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宣传晋商的文章说起
自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播出之后，报刊与荧屏即吹起了一股宣传晋商的热风。重温晋商的辉煌历史，继承和发扬昔日晋商的创业精神和经商之道，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笔者认为，对于晋商的宣传，应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本着对读者或听众负责的精神，使宣传真正起到启迪和教育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在宣扬晋商的时候说一些有违历史真实的话，说一些不该说的过头话，这就难免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2006年4月3日的《山西广播电视报》上载有一篇《五百年晋商传奇》的文章（以下简称《传奇》）。文章于开篇第一句话之后即写道：“可是为什么山西人不读书、不做官，偏偏喜爱做买卖？”这样的话在全文出现了3次。山西人为什么喜欢做买卖？该文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晋商有一套相当完善的激励机制。在商号、票号里工作的人生活十分优裕，待遇十分优厚，出徒之后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工作满14年后，一年的工资就涨到100两银子。而更大的收入还是在分红。“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身股就是3厘，平均每年能分到1075两银子”，而清代的知县一年的全部收入不过是1045两银子。因此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山西人都把精力集中在了做买卖上，山西的优秀人才都进入了商界，而不是读书考科举”。不是笔者多心，看到这些话，总觉得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尽管《传奇》一文不无可取之处，笔者亦无否定全文的意思，不过，像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山西人不读书，不做官，一心一意地要做买卖云云，实在是说得太武断、太绝对了。作者尽管剖析、赞扬晋商的激励机制好了，说山西人怎样爱做买卖好了，而不该再搭上一个山西人不读书、不做官的无稽之谈来加强自己的论点，从而使这篇《传奇》之作太离谱了。
晋人科考举隅
先说读书。难道真如《传奇》作者所说，山西人“不读书”吗？否！
看一个地方的人重视不重视读书，或者说某地之文风如何，其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从古代来说，是看其兴学育人的情况，看一看科举制度下中式的多寡，总该是一个标准吧。诚然，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山西远不及江南的一些省份，但也绝对不能说山西人不读书，不重视科考。据有人统计，明代山西有进士1231名①。清代康乾之世，在府州县学浸衰的情况下，兴起了创建书院之风，到光绪十一年，山西全省有书院111所，遍及各府、州、县，个别府、州的书院甚至还不只一所或两所。这些书院的一半或多一半创建于乾隆年间，最早的晋阳书院创建于顺治十七年。由于书院多建在府、州、县城里，不便于贫寒子弟受教，因此，不少村镇还办有义学，全省有义学385所②。义学之外，还有很多的私塾、家馆。由于学校办得多，特别是为习举子业而设的书院办得多，所以有清一代，山西科举中式者并不少。其中进士1456名，占到全国26391名进士的5.5%。举人6500名，副榜1000余名③。以县而论，像河曲县这样一个偏僻、贫穷、人口稀少的小县，都出过进士5名，举人19名，贡生8名，武进士8名，武举人17名（见新编《河曲县志》）。再看忻州（指忻州本区，即忻县），截至光绪六年④，中进士者39名，举人204名，贡生261名。有武进士16名，武举人203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光绪七年以后，又有中进士者2名，中举人者7名，贡生2名，武进士、武举人各1名。按民国19年（1930年）编定的《太谷县志》，清代太谷县中进士者有35名，其中温忠翰乃同治壬戌科（1862年）探花。中举人者243名，贡生313名。至于秀才，则该是贡生的几倍了。另有武进士21名，其中榜眼、探花、传胪各1名。有武举人180名。至于武秀才，也应该几倍于武举人了。这，怎能说山西人不读书、不考科举呢？
