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居住的东岭村里度过的。东岭村是万柏林区王封乡的一个小山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这个小村向阳，在正阳弯弯，群山环绕，是个闭塞的小村庄。与前西岭村、后西岭村隔沟（黄厂沟）相望，对面是座松山，松树林郁郁葱葱，一年四季空气清新怡人。一到冬天，松树林随着刮风声，发出“嗖嗖”的响声。那声音很怕人，特别是在晚上，更是让人怕得出奇。一
这里的村民勤劳、纯朴、憨厚。冬天，本是庄户人农闲的日子，但在东岭村，除有少数老人们围在火旁谈一些趣闻轶事外，年轻的后生都要去黄厂沟里担炭。来回大约五六里地的路程。担一趟炭要出一身汗，往回担是上坡，想要换肩或休息必须要到路宽一点儿的地方。有个村民叫拉元，他担的箩头又大又宽，一天要跑四五趟才肯罢休。他们要趁农闲担下一年烧的。忙碌的还有妇女们，她们做的是簸捡粮食磨面的营生。我的三老娘有两眼窑洞，分里外间，里间住人，外间安一石磨，全村人的米面加工全靠这一石磨。磨用一头小驴拉，驴带眼壳壳，用绳子从龙头上拴到磨杆上。驴围着磨盘转出一个驴道，各家磨完面都要清扫磨道的驴粪。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帮助大人们拾掇簸箕、面粉、清理驴道时，我的大舅为孩子们讲故事，他说：“你们把耳朵对住磨眼就能听到唢呐吹奏老鼠娶亲的声音，但必须嘴里含上驴粪蛋才能听到。”我们听后好奇地嘴里含上了驴粪蛋，把耳朵对住磨眼倾听老鼠娶亲的声音，这时大舅大笑起来，他快乐响亮的笑声让三老娘听到后很恼火，骂道：“这个灰货，捉弄起小娃娃们了！”说着拿起笤帚疙瘩朝大舅劈去，大舅赶快跑出了大门，哈哈的笑声回荡在整个山谷！
逢年过节，村上人讲人缘，有互赠吃食的习惯。娶亲嫁女，腊月里制腊八粥牞蒸馍，蒸年糕、杀鸡、宰猪、宰羊、构成家家户户吃食品的原料。虽然大同小异，但一经小媳妇们配上各种作料做出来，样式家家不同，味道各个有别，还要送给左邻右舍来品尝，最乐意街坊邻居品尝之后夸赞几句，色香味俱全，就像在暗中作着民间副食品展览。
年三十家家户户要在院内、大门外，街道宽阔处垛旺火，旺火要垛一人多高，俗称塔塔火，初一五明头，旺火点燃把个山映得通红，如同白昼，人们都要去村北面的三神庙上香，接神，互相作揖，拜年。
最有趣的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家家要点灯盏图个吉利。灯盏是用本地产的硬糜子面做成，形状像咱们家庭过去用的那种捣蒜钵子，中间捶下空心，里面倒上麻油，用棉花搓个捻子放在钵子里面，然后点着捻子灯就亮了。灯盏的名目很多，有霸王灯，蛤蟆灯……灯火全部点起时，整个山村就像点缀着无数闪烁的星星，那时是我们这些山娃最快乐的时光。
山村的人家都住着清一色的石头窑洞，窑头很高，我们伸手够不着那些点燃的灯盏。白天，我们都要把每家点灯盏的地点侦探清楚，然后把长长的铁丝顶端磨尖，再弯个钩子，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就准备偷灯盏了。这时我们翘首望天，群星拥着圆月，月亮被这些点燃的闪闪烁烁的灯盏守着，夜静了，几乎没有一点声音，是我们偷灯盏的好时机。记得有一次，我们刚把灯盏钩在半中间时，主人家的主妇正好走出家门，不巧灯盏钩烂了，正好砸在了主妇的头上，这位主妇一抹头上的面渣，便不客气地咒骂起来：“谁家的个‘大’了，钩灯盏钩吧，还专往我头上扔。”我们趴在这家窑头上不敢吱声，甚至连呼吸也屏住了，直等这位主妇出完了气，走进家门，我们才赶快爬起来跑回家。我们把偷回来的灯盏馏热，吃到嘴里软软的，甜甜的，真好吃。
