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冬，由地下共产党员赵宗复请示筹办，经当时教育部批准备案，由省教育厅直接管辖，享受国家师范生待遇的中等专科学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正式复校了。
翌年春，又经过刘逢炎厅长亲自审题以及监考、巡察、判卷、登分一系列严格考试选拔程序，我被录取到该校简易师范第二班，时年14岁。
国民师范学校的校址，初在大北门街天主堂前面的旧明原中学，后迁移到上马街2号，昔日农业专科学校旧址，在校生到1946年秋季，连同一、二分校共约千余人，教职员工70余人，是当时省城较大的师范学校之一，其余有太师、女师等学校。
我们简师二、三班，同属初中二年级，合并在一个教室上课，男女合校，每课桌3人，共计60余人。
课程设置比普通中学多一门“教育心理学”，计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动物、植物、音乐、美术、体育、公民、生理卫生、农艺、军政训练等。
我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度过了3年多求学时光，这里的校园、教室、宿舍、礼堂、操场、亭台假山，以及谆谆教诲的老师和朝夕相处的同学，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语文课王德新老师讲授文天祥的“正气歌”；马健民讲授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李密的《陈情表》等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公民课主要讲授自爱、自治、自尊、自觉以及仁、义、礼、智、信的诠释等。
老国民师范的乔松岩、赵延绪、高寿田等老师和蔼可亲的面容，绵润入耳的话语，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精神，深深印在我的脑际。这为我以后谋业教师、甘当蜡烛和愿做人梯树立了榜样。
在所学课目中，我非常喜爱音乐课和唱歌，那时流行《青春战斗曲》：
我们的青春像火一样的凶猛， 燃烧在战斗的原野； 我们的青春像海燕样的英勇，
飞翔在祖国的天空；
原野是长满了荆棘，
让我们燃烧得更凶猛；
天空是布满了黑暗，
让我们飞翔得更英勇；
我们要在荆棘中烧出一条大路，
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猛冲!嗨!!
这支歌，鼓舞并激励着青年人，推翻黑暗的旧社会，冲向光明的人生!
在国民师范的学习，丰富了我的知识，启迪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今后的命运。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1960年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国民师范学校的管理规范有序，纪律制度十分严格，全校统一作息，平时不能随意进出校门，早晚自习、起床、作息等都要点名，不许迟到早退，这些严格的管理制度，使我养成了早睡早起、刻苦耐劳的良好习惯，一生获益匪浅。
课余时间，学校有两个宽大的操场，可以自由活动。有的同学仍在教室埋头苦学，复习、背诵各科内容、演算公式定理、朗读英语单词；有的在校园观看报纸、墙报……
在1947年的升级考试中，我的名字荣登榜首，高贴在礼堂的正面，此事令许多同学羡慕不已，同时，我还是全年级唯一的“优秀贫寒生奖学金”获得者。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民主空气十分活跃，学生可以自发地在校园张贴墙报，鞭斥时弊，揭露与讽刺旧社会的黑暗，争取民主和自由，并且不时更换新的内容，吸引着许多师生观看。这既活跃了同学们的课外文化政治生活，也对同学们的思想进步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地下共产党员赵宗复、李祥瑞的教育和影响下，同学们在好好学习的同时，积极反对内战。李祥瑞经常给同学们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现象，极力反对参与调停内战的美国马歇尔将军。受他的影响，有的同学说：“牛歇尔、驴歇尔也不行，只有中国人民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在同学中便有了“牛歇尔”这一戏谑绰号。
国师和进山两座学校，有着良好的兄弟友谊；赵宗复是当时进山中学的校长，而国师又是他一手创办复校的，国师校教务主任丁伯功也是从进山调来的，另外还有许多兼课老师也来自进山中学，这无形中使两校间更加深了友谊。1946年秋季，国师高师部又从进山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了一多半新生，从而使两校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再加上两校相距又近，假日里，学生们交往频繁，有时在文庙一起共同聆听进步的时事讲座。1947年春，阎锡山当局在海子边举行集会，准备进行游行，由于两校师生集体罢会撤离，致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还有，当地下共产党员、进山学生张英在即将暴露身份的危难时刻，便是被国师的李祥瑞收留藏匿，才安全脱险。特别是两校师生到北平山西临中后，许多同学秘密参加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又一起奔赴解放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工作团，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国师的李祥瑞是在太原解放前夕，惨遭敌人杀害的，同时遇难的还有进山的卫吉祥等7人，这又一次血证两校用鲜血和生命凝写而成的兄弟学校的革命友谊。
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刚复学那阵儿，每日三餐，小米粗粮勉强可以吃饱。春天里，每人分一畦校园西边的菜地，各自翻地、播种、锄草、浇水，同学们学着勤劳耕耘，吃着用辛劳收获的蔬菜，享受着劳动收获的喜悦。
1948年春，由于内战频仍，学校东边的教室里，住了许多从晋中战场溃败的伤兵。他们在操场、路旁等地经常和学生发生矛盾，这给清静的校园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个时候，学生的生活每况愈下，每人每天4两豆饼4两小米的混粥也难以继续维持，战争和饥饿的恐怖压抑在每个人的心头，城外不时传来刺耳的炮声。
为了生活，我和许多人利用假日到校外打工挣钱，当时因年幼，个头儿又矮，我常求工头半价雇佣。修碉堡、挖战壕、搬运仓库物质、扛木料、昼夜连班看守电磨、抬伤兵、卖报纸……受尽饥寒，饱尝劳累。从市街到城郊，到处都留下我年幼的身影。
1948年9月初，学校开学了，我进人了高师第五班，可我无法静下心来聆听刘丙义、丁伯功等老师清晰而条理的讲课。此时，学校里人心惶慌，许多学生离开了学校，混入社会，但我还是听了李祥瑞劝导的“天塌大家死”的话，咬牙挨饿而没有踏人旧社会的泥沼。
当时，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纸币贬值，人心惶惶。在同学尚渤、孙正明和张得卿同乡的资助下，我结算了学校的伙食费，加上变卖衣物和打工积攒的零钱，乘这个时局动荡之机，萌生了逃离太原的念头。
1948年10月10日上午，我乘坐着一架小型的货运飞机飞上了蓝天，逃离了饥饿和战火笼罩的太原，别离了我熟悉的学校，去到北平山西临中求学。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怎样的阴晴运转，我没有也不会忘记母校。国民师范的学历和所学的知识，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基石和进取向上的动力。
感谢你，亲爱的母校! 祝福你，亲爱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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