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我出生在阳泉，1937年6月25日刚刚高小毕业，7月7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0月底，日本人占领了阳泉，我们都得学日语，直到1988年离休，我也没和日语脱离关系。1949年建国前参加工作后，我被安排在太原市公安局外事科，处理完战俘后才转至刑警队。1951年春，我亲自押送最后一批日本战俘，集中到河北永年，遣回日本原籍。
被日本兵追杀 只得隐姓埋名
有一天老师让我去买菜，卖菜的人告诉我，铁路上的食堂是日本人开的，需要个跑腿的伙计。为了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活下去，我大着胆子，决定试着到虎嘴里讨生活。这个日本人叫江口义雄，不会说汉语，问我姓名、年龄、家住哪里，我都用日语回答了，他又一边说一边让我写，像什么白菜、黄瓜、大米、白糖，我全都写出来，他就“呀”的一声，感觉很吃惊。
其实，我那时只是学了些常用词而已。然后江口义雄说了一声“走吧!”，我跟着他来到“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阳泉配给班”。过了几天，配给班主任让我去卖店站柜台。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我便来到“小超市”，见店里摆满了罐头、烟酒、大米等吃穿用的东西。我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和牌子一一记在脑中，能和日本顾客对答如流。
后来，日本人又让我到太原学习了一段，回来又成为阳泉车站最年轻的站务员。我们有几个好朋友结拜了弟兄，这件事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怀疑，把我抓起来并严刑拷问是否有抗日行为，家也被抄了。但因证据不足，我又被保了出来。我哥哥自“七七事变”后走出去，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家人担心被日本人发现。情急之下，我只好逃到太原，化名李蔚英。到现在，还有些旧人不知道我叫杨淮呢!
身无分文的我成了流浪汉。有一天得知“山西省物资移入配给组合”在招聘职员，条件是要懂日语，我去应试，合格了，我又能自食其力了。
半年后的一天，我刚走到单位门口，突然瞅见要抓我的日本人，连忙把脸扭过去。我心想，他也许看到我了，说不定哪天会来抓我呢，我赶紧辞职不干了。
后来又经过测验，我考入“日伪山西省甲种警察教练所”，仍用李蔚英的名字，伪称是河北保定人，隐匿起来。这叫“灯影下藏身”，看似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
1945年6月25日我从日本人的警察教练所毕业，原定实习三个月满后任职，巧的是8月15日这天，日本人宣布投降。我暗自庆幸，总算没有给日本人当警察官。我立马改回原名杨淮，再也不用隐姓埋名了。
向敌人学的能耐 我拿来服务人民
1949年太原解放当天，外面还是炮火连天，25岁的我便进入公安局开始紧张地工作。我把所学的一套东西都用上了，别人不懂警察业务，我懂!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培养了我，我却用它来为咱们中国的人民服务。
因为我懂日语，专搞外事工作，主要管理外国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原来，日本投降后，约几千人留在山西没有回国，继续对抗中国人民，直到1949年解放后，他们才被清理出来，分批遣送回国，公安局对罪大恶极者进行了审查取证，我直接参与了这些工作，一共遣返了三批。
遣送的时候，我把他们集中起来训练。最后一批被遣返的日俘，陆续集中达到二百多人，当时把南门外(今五一广场一带)、火车站附近的正太街、首义关的旅馆几乎全包下来了。我把他们编成了十几个学习小组，选出正副组长，每天汇报学习情况、思想动态和所发生的一些新问题，尽量就地解决。我让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坐在一块儿，接受思想教育。因为正值抗美援朝，我除了教他们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外，另外还教他们三首歌，必须用中文学会唱会，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反对美帝武装日本》。
“反对武装日本，反对武装日本，日本必须走向民主，亚洲必须走向和平……反对!反对!反对武装日本!”我穿着新的草绿色的公安服，放开了喉咙，挥动着双臂，每唱一句，便叫他们随我的节拍唱一句，直到教会全歌词。
有时我会利用休息空隙，用日语给这些人讲解歌词大意，把交通旅馆的大院搞得异常热闹，惊动了附近派出所户籍员也纷纷跑来听我教他们唱歌。教唱结束后，我向在场围观的民警打招呼时，他们用惊奇的眼神望着我说：“闹了半天，你是中国人啊!刚才我们还以为是部队上的日本人哩!”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公安局外事科的干部!”大家一听，都爽朗地大笑起来。