也许有人要问：难道作者没有提出一点证据吗？要说所谓的证据，就是山西没有出过状元（应指文状元——笔者），如作者所说，“清朝一共有100多个状元，但是没有一个山西人，甚至连偏僻的云南、贵州都出过状元，惟独山西没有。”不假，清代山西是没有出过状元，但也不是“惟独山西没有”。山西只出过1个榜眼、3个探花。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者怎么不顾出过那么多进士、举人、贡生的事实，而仅仅以没有状元为理由，说山西人不读书考科举呢？
科举制度是隋唐之后推行了一千几百年的国家取士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多少莘莘学子得到选拔，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当然也得到了他们期望的功名利禄。另外，也有不少中式者一生并未做官，或者仅做过低级教职官员，或者虽然官做得也不算小，但一生清廉，这些人其志就在于功名。官爵是功名，登得科第本身亦是功名。功名会使人身价倍增，可以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这是掏钱也买不来的荣耀（虽也有花钱捐得功名者，但不免为世人所轻）。封建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是一个穷秀才、穷举人，也会受到人们的青睐。所以，达官富室为了子弟登科成名，光大门第，不惜重金延师设馆，他们对老师优礼有加，待如上宾。山西第一所女子学校还是祁县富豪渠本翘开办的（1904年）。榆次富商常家的办学教子更是闻名遐迩。常氏笃初小学堂也是山西兴办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光绪三十二年，常家还兴办了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等小学。从咸丰年间至20世纪30年代，常家各门共办有私塾17所。由于常家几代尊师重教，所以人才辈出，进士常麟书、同榜举人常赞春与常旭春弟兄皆三晋名士，民国年间的常乃德（即常燕生）更是驰名全国的学者。有清一代，常家共出了秀才、举人、进士及监生、贡生176名（其中入仕者132名）⑤，是典型的儒商之家。难道一个写了4000言晋商传奇的作者一点也没有涉猎到常家或其他晋商大家这类尊师重教的材料吗？为什么置这类材料于不顾，而偏要揪住没有出过状元一事翻来复去地说山西人不读书考科举呢？
常言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实，真的能十年寒窗登第，哪怕获取一个秀才的功名，也算很幸运的了。众所周知，清代，除遇国家庆典或皇上大寿等特殊的喜庆加试恩科外，在平常的年份，各级科考都是三年一轮，譬如今年是全国考秀才之年（即童试，亦称小试、小考），明年则是考举人的年份（即乡试。子、午、卯、酉年举行），后年便是考进士的年份（即会试。辰、戌、丑、未年举行）。同时，这三等科第必须是逐级而考，即未取得秀才资格者绝不能参加乡试，即不能考举人。以此类推，不是举人者不准考进士。所以，无论哪一级科第，落第者若想再考，还得等待三年。笔者有闻，山西乡试，每次录取举人72名。忻州童试，每次也只录取秀才52名，其名额分配是：忻州本区24名，属县定襄12名，静乐16名，定襄、静乐与州本区的童生皆在州城一起参试，每次考生均在1000人以上（另外，还有因种种原因不参加考试的1000多童生）。由此可见科考之难。三晋名士忻州薛河东（字凤一）“秋闱艰于获售，十余年之间苦状有难堪者焉……公车十上，屡荐而不售”。⑥就是说，薛河东先生（成为秀才之后）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得中举人（估计起码考过三次），中举以后又10次赴京，参加会试，然终未取得进士功名。想想看，这该是花了多少时间，耗费了多少心血，且不说10次路途往返，鞍马劳顿，尝尽多少辛苦！再如忻州邢尔昌先生，23岁进了秀才，以后又参加了10次乡试，终未考上举人。“十赴棘闱本厌多，连科不中又来科，”“并门旅店曾相识，落第书生笑又来。”此乃先生七绝《甲午再赴乡闱》（共二首）中的诗句，由此可见他那顽强进取的精神和洒脱不羁的个性。当然，一个人的真才实学不全决定于科第功名的高下，无科第功名的饱学之士亦不乏其人。科举制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弊病亦不少，此处不想加以论述。笔者只想说，千余年来科举制度影响下形成的那种社会风气，那种对于广大士子的诱惑力，在山西亦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即使是晋商辉煌的明清之际也没有丝毫减弱。说什么山西人不读书考科举，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晋人仕宦举隅