东岭村有两个宝地，一个是村西的泉水，一个是村东的草地。
村西的这股泉水，泉眼很旺，泉水除满足全村人畜吃水外，碎银般的泉水四季往外流。不远处就形成了一个小水池。饮牛、饮羊都到池边。人们担水空桶下坡，沿着下坡的沙石路一溜烟就跑到井边了，挑着水回家时就是上坡路了，很吃力。每年开春，男人们都要下地耕种，人累得再没有那精神去挑水，这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妇女和孩子们的肩上。因此，吃水成了人们的负担。为节约用水，春暖花开时，妇女们便到水池旁洗衣裳，太阳升至一竿子高时，妇女们收拾好家务，互相吆喝着，三三两两结伴踏着朝阳抱一大包衣服到井泉旁的水池里洗起衣裳。那时人们手头缺钱，买不起肥皂，就用当地土特产“白土子”做肥皂用。石条当搓板，来回在石条上搓洗，妇女们不时擦一下额头上的汗珠，把飘在额前的头发往后捋一下，欢歌笑语声，还有小孩子们的追逐打闹声随着哗啦啦的流水构成一幅乐章。接着妇女们拿着棒子捶打，捶打衣服的梆梆的声音从对面山上回应过来。洗好的衣服晾在荆棘丛上，不一会儿就干了。晌午，妇女们要回家做饭，她们抱着洗干净的还留有太阳味道的衣裳，有说有笑地回家了。
在东岭村东面，有一块绿茵茵的草地，方圆500平方米，那块草地靠东崖头下有五眼石窑洞，曾居住着一位姓宋的买卖人。当初这块绿地就是老宋的院落。到秋天，全村人都到这里打谷子，说是院子，不如说是打谷场。后来，因村里人少，货卖不出去，老宋便搬走了。从此，那片院落再也没有人去管护，打谷场便渐渐地成了绿茵茵的、平坦坦的草地了。每到春天，草地一片碧绿，五颜六色的野花竞相开放，喜欢热闹的蜜蜂、蝴蝶飞向草地。在明媚的阳光下，小伙伴们会在草地上翻跟头，呼吸着青草的芳香。初夏，几声闷雷会惊醒草地的酣梦，长势旺盛起来，不知不觉中，草地变成了厚实的绿色毛毯。在夏日的夕照中，小孩子赶着羊群在草地上放牧、捉蜻蜓、做游戏。秋天，几个小伙伴就躺在草地上养神，饿了就去摘几个野果吃。天气渐渐寒冷，草枯黄了，村上的人都视草地为积肥的宝地，争相来到草地锄草积肥，大约十五天左右，草就被割光了。
村里有一句谚语：秋风割旮旯。秋收时，东岭村最激动人心的是开镰。村中凡贵老爷德高望重，领着大伙在几块地里转一圈，选定一块九成熟的地，选几个能割的好手，开垄子。凡贵老爷一声高喊：“开镰了——”回声荡起，溢满四野，青壮年们一揽一割，噌、噌、噌，头都不抬，一直腰，已在十丈开外了。刚才还摇曳的穗浪，这会儿静静地码在身后，垄沿的茬子齐齐的，不高也不低排在黄土地上，远远望去，像撒下的黄土粒，一串串，一行行，静待出发。小孩子们也不示弱，远远跟着，沿着茬背，捡拾遗漏的穗子，攒够一把放在堆上。如果要碰见一苗野香瓜，准会雀跃而起。
自然，割田中间要休息，这时人们会烧筐自产的山药蛋吃，最会烧山药蛋的还是凡贵老爷。他很快地从地旁树行里抱回一捆干树枝，敲去黄叶，搭在挖好的坑上点燃，待树枝烧成红木炭时，将山药蛋按大小埋在火坑里，焖上大约一袋烟工夫，火烧完了，从灰烬里挖出来山药蛋，用树枝一磕打，吹去炭灰，虎皮虎皮的烧山药蛋散发出醇香的烧烤味儿。
