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述：“晋居深山，戎狄之于邻。”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中，晋方言杂入戎狄语是情理中事。林语堂《前汉方音区域考》根据扬雄《方言》一书将前汉方言区分为十四系，张清常先生认为其中有五系包括了外族语言。其中秦晋北鄙为一系，就杂入狄语。
清康熙贵州巡抚田雯《黔书》卷上的“方言”条中对母亲的称呼作了记载：“蒙，母也，一曰明。……母为蔑。……母谓之咪。“所述必为当时贵州少数民族语言的常用词。今晋方言太原话“母”还读“蒙meng”（阴阳对转），洪洞话呼“母”为me、mie，“咪”虽不称呼母亲，但叫“母猫”为“咪猫”。清代贵州的少数民族词在今晋方言中得以呼应，应当认为是晋方言历史上曾受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通鉴纪事本末》卷一四七吐谷浑盛衰条下记载：鲜卑谓兄为
“阿干”。干、哥声通。《汉书·食货志》：“或用轻钱而加若干”。师古曰：若干，且设数之言也，干犹个也，谓当如此个数耳，也证明干、哥声通。今晋方言并州片文水方言还保留呼父为“哥”的称谓。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说：“过去一千年间的历史，也值得我们深思。‘中原’地区被金、元占领了三个半世纪，清又统治了将近三个世纪；过去的十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都处在北方阿尔泰诸民族的控制下”。山西是草原到中原的必经之地，山西境内的方言必然受到阿尔泰诸民族语言的影响。其实，还有西夏语对山西乃至北方方言的影响。
就目前看，语音上的调类锐减，语法上逆序结构，词汇上的
“底层词”，均与阿尔泰诸民族语言影响有关。晋方言的调类最少的只有3个，中北部4个居多。词汇上源于蒙古语的“糊塌塌”，元代指“玉米面与菜丝混合后烙成的圆型饼”，此词今尚流行在汾河片洪洞、临汾及并州片文水一带。西夏语与汾河片方言在词汇上是有联系的，临汾、洪洞一带有“节儿、胞儿”之说，义为“嫡亲”，查汉籍，无此词，然与西夏文“节亲、胞亲”表“嫡亲”的词相对应。“节儿、胞儿”很可能是西夏语消亡后留在汾河片的底层词。
光绪九年重修的《文水县志》卷三《方言》载：父曰哥，母曰姐。这种称谓尚在“东南乡近祁界者”保留。胡双宝先生（1980年）考证“父曰哥”为鲜卑人所称。
1923年修纂的《襄陵县志》卷八《方言》记载：母为妈又为娘（音佳）。其实就是“姐jia”。《广韵》释：“羌人呼母为姐”。《说文》：“蜀人呼母曰姐。”张慎仪（1987年）记载：“今山西汾州谓母为姐。”今汾河片有部分方言点管母亲叫“姐”。如洪洞的面称、临汾的背称等。《山西通志·风土记》也记载：“霍山以南，父曰爸，母曰家。”“家”是“姐”的同音字。
颜之推（531－597年）在《颜氏家训·音辞篇》综论南北方言的分歧时说道：“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南北朝近300年的分裂，南北方方言分歧逐渐加大，这么长时间，南方一支必然受原地方言的影响；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匈奴、鲜卑的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作用自不在小。再加之金、元、清的六百余年的统治，保守的山西方言中自然会有统治方语言的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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