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战役中，地下党组织不仅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太原市工作委员会，同时还按照地下情报工作的划分，成立了分工委。地下党员们潜伏在敌人内部，为解放太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4月24日，是太原解放60周年纪念日。作为一名党史工作研究者，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斗争史的研究。在对太原战役史的挖掘整理过程中，一支活跃在太原城内的强大的中共地下组织，引起了笔者的格外关注。通过对曾经参与或经历过这项工作的约200名老干部的采访得知，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不仅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太原市工作委员会，同时还按照地下情报工作的划分，分别成立了太原城东南、城东北、城西南、城西北等4个分工委。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地下党员们潜伏在敌人内部，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为解放太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采访时，这些老干部大都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有些年纪大的人生活已不能自理，但一听说要编写太原地下党的历史，他们都不遗余力地给予了配合，深深地感动着笔者。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光辉业绩刻在了太原解放的历史丰碑上。而我们则略记太原战役中几个地下党组织的战斗片段，把这些真实的史料呈现给读者，意在永远地纪念，也在教育后人。
瓦解敌高官
在太原战役中，我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成功地策动了许多次敌军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驻阳曲的敌七十一师起义，驻剪子湾的敌保安九团起义和扼守汾河桥的敌二○五团、二○七团起义。许多当时的亲历者向笔者提供了可靠的史实。为了详细了解这些地下斗争的情况，我们每周组织一次当年的地下党员进行座谈，让大家各自回忆，互相补充。因为地下活动多为单线联系，许多事情需要多人互补才能搞清楚。老同志们提起成功策动的敌军起义来，群情振奋，仿佛又回到了过去。
据老同志们回忆，驻阳曲的敌七十一师起义，当时影响最大。敌七十一师是三十三军的旧部，早在晋中战役中就遭受过我军的打击。残部逃回太原后，阎锡山又将其整编，恢复了七十一师的建制。整编后的七十一师虽然拥有3个团的兵力，但士气低落，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敌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在七十一师安插亲信，排挤参谋长孟璧、副师长尤世定等人，致使孟、尤二人对其非常不满。
我城东北分工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随即向太原市工作委员会
（后简称太原市工委）做了汇报。太原市工委认为，敌人之间的矛盾完全可以利用，只要耐心、细致地开展工作，就可以争取敌七十一师举行起义。
1948年底，太原市工委派人将在晋中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敌前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等人，送至城东北分工委驻地阳曲县东黄水村，要他们给孟璧、尤世定写信，劝其投降。此时的赵承绶等人，经过我军的耐心教育，思想大有转变。不久他们致信孟璧：“为了你和七十一师弟兄的前途，想叫你为人民做点好事。现在太原、大同已完全处在解放军包围中，太原解放指日可待，只要解放军一动，太原必定不保。”
孟璧读信后，与尤世定把当前七十一师的处境作了分析，认为弃暗投明是目前七十一师的最好出路。尤世定听后表示赞同。当天，孟璧和尤世定又分析了所辖3个团的具体情况。认为二一二团团长冯文亮与尤世定交情匪浅，起义不成问题。二一一团团长李景春，不是王靖国的亲信，王靖国早有撤换他的打算，李景春对此心存忧虑，只要向他讲明利害，他参加起义的可能性也很大。而且二一一团和二一二团分别驻扎在郭家窑和陈家窑，远离师部，敌人不易察觉其行动，这对起义十分有利。
1949年2月，城东北分工委又派人陪同我华北第一兵团（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敌工科长赵世枢来到阳曲，约见了孟璧和尤世定。赵世枢向孟、尤二人讲了当前的形势和起义政策，要求他们严守机密，做好工作。
过了几天，孟璧和尤世定以视察前沿阵地为由，来到郭家窑二一二团驻地。二一一团团长李景春也奉命赶来了。他们秘密商讨了起义事宜。孟璧告诉冯文亮和李景春，要从部队中挑选出特别可靠的人，组成特别行动组，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经过精心准备，七十一师二一一团、二一二团起义的条件已基本具备。1949年4月20日，赵世枢再次来到阳曲，传达了我军总前委的命令，要他们马上举行起义。4月21日晚，七十一师举行战场起义，我军顺利接管阵地。
策反保九团
在七十一师酝酿起义的同时，我城东南分工委也策动驻扎剪子湾的敌保安九团举行了起义。敌保九团的团长叫梁象恒，奉阎锡山之命驻守着剪子湾周围的43个碉堡。早在1947年，我太行军区情报机关就派共产党员宁光珍和梁象蒙来到太原，要他们打入敌军内部，收集情报。这些情况是由梁象蒙和宁光珍等人回忆的。
