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烈庆祝新中国六十华诞之际，《晋祠志》（侯文正总主编，安捷、赵树中主编）一书由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当我在太原市地方志办看到这本沉甸甸的大书时，不禁心潮激荡，思绪万千。
这本书，是我所见到的第四部《晋祠志》。四部《晋祠志》，犹如一部百年史，折射出伟大祖国百年来民族复兴的历史。这段历史永远启示我们：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强国富民。
第一部《晋祠志》，由世居太原县（今晋源区）赤桥村的刘大鹏先生编纂，为毛笔手稿，现部分稿藏于山西省图书馆。该志成书于1902年至1906年。历经五年而成，由刘家三代人共同努力，刘大鹏的父亲刘明（82岁）作序，几个儿子各司其职，“长男王介，次男瑄，襄参校之役；三男珦，四男，任抄录之责”（刘大鹏《晋祠志》序）。这部手稿，是山西省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传世的《晋祠志》，开创了为晋祠专书修志的先河。
纵观刘大鹏（1857－1942）所处时代和成书《晋祠志》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中国面临瓜分豆剖、鲸吞虎食的民族存亡关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刘大鹏“戊戌公车北上”（刘友凤先生碑铭）。然而，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血洒刑场，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掉入了苦难的深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大鹏一家老小连基本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自然难以刊印《晋祠志》。之后的岁月里，刘大鹏的许多手稿被毁、丢失，给后世留下许多遗憾。“惜刘大鹏生非其时，空有等身著作，名不出乡里”（慕湘《晋祠志》后记）。但刘大鹏虽身处乱世，坚忍不拔，修志著书，彰显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乡邦文献。
第二部《晋祠志》，署名为刘大鹏遗著，由慕湘、吕文幸点校。从慕湘1979年1月于晋祠写
《晋祠志》出版序言，到1985年3月于北京写《后记》，再到1986年6月《晋祠志》出版发行，历经了八年之久，仅印刷890册。
慕湘点校《晋祠志》时的1979－1986年，中国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实施科教兴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繁荣文化事业成为时代的主题。《晋祠志》才有幸能够出版。慕湘在《晋祠志》出版序言中写道：“我早年抗战于太原西山，对晋祠略有所知。1978年重来旧地续写小说《晋阳秋》之末集《汾水寒》，见晋祠之颓败趋势，不禁为之感慨，因虑及古迹文物泯没之危机，遂兴念刊印《晋祠志》。嗣后，蒙山西有关部门及山西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允予出版。”这部《晋祠志》对当时及以后国内外开展三晋历史文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地方乡土文化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第三部《晋祠志》，在第二部基础上形成，由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山西人民出版社联名，于2003年3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印3000册。
2003年，我们伟大的祖国已跨入了新的世纪，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掀开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篇章。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第三部《晋祠志》的出版，适应了太原市建城2500年、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和晋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需要，也弥补了第二部《晋祠志》印量少等方面的局限，对弘扬地方文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刘大鹏《晋祠志》序）。而今，第四部《晋祠志》出版发行了，印3300册。作为山西省旅游景区志丛书的重点选题，“本志行文编写悉遵国家标准和地方志编纂的有关规定。上限追溯历史发端，下限至2006年，部分记事下延到2008年”（本志编纂说明）。该志以创新精神，全新视角，方便人们阅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时代特点。我相信：这部书将对充分挖掘和展示太原作为历史名城的风采和价值将起到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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