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盼太原解放的心情是那样强烈，与我的家庭有很大关系。
我出生在五台县的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很早就离开家参加革命，把祖母、母亲、我、弟弟、妹妹留在家里，1938年日本人进攻五台后，我们就成了“共匪家属”，一家老小成天流浪，冻饿受怕，在老乡们的保护下艰难生存，7年间4位亲人先后离世，只有我活了下来。打发了最后去世的母亲后，16岁的我擦干眼泪，去寻找父亲，1945年初参加了革命。
在冀晋中学学习两年后，1947年我到盂县二专署邮政局工作。1948年晋中区党委成立，准备解放太原，8月份我被调到榆次的晋中邮政局，主管部队邮政信件，掌握部队番号，学习太原地图和进城纪律，一冬天都在为接管太原邮政做准备。
那时候一阵一个消息，解放军今天占了双塔寺，明天攻下了东山，兵临城下，胜利在望，大家都很激动。我们把档案、材料、文件都埋到村里藏起来，打好背包，放在跟前，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准备开拔。
1949年4月24日早晨，晋中区党委接到通知，让公安、邮政、银行等各路人马11时前在榆次街头集合完毕，要进入太原！街上人山人海，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排着队，每人一个背包一个挎包，轻装出发，统一听从指挥。12时开始上火车，五六十个人一个车厢，挤着站在敞篷的拉煤车上，风呼呼地刮，心怦怦地跳，特别兴奋。根据前方通知，车走走停停，快到太原了，远远看见到处是打完仗的烟火。
下午2时左右，我们下了火车，穿着深蓝色制服的邮政人员从城南首义门步行进城，到五一路国民党邮政局接管邮政。进入邮政局大院，只有看大门的老汉一个人，领导告诉老汉不要怕，我们是邮政接管人员。大家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挂上早就在榆次做好的
“山西邮政管理局”的木牌子。看着眼前崭新的牌子，想到盘踞山西38年的阎锡山政权灭亡，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新政权诞生了，那份光荣与自豪在胸中升腾，喜悦的泪花在我的眼里闪烁。
顾不上片刻休息，我们马上安排任务，人手一卷布告，到附近街上贴约法八章布告。我们身上都戴着一个红布条，上写
“我们是随军入城人员”，见了老百姓就宣传我们是接管人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解放劳苦大众的，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开始有的老百姓不敢开门，经过宣传，看到我们确实很友好，就开开门了。上级规定3天不开灶，我们从榆次出发时，每人带了3张烙饼、几个煮鸡蛋，当天天黑贴完布告，咬了几口干粮，就分别在几个大房间解开背包躺下休息。我们的第一任邮政局局长是阎晓峰，他让那个看门的老汉晚上去通知原来国民党邮政局的职工，按原来的岗位上班，让大家第二天来开会。
第二天两套人马都参加大会，原来的职工来了几十个人，领导公布了八条纪律，宣布了新的山西邮政管理局的组织机构，告诉大家原来的职工原职原衔上班，让旧职工解放思想，放下包袱，为人民群众服务。前3天，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新旧两套人马同时工作，登记人员名单，登记财产，清点邮件，看到我们说话和气，办事公道，原来的职工从一开始吓得不敢说话，到后来积极给我们介绍工作情况。我是业务员，还负责部队邮件。
我们顺利接管邮政后，战争期间一度停滞的山西邮路又畅通了。
（赵秀荣：女，81岁，山西五台人。16岁参加革命、入党。历任晋中邮政管理局干部、西北第一野战军驻上海办事处干部、西安财经委物资局干部、西北煤炭管理局干部、山西省煤炭管理局分配处副处长，1985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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