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跟出杀虎口
王相卿在给军队做小买卖的时候，是没有想到过以后这些事的。他是山西太谷武家堡人氏，和他一同跟在讨伐葛尔丹的康熙大军后面的，还有山西祁县人张杰和史大学。不过据记载，张、史二人没有他的意志坚定，曾经退出过生意。康熙征噶尔丹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部驻守杀虎口（俗称西口），王相卿他们总算是跟到了军队里边，打个杂，帮个伙。还时常北上归化城继续买进卖出的营生。
一道长城挡住了昔日的胡人南下，但是杀虎口却因为历史上关隘血战的缘故，留下了一个凛冽的名字：“杀胡口”。清朝时因统一了长城内外，再口口声声地杀胡就不好听了，也不利于团结，关门上就改成“杀虎口”。此口名号听上去甚是威猛，然而一夫当关之口隘，在战略中毕竟不能宽阔，所以只有区区一米六左右宽窄，一米七左右高矮。
因为常跑杀虎口和归化一线，王、张、史三人就在杀虎口办了个小商号“吉盛堂”，由同乡照料，他们自己则随着大军继续北上。
他们同时进行着的小生意，不外乎从口内往外带一些烟草、糖和茶砖，从口外往内地捣腾进来皮货，后来精明的山西人还从国家专卖的盐业中分得了一小口羹，堂而皇之地卖起了盐来。
吉盛堂算是最早的随军行进的商号，当西征的队伍在蒙古乌里雅苏台驻防时，商号就在驿站的旁边搭起自己的摊子来，同蒙古人进行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开始了晋商在蒙古境内的易货贸易。蒙古的裘皮在中国内地是出了名的，而蒙古人一天也离不开的茶砖能够敲开所有易货贸易的大门。慢慢的，晋商的吉盛堂就把这条用茶砖铺就的道路，一路铺到了东南沿海，铺出一条从福建蔓延到俄罗斯的漫长商途。
而这数千里地之中，最繁华的商埠却是杀虎口，因为康雍乾三世70多年间对西北准格尔汗国的平乱，这里成为军需供应的后勤基地，同时也是华北通往西北的唯一出口。
由于西征战线过长，虽然康熙年间就在归化一带开垦出军需粮田，但补给线仍会表现出虚弱和空缺，这正给了吉盛堂这样的民间贸易组织一个难得的机会，王相卿等晋商运用自己的渠道和货源，弥补了军需供应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把自己稳稳地嫁接在西征大军的队伍上。
中药带来的转机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王相卿的吉盛堂也就一直小打小闹下去了。
王相卿能够在遥远的他乡突然间发达起来，传说是因为蒙古王爷女儿一场绵延三年的病。
蒙古王爷的女儿卧床三年，百医不愈。当地的蒙古大夫皆以外科跌打和金创疗伤闻名，碰到女人游丝般虚弱的气息就无可奈何了。王相卿听说此事后，过问了病情，并拿出自己随身所备的几味中药，给她服用。在他看来，只要不是“痨症”，一般消炎、清热的中药都是可以治愈的。
就在这位晋商的一些常规中药调理下，王爷女儿的肺病居然好了。她的病愈，带给王相卿的是突然膨胀的商业机遇。这个已经无法证实的传说继续美好下去，王爷把女儿嫁给了王相卿的儿子，王相卿提出了要求：在蒙古大地上，给他处处通关的牌令，同时，蒙古的皮货贸易由他的商号一家包揽。这些困扰所有晋商多年的问题，在王爷爽快地答复中迎刃而解。吉盛堂发展史中的第一次转机就出现在此时，王相卿先后在前营（今蒙古乌里雅苏台）和后营（今蒙古科布多省省会）建立吉盛堂总号，而把内蒙古的归化当成一个重要的分庄。跨国公司就这样日益完善起来。
1724年，已经是雍正帝的时代，吉盛堂早已成了气候，改了个更大气度的名号叫“大盛魁”，到了19世纪初年，大盛魁在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又建起了分庄。精明的晋商王相卿借助王爷的势力稳固了自己在蒙古境内的事业。这一稳固发展同时又给他带来更大的发展基础。
乾隆平定了噶尔丹后，战时军供已经不再需要了，大盛魁就承包了清政府对外蒙的税收；道光时期清政府在蒙古的驿站用度和卡伦（兵站）军需也被大盛魁一揽子承包了下来。当时有句话形容大盛魁商品丰富，叫“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和平时期民生需求，同样保证了大盛魁商号转型民用后的发展空间。
成为跨国公司鼻祖
不能不说大盛魁的经营已经达到了垄断阶段，垄断时期的大盛魁仍然坚持着晋商用人的原则，比如只用山西人，不用归化等外地人，乡人之间的信赖，在晋商中是一脉相承的；股东及亲属不能进入商号，学徒不得招收长相不周正的青年。字是商人的门面，经商首先要是个“算盘精”，所以应聘大盛魁一定要过书法和珠算关。
