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路东边有个南华门。南华门不是门，是条街。先前肯定是个门，但早就荡然无存了。街为南北走向，与近在咫尺的五一路并行，但没有五一路长，几百米的样子。南华门南端接杏花岭街，北边过了精营南横街口便是东二道街了。
我就出生在这里，曾居住了三十多年。
那时南华门西边有五条巷，很短，都通向五一路；东边有四条巷，则较长。我家原先住在东二条，我12岁时搬到了东三条。
这一带文化气息浓厚。省文联（现为省作协）占了一整条小巷，当时省里几乎所有著名作家都居住在这里。在这里你要碰上老农民模样的人不要忽略，说不定就是马烽或是孙谦呢。东三条西口斜对面就是大作家赵树理住过的院子。这个院子在西五条东头上，门则开在南华门街。“文革”初期，我还小，但知道赵树理是个大作家，也见过他。他常常端一盆垃圾来倒，垃圾堆就在我们东三条口上。那时的赵树理已遭厄运了。印象里瘦瘦高高的一个老人，腰是驼弯的，动作很缓慢，穿着颜色很深的旧制服。赵树理的老伴见得更要多些。老太太精干，也很精神，个子很小，仿佛还是小脚，却风风火火的，晋东南口音，干脆，响亮。依稀记得老太太也到过我家，与我母亲说些家常事。赵树理住的院子我常去，不是去玩，而是路过。去五一路，穿过这个院子要近一些。有一次，我又进了这个院，看见赵家窗户上新贴了画报纸，上边有图有文很醒目，我不由地扒在窗台上看那热闹的画报纸。正入神，不料被人一把抓住后脖领拿了下来。缓过神来扭头看，一个脸红红的年轻人揪着我不放，气呼呼地责问我扒在他家的窗台上搞什么名堂？我知道他叫三湖，是赵树理的小儿子，比我大几岁，身材也比我高大一些。我也说不清楚我在干啥，情急之下，一挣一跳，打了三湖一个耳刮子，跑了。三湖没有追上我，我也再不敢进这个院子了。前些年，偶尔听人说，三湖因病故去了，让我很是伤感。那个脸红红的、憨憨的面影，总在眼前闪动，久久挥之不去。
现在赵树理故居已成了一处文物景点，门前多了一块碑。其实这个院子当时还住着另一位著名老诗人冈夫，赵家是西房，冈夫住东房，此院没有正房，南房是厨房和厕所。
三条、四条只一墙之隔，那边有什么动静，这边听得很清楚。记得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阵阵的口号声传过来，我们跑到四条那边去看，原来正在批斗赵树理，马烽、孙谦、西戎、胡正等一干大作家陪斗，胸前都挂着大牌子。造反派好像也是文联内部的人，严辞疾语，责问凌厉，赵看似也在努力回忆，认真回答，但总是不能让那些人满意，说是狡猾，于是又引来一片愤怒的口号声。那时小，不懂是非，只觉得场面很好笑。
上小学时，班里有一对姐弟，家住东四条，父母好像也是文联的什么家。姐姐叫蒋小红，弟弟叫蒋彬彬。对这个蒋彬彬，我当时很不以为然，他很调皮，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经常搞怪。更让人不好容忍的是，他竟然和我父亲的名字差不多，我父亲叫蒋永彬。大约是“文革”前，姐弟俩突然不见了。听说随父母调动到不知何处了。那个年头，做文化工作的，总是不能让你安生的。因为都姓蒋，这些事记忆就深些。
这一带住了这么多作家、艺术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荒唐的年代里，他们都很落魄。但在我小小的心里，对他们还是存有一种敬佩之情。后来从东四条的空房子里，捡回许多书籍杂志，丰富了我少年时代的精神生活，对世界、对生活也有了许多想象。我后来迷恋了一些文艺方面的事，不知和这个环境有没有关系。
南华门这一带有许多考究的院落。除东四条里有两幢漂亮的小洋楼外，有模有样的四合院也有不少。据老人们讲，解放前这里住过好些高官阔太和大商人，还有一些日本人。我家房子内部就保留着日式风格，炕以上是一个大壁柜，有两扇很大很大的木头推拉门，炕上原先可能铺过“榻榻米”。与赵树理故居相连的一个院子更大、更漂亮，院里搭有藤萝一类的花架，原先是个单位，“文革”中住了好些人家，旧日不知是何人的府邸。
