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世居太原市的老市民了，解放前家住棉花巷乔家大院。在这个大院里，我家是有名的穷苦人家。太原临解放那年，我17岁，是个穷教师。家里除我以外，还有一个老母亲和12岁的妹妹。那时，太原被解放军围困半年多了，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加上阎锡山发行的金圆券急剧贬值，我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能用口袋扛，可只够打二斤醋。当时，市内每家只能供应少量高粱米和豆子，再就是从南方空运来的一种红大米，据说缺少某种维生素，太原人吃上得夜盲症的人很多，一到晚上就什么也看不清了。那时能吃上红面（高粱面）、豆渣的，还算经济条件不错的人家，至于小米、大米、白面，那就像稀罕珍宝一样，根本见不上。此外，阎锡山还在市区大搞“自白转生”的所谓“肃伪”运动，凡是与共产党、八路军沾点边的，统统在民众大会上批斗，刑讯逼供、棍棒打死，全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临解放前几天，我家断粮断顿了。没办法，我只好向学生借粮。可那时穷学生多，谁家也不宽裕，借了这顿没下顿是常事。太原因家庭断粮饿死的，寻短见悬梁自尽、跳海（海子边）自杀的事情，太多了，几乎天天都能听到。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了。开始，人们对共产党还不太了解，加上阎锡山的欺骗宣传，把共产党说成是杀人放火的“魔鬼”，人们多是敬而远之，不敢多接触。然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进城接管街区的当天，首先就展开赈济灾民的工作。他们在全市很多街区支起大锅，为穷苦的市民熬小米粥。听到街区政府工作人员通知我家去宴公庙粥场领粥喝的消息时，我可高兴坏了。当时，宴公庙粥场就在我们住的棉花巷内，我拿上家里揣面的一个陶瓷盆，去了粥场。粥场拿着盆罐领粥的人很多，一个挨一个排着大队，大都是贫困潦倒、饥饿断顿的穷苦市民。我终于领到一盆粥端回来，全家人就像过年一样，半年来头一回吃了一顿饱饭。在我记忆里，这个小米粥，比现在的大面、白面还要香甜百倍。全家一连三天喝施粥，一天两顿。街坊邻居私下谈论，没有不说共产党好的。到了第三天，街道干部通知我家去领救济粮，我又扛回一袋50斤小米。从此家里有粮吃了，再不用去领施粥喝了。当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解放了，共产党把我们当人看了，我们穷苦人当家做主人了！共产党“施粥济米”的举措，把我一家人从死亡边沿、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我对共产党是感恩戴德，从心眼里感激和拥护。由此，我下定决心，紧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干工作，能出多大力就出多大力。太原解放当月，我即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从镇反、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我都是积极分子，成了党的一个依靠对象。
如今，我常教育自己的孩子，4月24日，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我家是太原解放的受益者，共产党的恩情，我们永世不忘。
（乔廉，回族，79岁。1949年4月入团，1956年入党，历任回民小学教师、太原市南城区统战部干事、南城区政协秘书长、山西省委统战部干部等职。1991年离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