亲自押解日本战俘 行程千里遣至永年
1951年春，我送走了侵略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俘。公安局让我当队长，给我派了位政委，负责送到河北永年县城里的华北军区训练团。回顾数千年来，从未有过倭寇侵略山西、太原的记载，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山西罪行累累，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中国人民的俘虏。我感觉，自己有幸亲自押解千里之遥，是件非常自豪的事。
在日俘组成的各个学习小组中，有一个组长表现得最积极，是太原铁路医院五官科的主任青木正，他单身一人返回了日本原籍，随身没有带任何行李，轻装踏上旅途。临别时他对我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成功，回到日本后，我要继续努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我依靠他做了不少工作，掌握了全队所有人的思想情况，为我完成这段千里遣送的任务打下基础。出发的那天，我们包下了三节车厢，队伍的成员男女老少包括家属在内。各车厢门口都分别把守着全身武装的战士，人手一支步枪，还带轻机枪一支，踏上征程。目的地是华北军区训练团驻地河北省永年县城内。
第二天凌晨，我们到达河北省邯郸车站，全体下车，休息了一会儿，吃了饭。又雇了10辆大马车，将所有行李全部装车，除妇女、儿童外一律步行，沿着一条土质的崎岖路列队进发，一路和着杂在一起的鸾铃声和马蹄声，直奔永年城。
这虽是一群临时凑在一起、老幼男女相杂的日本人，但也有服从命令和严守纪律的习惯。我利用这一点，强调了行军纪律，希望大家互相帮助，克服饥饿干渴的困难，他们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况且两侧又有随行押解的武装战士，所以比较顺利。
当夕阳西下时分，终于永年城在望。入城后，我发现城里空荡荡的，不见一个百姓，狭窄的街道两旁，残存着的瓦房差不多全有被炮弹打过的痕迹，有被水淹过的印子。集中日本战俘的地点是个大庙，已经破旧不堪，地方很大，我让他们按男女编队分别住开，只在星期六可以见面，再经过教育学习以及审查。
《三晋都市报》2005年5月13日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灾难篇》上面刊登着几名日本战犯在山西的犯罪口述。这几个人我都认识，比如汤浅谦(原任日本侵略军北支那方面军第一军太原第三红十字大尉军医，曾搞过细菌战、活人活体解剖)，当时就是我把他送到河北永年的。因他罪恶较大，后来又与几名战犯被送回太原羁押候审。
我逮捕了河本大作可惜未受审即病死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查了关押在太原的部分、日本战犯，一共129个人，其中有9个人的罪行比较重，判了刑，最少的判了8年，最多的判了20年，包括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菊地修一等。对于罪行较轻、认罪较好的，分别先后三次免诉释放回国，共120个人。
有两个罪大恶极者是最有名的，都已经被扣捕起来了，却没等上法庭审判就病死了，其中一个叫河本大作，1953年死在狱中，另一个是岩田清一。
河本大作原为日本关东军大佐高级参谋，曾于1928年主谋策划并亲自指挥炸死张作霖，制造了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后来，他藏在山西，当上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阎伪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
太原解放前，我曾在阎伪警察局管理过外国人，对于每个日本人的家庭情况都了如指掌。1949年4月，太原刚解放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吃罢晚饭，约9时左右正准备睡觉时，突然被科长叫去，接过一个字条。领导问我，你认得上面这几个日本人吗?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我一看，条上写的10个人全为团长以上级别，其中的川端大二朗就是河本大作，那是他的化名。
于是，我迅速带领十几个武装战士，亲自到河本大作的家中逮捕了他。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是教场巷门牌5号。我敲开门喊他出来，河本就老老实实地走出门，戴上手铐，被我们押到了监狱。当晚，我一共逮捕了10个人，包括城野宏、菊地修一、相乐圭二、永富博之等重要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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