有太原郡,亦当是取其“广平曰原”之意,此乃太原做行政区划名称之始。

    如上所述,“太原”之名在先秦史籍中颇多述及,但仅为地理上的泛称,并非专指一地,其实际处所不尽相同。秦汉及以后各代,均于汾河中游置太原郡、太原府、太原县,汾河中游遂专有“太原”之名。晋南汾涑流域和甘肃泾水流域,原来拥有的美誉“太原”,因年月久远,鲜为世人提及。以往一些学者,解释先秦史籍中的“太原”,往往“先入为主”,用后世的专有地名套用于先秦地理,使得一些简单的事情难以理解。

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00308;本文作者:李广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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