梁象蒙是梁象恒的弟弟，他到太原后，通过其兄长的关系在保安九团当了传令兵。1947年夏，我军在全国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形势日趋明朗。听到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的消息，梁象恒不禁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梁象蒙见时机逐渐成熟，就用试探的口吻对其兄做了反复耐心的开导工作。经过几次争取，梁象恒也产生了脱离阎锡山阵营，走向光明的念头。
1949年春节过后，梁象蒙在五龙口附近的一座土窑内会见了前来秘密联系工作的宁光珍。他俩经分析认为，梁象恒的思想正在发生转变，只要耐心工作，极有可能争取他率部起义。此后，他们又把工作进展情况向城东南分工委做了汇报。上级要求他们加紧工作，尽一切可能争取梁象恒起义。
此时，北平（即今北京）已和平解放。太原在华北成了一座孤城，梁象恒的思想更加动摇。城东南分工委经过分析，告诉梁象蒙，太原解放指日可待，要不失时机地争取梁象恒起义。
遵照上级指示，1949年4月初，梁象蒙再次与哥哥进行了密谈。梁象蒙单刀直入地对哥哥说：“没有必要再对你隐瞒了，我是共产党、解放军派来的。”看到梁象恒大惊失色的双眼，梁象蒙又说：“现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你应看清形势。东北全解放了，北平也已和平解放，就留下太原这颗钉子，不拔掉能行吗？解放军兵强马壮，你就是把全团人马都牺牲了，也保不了太原。如不弃暗投明，解放军一旦攻下城来，后果不堪设想。”此时梁象恒还在担心解放军不会放过他长期在阎锡山手下做事的经历。梁象蒙看到哥哥举棋不定，进一步宽慰道：“解放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解放军欢迎你起义立功。”一席话驱散了梁象恒心头的疑云。4月20日夜，梁象蒙带领宁光珍来到剪子湾，宣布了上级要求保安九团起义的决定。当晚，梁象恒把全团官兵集合起来，沿着剪子湾河槽投向了解放军阵营。
智取汾河桥
以下这段史实主要是由当时城西南分工委负责人李珠提供的。那时，李老身体还行，我们当面接触过几次。恐怕他一时讲不太清楚一些事，笔者建议他回家慢慢回忆后写下来，并送给他一本稿纸。谁知李老竟断然拒绝了这本稿纸。几天后，老人送来了自己工工整整写下的回忆文章，文章写在了一张自己裁剪的白纸上。他说，能为党做点事自己非常高兴，不能因此给组织提要求。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清廉情怀，让人感佩不已。
而跟李珠一同战斗的伍林叶在接受采访时也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伍林叶身体状况不良，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七八份回忆材料。虽然材料上语句不连贯，表述断断续续，但他这种执著的精神，他提供的珍贵材料，为我们编写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斗争史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李珠、伍林叶等回忆，与七十一师、保安九团的起义遥相呼应，太原城西南分工委也在河西策动敌二○五团、二○七团投诚了我军。
敌二○五团原是敌六十九师的一个团，团长叫唐志宽。还在1947年汾孝战役（即我军在汾阳、孝义一带对阎锡山军队发动的战役）期间，六十九师就遭到过我军歼灭性打击，副师长王熙明等官兵被俘，少数残兵逃回太原。该敌回太原后，阎锡山对其做了补充，命其驻守河西南屯、义井等地，并控制汾河桥。
王熙明被俘后，经我党宽大政策的感召和解放区军民的教育，思想有明显转变。1948年冬，我军为了更好地对太原守敌开展瓦解工作，将王熙明派到太原前线，指示其协助城西南分工委见机行事。王熙明到太原后，与城西南分工委负责人李珠取得了联系。
我地下党组织分析了汾河桥守敌二○五团的情况，认为该团原归六十九师指挥，团长唐志宽与王熙明过去交往很深，而且唐志宽早已对阎锡山产生不满，厌战情绪很浓。经研究，地下党组织认为：如果利用二人之间的关系，促唐志宽起义，可能性是极大的。
李珠向王熙明传达了党组织的决定，让他给唐志宽写信劝降，王熙明欣然领命。王熙明的信很快传到了唐志宽手中。信中说，现在全国快解放了，太原孤城定难固守。与其为阎锡山卖命，不如率部起义。
唐志宽见信后，怦然心动。不几天，便派一名心腹秘密来到城西南分工委，向李珠递交了自己的亲笔回信，信中流露出强烈的厌战情绪。此后，李珠等人又通过其他渠道加以敦促。不久，唐志宽便提出派王熙明到其驻地去密商的请求。
该不该派王熙明去？李珠等人经过研究认为，通过与唐志宽的几次秘密来往可以看出，王熙明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时逢元旦、春节，守敌内外交困，饥寒交迫，全团上下更加感到前途暗淡。城西南分工委获悉这一情况后，便筹集许多慰问品秘密送往敌军阵地，唐志宽对此称谢不已。经多次接触，唐志宽终于愿率二○五团全体官兵起义。
1949年4月20日，我军在汾河以西向阎锡山军队发起猛烈攻击。当晚，唐志宽率二○五团投向我军。紧接着，与其阵地相接的二○七团也放下了武器。我军顺利地夺取了汾河桥，切断了河西敌军的退路。
1949年4月24日，我军在肃清了太原外围的残敌后，对太原城发起总攻。经激战，终于全部歼灭了阎锡山守军。太原战役凝结着成千上万革命者的历史功勋，其中也包括我地下党员们的浴血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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