再说一下山西人的做官。按《传奇》作者的说法，在晋商激励机制的吸引下，山西人连官也不想做了，并引用民谚“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以证之。民谚固然是一些人心声的流露，但不见得代表了多数人的思想，如同晋商的激励机制并未影响到山西人的读书考科举一样，同样，山西人做官的欲望也没有因这一机制的刺激而减少。依笔者之见，要说减少，主要是减少了一些种地的农民，让许多无力读书的寒门子弟走上了从商之路。我们并不是赞扬那些热衷于仕途的人，而是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说有违历史真实的话。虽然也有鄙薄仕途的人，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还是仰之趋之。
还是以太谷县为例，看看清代这一晋商名县有多少做官的吧。按《太谷县志·仕籍》统计，清代太谷共出过文职官员428人，武职官员77人。文职官员中正七品以上的就有167人。武职官员中除少数几个人外，绝大多数都在七品以上，其中从三品以上的就有17人，任过云南提督的武绳谟和贵州提督的牛天畀皆为从一品。
有清一代，山西有“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有以直言极谏著称的孙嘉淦，有既是朝廷重臣又是大学问家、诗人的陈廷敬、祁隽藻，有被誉为“清代汉学第一”的阎若璩，有开研究世界地理之先河的《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继畬，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有最早的实业家、政商界名流渠本翘等闻名全国、辉映史册的人物，这些人也都是科举出身。总而言之，说山西人不读书，不做官，只知做买卖，不能不说是不尊重历史的偏执之说。
以偏概全的所谓激励机制
说实话，关于晋商的材料笔者看得很少，不过，就所过目的一些以及平日耳闻所得印象，总觉得《传奇》中写的那种激励机制不够典型，颇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笔者猜得不错的话，作者写的那种固定月工资多少有点像太谷曹家商号的规矩。不过，问题是就晋商多数的商号来说，无论是掌柜，还是顶上生意的伙友（即住号者），都没有什么逐年递增的固定月工资，而只有按规定各个人每年可以预支的劳金。虽然劳金也是工资，但它是预支，将来结账（一般为三年，也有四年的）分红时要扣除的。这方面曹家也许是个例外。根据聂昌麟（聂曾在曹家商号——彩霞蔚工作27年，由学徒升至经管账务的先生）署名的《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载《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一文，曹家的劳金各商号多寡不同，以彩霞蔚而言，住号者劳金分三等，头等每年8两银子，二等7两，三等6两，掌柜的劳金每年100两至120两。看来这个劳金并非逐年递增，也不叫月工资。不过，聂文中没有写分红时扣除劳金的事，假如真的不扣除，这一点就有别于晋商大多数商号的规矩，倒跟《传奇》中写的差不多。不过，不扣除劳金，必然要影响到结账时的分红，即红就一定分得少了。按聂文记，曹家砺金德当家掌柜戴世封为人精明干练，权力又很大，“在各号共顶生意十分，每次结账下来，可分得白银八九千两至一万两”。这里的10分即10股，即顶10股生意才分红八九千至1万两银子，那么，一股不过是八九百或一千两银子，实在不能算多⑦。就笔者所知，祁县乔家复盛公、平遥日升昌票号、太谷大盛魁（王相卿等三家合股）、介休侯家蔚字号及忻州张家锦源店等商号分红最多时每股也开过1万两到1.2万两银子。光绪十四年，祁县乔家大德通票号每股开过1.7万两银子，大概算顶着天了。
关于顶生意，《传奇》中说普通员工即可顶3厘生意，这也不大符合多数晋商的实情。当然，一个商号有一个商号的规矩，不可能尽同，不过，按一般的情况，初顶生意者能顶上3厘是很个别的，多是2厘，也有顶一厘的，这也是熬了十二三年甚至十五六年的劳绩。
①见王振芳、吴海丽《明代山西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及其成因》一文（《沧桑》2002年第五期）。
②书院、义学情况见张捷夫先生《清代山西书院考略》一文（载张著《山西历史札记》一书）。
③所举全国进士及山西举人、副榜名额皆参考《山西文献》第65期所载《明清科举及山西名进士》一文（作者王小鸽）。
④清代之《忻州志》只编至光绪六年。
⑤见谢燕、刘欣芳所著《儒商门第常家庄园》。
⑥见薛寿彭《汾州府介休县儒学教谕凤一府君引述》。
⑦这里所写的可能已经不是曹家商号最兴盛的时期了。按聂文，前面还有“光绪年间，砺金德当家的戴世封……除了年支劳金以外，在号内顶股分红每年约在四五千两上下，其收入可超过县官而安逸尤远过之。所以当时晋中的民谚有‘生子有才可作官，不羡七品空堂皇’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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