在大盛魁的鼎盛时期，南至福建，北到西伯利亚，有7000员工、两万匹骆驼。活动地区包括蒙古的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古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他们的“员工”甚至包括信狗，日夜奔跑在从北京到归化的茫茫草原上。
经常出入乌里雅苏台的中国人、中蒙俄国际越野拉力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关蕴科说，乌市至今还有当年繁荣的商贸街市遗迹，保留着兵站旁边就是驿站和客栈的格局，比较坚固的建筑上还留有模糊的中文。一些蒙古人喜欢向他展示自己的中国物品，比如“大明宣德年制”的香炉或清代的用具。还有蒙古朋友更为直率，干脆告诉他，自己的祖先就是中国人，来到这里经商，蒙古独立时就留在了乌市。
关蕴科在蒙古境内考察到一些资料，成为晋商在气候越来越恶劣的口外取得成功的根据。到了乌里雅苏台这一个大型驿站后，晋商兵分两路行进，一路往东走到贝加尔湖，一路往西走到莫斯科。在边境管制严厉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因为有在蒙古境内畅通无阻的特权，大盛魁几乎没有做不成的生意，所有不允许私自贩运的物品，如药物、盐、上等裘皮等，他都能立足蒙古而扣开俄罗斯的大门，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有了海关，才阻断了他们的对俄贸易。
在行进中，考虑到每一处驿站或贸易客栈的接待能力，一支商业驼队不会超过30头骆驼，驼队跟着商旅，在茫茫沙漠上，夏季白天温度高达40℃，而冬季白天也在零下40℃。晋商夏季穿越沙漠的方法是昼伏夜出，白天在高温下努力睡觉，晚上趁降温继续赶路，骆驼有识别方位的本能，水井传来的气息就是骆驼带领人们投宿的下一个营地；而他们突破严寒的方法甚至比军队还要顽强。军队在冬季会驻营，而晋商在零下40℃的情况下，依然不误行程。他们为了抵御风雪，帐篷都搭得不到一米高，矮矮地趴在地上。
在这条长长的阵线上，能够协调和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包括行商坐贾在内的团队，是件超乎寻常的能事。大盛魁在跨国经营上，流动白银数亿两，贯通了南北中国数十万人的生计。据《大盛魁商号》一书中记载，他从诞生之日三个生意人合伙做买卖开始，就形成了股东制的雏形，到了7000员工的时候，早就形成了股东大会制度。
全国南北百多家分号拿什么来激励，大盛魁的办法就是现在所说的管理层持股，各分号的掌柜按业绩可得年终分红。股东不得参与管理，与股东沾亲带故的人也不得进入商号，这种责权利的分离倒是很彻底，生意全部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做得好了还能挣得“身股子”。
追寻消失的晋商帝国
到了1936年，在口外繁盛了240年的老店大盛魁终于支撑不下去，散解了。正如所有老店会滋生贪污和腐败一样，大盛魁的散伙少不了这些内因。令它寿终正寝的外因，则是时代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大盛魁昔日在蒙古境内的垄断势力不复存在，这一损失对于该商号来说是极其重大的。尽管大盛魁“末代庄主”段履庄曾经被袁世凯授予一等文虎章、二等禾嘉章，聘为农商部顾问，到了黎元洪时期，民国政府也称他“功绩盖塞”并赠予横匾。但是这被阎锡山称为“开发西北的钥匙”的大盛魁已经元气大伤了。山西籍的金融家孔祥熙在1929年想出资20万元再努力地拉大盛魁一把，当段履庄提交复业计划后，阎锡山仍觉得投资过大，没有了信心。这次复业计划最终流产。
与此同时，大盛魁内部财东和经理之间的矛盾日益水火不容，1930年还发生过财东王玉竞刺杀段庄主的事件。对晋商有着特殊感情和期待的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1934年欲以实业部名义拨120万元由段履庄主持复业，结果次年冀东伪政权成立，兵荒马乱中复业再次落空。最后一位致力于复兴大盛魁的是任绥远省主席时期的傅作义，但他终究回天无力。同时，铁路的修建使得靠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的差异发展起来的晋商，跟随驼队退出历史舞台。辉煌了240年的晋商帝国于1936年走到了尽头。
晋商文化重被人提起，是在21世纪初年，山西平遥晋商院落的旅游开发以及影视文化的挖掘渲染。
走出来的西口
西口是走出来的，这是一个平和的人类迁徒过程，往返的人多了，西口就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记录下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由天灾人祸、争夺资源、寻找机遇所构成的迁徙史，最早的移民开发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的诸侯分封。到了汉武帝年间，4000万人的总人口中，就记载了72万人的移民行动。