南华门充满浓浓的市井味道。
记得更小的时候，我家还在东二条住，东二条和南华门正街两边搭盖了很多简陋的房子，人们叫“棚户”，使本就不太宽敞的街路更显拥挤。那些临街房大都开成小店，有卖杂货的，有卖烧饼的，有卖熟肉的。我们院门口有一家卖丸子汤的，每每炸丸子时，香味四散，让我们这帮小孩直流口水。老板娘断不了来院子里串门，不见人们叫她的名字，母亲提起她时也总是“丸子家”“丸子家”的。那香喷喷的丸子汤上飘着绿绿的香菜，让我流连不已。至今，我对丸子汤还情有独钟，大约是这时留下的情结。
院门口电线杆下，常有一个挑担卖醪糟的老人，担子一头是风箱，一头是火和锅，现做现卖。老人一边轻轻拉动风箱，一边舀一勺干醪糟放到小锅里，水一开，那带着酒香的味道就洋溢进鼻孔，再加几分钱的话，磕一颗鸡蛋进去，就愈加美味了。大部分的时光，我们一帮小孩只能站在一旁干干地看着，偷偷地咽下不争气的口水，大人是不会轻易破这个费给我们买来吃的。
东二条是南华门所有“条”最大的一“条”。它有近20个院子，还有3个大宿舍，人们叫“山机宿舍”、“运输宿舍”、“晋生宿舍”，“晋生”乃晋生纺织厂也。东二条东头与双龙巷连接，路南还有一个门可以进入杏花岭体育场，我上学的杏花岭小学也在这里。东二条还有一个煤场、一个粮店、一个菜站。“文革”前那些个体小店，都关闭了，只留下这几家国营的店面，维持人们单调的日常生活。
我家那时住在东二条8号院，是一个没有南房的“三合院”。“三合院”里住有8户人家。
西房住着个楚大爷，圆圆的头圆圆的脸，戴一副圆圆的眼镜。听说曾当过国民党的县太爷，可那时却成了一名搬运社的“车夫”，每天早上拉一辆空的小平车出去，傍晚拉一辆空的小平车回来。
乔姐和郭姐是院里的两位女孩，当然都比我大。与我同龄或小一些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郭姐大名郭完英，她上面已有好几个姐姐了，她父母想结束这种趋势，所以给她起了这么个名字。上了高中，郭姐认为自己的名字太俗气，便自作主张改了名，叫成了郭丽娜。乔姐叫乔亚丽，郭姐也有与其一比的意思，带个“丽”字，感觉就洋气多了。郭姐的妈是平遥人，又是大嗓门，就听她挖苦道：郭丽娜呀郭丽娜，咋听咋像是疙力人！“疙力人”是方言，意思是挠人的胳肢窝。郭姐还在半夜里犯迷糊，把她爹的“窝窝头”棉鞋当成了尿壶，灌了个满满当当。她爹骂了一早上，也成为院里说笑了好几天的新闻。
我觉得乔姐长得好看，所以最乐意让已是初中生的她领着我去玩。拉着她的手，走在街上，还是小学生的我，就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小胸脯挺得直楞楞。其实还有更美的人，那就是乔姐家的一个亲戚，家住平遥县城，隔一段就会出现在我们院里。人们叫她桂英，人很白，清瘦苗条，有一种典雅脱俗的神态。人们都说她漂亮，我大哥也常去找人家聊天。后来一说到“漂亮”这个词，我就联想到桂英那张精致的脸。我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么漂亮的人了，只有电影《罗马假日》里的赫本与她相似。小小年纪便对美有判断力，看来与知识阅历无关，还真是人的一种本能。
今天的南华门已是面目全非。上世纪80年代初，府东街东延，把南华门拦腰截成两段。现在“棚户”没有了，四合院大多也不见了，东二条两边都成了高低不等的楼房，本来就只有两米宽的东三条彻底没了踪影。东四条里那两座小洋楼还在，是省作协的办公场所，其他的几处四合院全变成了作协的住宅楼。
这里依然充满市俗生活的浓浓味道，车来人往，嘈杂热闹，只有赵树理故居安静地保持一份冷清，紧紧地关着那两扇黑色院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