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懂”用行话说就是“交际可懂度低”。交际可懂度的高低是区分方言之间差异大小的重要的参考条件。一般认为，官话之间从南面的云（南）、贵（州）、（四）川到北面的黑
（龙江）、吉（林）、辽（宁），自西面的新（疆）、青（海）、甘（肃）到东面的河（北）、山（东）、江（苏），通话困难不大，有的就没困难。而晋方言区的人与邻省中原官话区、冀鲁官话区、北京官话区的人用方言交际几乎不能通话，晋方言内部的各片之间也不能通话。
晋方言区的人与外省打交道困难，可懂度低是出了名的。清末在推行官话运动中，有人就提出山西话难懂这个特点。如：1910年清末资政院议员庆福等人在《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中谈道：“关系最重者，其在感情之不洽，何有团体？即如山东山西，其与畿辅（按：北京附近地区）临近相等也，而山东人与畿辅人联合经营，农工商贾，无微不入，居处言笑，若无省界。山西人与畿辅人，除多财之大贾与达官来往外，则彼忌此骄，视为异类。推求其故，惟言语一小异一大异为之也。……而一致非取京音不可”。这是用交际可懂度对山东、山西人与畿辅人交谈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实际效果所作的感性评价：“惟言语一小异一大异为之也。”道出了山东人与畿辅人交谈为
“小异”，山西人与畿辅人交谈为“大异”，也道出了晋方言比山东话难懂这个“视为异类”的特点。今天看来，这个评价是对具体方言之间差异最早的客观实录，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基本厘清山西方言与山东方言之间，晋方言与北方官话之间非同步发展的种种差异。一个世纪之后，两省之间的交往虽多，但方言之间的差异非但未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相反，还很有可能加大。因为山西的方言依然还很封闭。
康熙年间《山西通志》记载，外地人来山西做地方官，在公堂上无法与山西人交际、沟通，说道：“每见听讼者，官诘于上，民不解；民诉于下，官不解。不得不藉传于胥役之口，胥役传官之话于民，官仍不解，传民之话于官，民仍不解。”这段话的意思是：每次遇到告状的人，外地来山西的官吏在公堂上面问话，底下告状的老百姓不懂；老百姓在堂下诉讼，堂上的官吏不懂。不得不借助于旁边的小官吏翻译，小官吏将堂上官吏说的话传达给老百姓，堂上的官吏听时还是不懂，小官吏将老百姓的话再翻译给堂上的官吏，老百姓听见还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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