现在还留存在山西境内的长城，是明朝修建的，当时目的是为了阻隔蒙古（指今天的内蒙古）对晋北和中原的进犯，但是长城修成之后，山西与内蒙古一直相安无事，而且慢慢的，山多地少的晋北开始有人向土地广袤的内蒙古迁徙。在大约500年前，迁徙的队伍从丰州川走出长城关隘的就有10多万人。虽然内蒙古土地并不肥沃，广种薄收也比晋北农耕收益大得多，于是，明后朝，更多的山西人“走”出杀虎口。
“你看，走西口用的是‘走’，而闯关东用的是‘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用两个动词来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两次大的移民，“‘走’是一个很平和的动态词语，一方面人们走着出去，另一方面，这条生路是走出来的。而闯关东就不一样了，非‘闯’入不了关东，清朝初年，越过柳条边是要杀头的，‘闯’字也说明这条生路靠拼命才能换来。
”
这就是走西口，走出去的人，有开垦土地的农民，还有开拓生意的商人。商人发现内蒙古羊皮量多，运不出去而非常便宜，但是这个以牛羊肉为主要食物的民族同时很需要粮食，最初的贸易就在这两个关乎温饱的项目上展开。
尽管这一时期走西口还属于“非法移民”，但是已有十万之众成为
“雁行人”。
走西口的队伍，慢悠悠地走过了200年，清朝统一蒙古以后进了北京城。在清朝初年，清政府出于政权稳固的考虑，仍然像明朝一样不希望蒙古人与汉人的联系过于紧密，但是这种封锁边境的指令有些鞭长莫及。山西商人依然到蒙古卖粮食进皮货，并且有蒙古人主动雇佣汉人给他们开垦荒地。
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通向内蒙古的“口子”在山西境内的长城上越开越多。
票号实现异地兑付
晋商在毛皮与茶叶的交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银子，这些沉甸甸的银子虽然“长势”喜人，却也给他们带来了烦恼。长途贩运，最怕路遇强人，乾隆年间，晋商中“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商户为了运送自己赚得的大笔银子，通常需要请镖局押运。于是聪明的山西人在道光初年开出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记”，后来又出现了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著名票号。
票号是这样解除晋商漫长商途中携带银子的“重沉”负担的，晋商把在内蒙古赚到的钱存入票号，票号出具一张相应面值的“银票”，银票上书写的“密文”只有当事人和票号及其所有分号才能破译。晋商可以随身携带着这样一纸金融证明文件，回到山西老家，并从同一家票号中取出自己的银子，票号的收益是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当然，这是票号应得的，它为商业流通提供了安全的金融服务。
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由此逐步形成，并像他们的贸易一样，很快就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商业资金调度。晋商中银行业最发达的是山西太谷，太谷人孔祥熙娶了宋蔼龄做太太后，这位美国威斯里女子学院的洋学生第一次跟随父君回乡省亲，超乎她想象的是，16人抬的大轿舒适度并不比她的汽车差，主仆的比例是1比70，让这位见多识广的宋大小姐、后来的民国财长夫人、中行董事长的姐姐眼界大开。
然而票号的服务只能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上，与今天的信用卡不同的是，银票不能透支，与银联的区别是，它不能跨票号使用，只能是“异地同行”性质的兑付。银票遗失不补，票号仅凭银票即给兑付，并不知道来兑款者究竟是不是银票的主人。票号与今天银行业的区别是，它为了商户随时能够取到银子，不能进行商业投资，同时它的无限责任制决定了票号的生死，一旦出现挤兑，投资者只能倾家荡产。
票号的黄金时代只有几十年光景，19世纪中期银行进入中国，标志着票号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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