割完谷子，七八个后生用五六尺长的椿木扁担两边镶一个扁担夹，一头插一捆谷，谷穗朝上，一字型排开，沿着又窄又陡峭的羊肠小道担到打谷场，如同一条黄色的蟒蛇，弯弯曲曲地在田地间隐现着，呈现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打谷场上，除了几个碾场的男人外，其余的都是女人。老妇人不用那么着急，收拾完锅碗瓢盆，包上头，才夹着镰刀片子，慢悠悠地上场了。小脚女人头上大多包块白毛巾，爱俏的小媳妇，脸红扑扑的，罩块红头巾，戴上手套，三三两两坐在谷堆边，拉上一捆，一把一把地切谷穗，讲着贴心的话。三个女人一台戏牞打谷场成了女人的乐园。
就连下雨天，人们也要挎着一个空荡荡的箩头，顺着田埂上的山路去对面的树林里摘蘑菇。晨雾腾起的早晨，人们趟着沾着露水的青草，小孩子们也跟在大人的身后摘蘑菇。那箩头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孩子们的腿和地面，闹得小伙伴们总是跌跤。人们把这些蘑菇摘回去晾干，到冬天炒着吃，不差于肉的味道。等到起山药蛋、胡萝卜时，露重霜浓，秋收的活基本忙完了，就剩场户上储藏那点事了。
东岭村是外祖父的家乡，也是他执教的地方。东岭村小学的学生来自本村、前西岭、后西岭、磺厂四个村，共二十多个学生。教室一开始设在外祖父院内一间破烂不堪的东房。后来，移到村西头的两眼石窑里。
那时王封联校拨下来十套课桌，全校学生都去那里搬课桌。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沿着崎岖的山路，高兴地一溜烟跑到了王封。回来时是上坡，就不那么容易了。沿碳窑沟向上爬，两人抬一张桌子，因坡陡站不住，走三步退两步。我那时年龄最小，所以走在前面拨开灌木丛为他们开路，一直到下午三点才回到村里。这时，我们已饥肠辘辘，去时的兴奋已经一扫而光。忽听到二棍二舅响亮地叫道：“智先，你姥爷给你买了三个本子。”我听的是买了三个饼子，便急忙冲过去讨要，原来是三个本子，哪里是什么饼子，我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蹲在了地上。
外祖父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比如每天必须把学过的课文背会，尤其对我更是严厉。一天晚上，我看到外祖父睡了，便也偷偷地跟着睡去。外祖父闭着眼睛问道：“你背会了没？”我糊弄一声：“背会了。”“那你给我背一下。”本来没背会咋能背出？这时外祖父狠狠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猴‘大’，想哄我？”说着，将烟袋锅狠狠地打在我脖子上，从此我再也不敢在外祖父面前撒谎了。外祖父教育学生要互相帮助，拉狗子被开水烫伤不能走路，他就让同学们背着他上学，生怕他耽误课程。外祖父教出的学生成绩优异，很多考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深造。后来，他们成了村里的骨干力量……
上世纪70年代，由于采煤，为确保村民安全，实行拆迁补偿，村民们都投亲靠友分别搬迁到王封、化客头、马头水三个乡的部分村落安家落户。当最后一辆汽车拉着他们的家当离开的时候，妇女们坐在车上，随着汽车的启动，便嚎啕大哭，那哭声撕心裂肺，那哭声响彻整个山间，那哭声就是人们眷恋着山村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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