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巷北口的路中央,有两棵古槐,巍然屹立在汉白玉围栏内,虬枝铁干,饱经沧桑,用旺盛的生命力陪伴着古城太原的复兴。冬日迎寒风而傲雪,夏日顶绿荫而蔽日,两棵古槐,已成为柳巷闹市的一道生态景观和文化符号。我不知道它们的树龄有多长?但可以断定,它们一定见证了宋代晋阳古城在水与火中的毁灭,并与唐明古镇上新建的太原城一道,经历了其后的蹉跎岁月。两棵古槐顽强地在原北肖墙狭窄的路边生活着,直到进入上世纪80年代,它们的命运,竟融入了一位老市长博大的胸怀。
这位老市长就是岳维藩同志。我和他的长子岳华,既是同事,也是朋友。老市长“文革”前由太原调至江南古城南京出任市长,“文革”结束后又调回太原市政府(时称革命委员会)主持工作。“文革”中,他的长子岳华备受苦难,妻子离他而去,孤身一人在太原生活。父母重新回到太原后,他却于1982年身患不治之症,不幸离世。记得那一年的夏天,医生已为住院的岳华下达了两次病危通知。我带着岳华所有病历资料专程赴京,寻访专家,也为他寻求一线希望。专家找到了,结局却是对我默默地摇头。我怀着无言的悲哀回到太原,走进市政府办公厅的那座小楼。我必须面见老市长,却又不知该怎样将这种无言的悲哀向老市长陈述。一位值班的干部告诉我,老市长不在,说老市长带着园林部门和规划部门的领导们到拓宽柳巷北口的工地上现场办公去了。又说,是为了砍不砍两棵树的事儿。我听不进去。我当时心焦。不是为了两棵老市长关心的古树,而是为了我的同事和朋友岳华的病情。我终于等回了老市长。我作了简短的汇报,老市长一直无言地听着,直到我告辞,无言地送我出门。
不久,我亲眼目睹了白发苍苍的老市长在长子去世后赶到医院,面对亲生骨肉的遗体,强忍泪水,那张布满革命阅历的面孔上,无法掩盖的痛楚。然而他竟断然发话:遗体立即火化,不要搞任何悼念形式。我和单位的同事们还是违背了老市长的意志,给岳华召开了隆重的追掉会。是为了这位中年知识分子早逝的人生以及他留下的人品,绝不是为了他有着身居高位的父亲。
不久,太原市民们亲眼目睹了在拓宽的柳巷北口马路中间,两棵古槐的四周建起了汉白玉的围栏。后来我听说,当时在柳巷拓宽工程的各种会议上,关于两棵古槐的命运有过激烈的意见分歧。是保护它们?还是将它们视作“障碍”而毁掉它们?是为了城市的新建筑而抹去历史的符号?还是保护好城市的文化遗存,同时刷新城市古老的面貌?我想,肯定是在种种不同的争论中,老市长那天才亲自去看望这两棵古槐,并在两棵古槐下,现场做出了修改柳巷北口拓宽工程规划,保护好这两棵古槐的最后决定。而那天,他的血肉之亲长子岳华,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苦苦思念着顾不上来看他一眼的父亲!
在后来拓宽三墙路时,又有四棵古槐得到了保护,这六棵古槐,已成为城区大街上,展示我们这座古城历史文化和生态文明的一道景观。这种城建和保护并存的思路,分明是老市长博大胸怀的延续。我们这座古城,在新的世纪中还要不断膨胀和延伸,势必还有一些古树,等待着救助和保护。古树皆有灵,它们用顽强的生命期待着。老市长在天有灵,也一定在天国那边同样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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