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传入太原
电影，这个揉合了音乐、舞蹈、美术和戏剧等综合性艺术，诞生于19世纪的1895年12月28日，由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用自己发明的放映、摄影兼用机第一次在巴黎放映了影片《火车到站》。1899年，西班牙人贾伦白克携带粗制简陋的电影放映机来华，欲将这一新生事物展示给上海、北京市民，营利赚钱，不料在北京为慈禧首映时，影机即连续两次发生爆响，吓坏了慈禧，她以为这是不祥之兆，惊恐不安。消息传到社会上，人们议论纷纷，对电影一时难以接受，观者甚少，电影在中国的发展较为缓慢。20年之后，即20世纪的1919年，电影才传入太原。是年6月14日，基督教太原青年会(位于今太原五一路南段邮局北侧)首次免费放映了《瑞典国的湖景》和《打猎者的误会》等外国短纪录片，为教会作宣传，吸引中国人入教。在附近的山西大学、法政专科、太原中学和太原女中等校的青年学生观看了电影，感到非常神奇，观者日众，电影逐渐为社会各界所认同接受。
阎锡山请洋人拍片
1924年6月，同武上将军、山西督军阎锡山特派其督署宣传主任曾望生与英美烟草公司驻晋代理人潘某联系，用重金请上海总公司电影部的外籍摄影师管尔峰、威尔德及华人张生来晋，拍摄了阎锡山公务活动的一些镜头和督署(今省人民政府)、巡按使署、海子边自省堂(今山西饭店)、文庙省图书馆等建筑及晋祠风景，并于6月15日拍摄了阎锡山的阅兵式。阅兵在小东门大教场举行，参加检阅的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及卫生兵等兵种，由晋南镇守使、混成第一旅旅长兼训练督办张培梅任阅兵总指挥，阎锡山身着从北京特制的上将军戎装登台亮相。阎锡山不仅重金请洋人拍片，还为检阅部队添置军服、马具，并整修、布置阅兵场地等，共耗资5万银元之巨！
自办电影公司全国少有
我省位居全国中部，20世纪20年代有"模范省"之誉，然就文化艺术而论，除地方戏外，鲜有积极发展。1934年，我省崞县(今原平市)人温松康(阎锡山的亲戚)由国立北平大学毕业回并，他对拍摄电影很有兴趣，与表弟郝振邦(崞县人，阎锡山的内亲，留日归来时任阎的秘书，抗战初期病逝于成都涪县)等倡议筹组电影公司，历经多方奔呼，竟无应者，迄未筹到资金，无力启动。此事上报阎锡山后，阎允全力支持，遂责令西北实业公司和斌记五金行共同出资，组建西北电影制片厂，后向南京国民政府申办注册时，根据公司组织法独立成立，易名为西北电影公司，实则是绥靖公署的宣传机构之一。当时，全国除京、沪、广州和山东拥有电影摄制机构外，独我省有西北电影公司。
为我国电影拓展不无微功
1935年6月，西北电影公司正式成立。阎锡山通过其秘书郝振邦直接领导，后任温松康为经理，公司设在太原坝陵桥裕德东里12号一座四合院里，有北房五间、东西房各三间，南房四间。西房为印片室，内景摄影棚设在海子边公园(今儿童公园)内北侧的劝工楼中(现辟为孙中山莅临太原讲演纪念馆)。一方面积极向美国采购器材，一方面招兵买马选聘专业人员，并以上海莲花舞台导演石寄圃(绥远人，是温松康的同学)和台班郝恩星为骨干，在西缉虎营街开设演艺人员训练班公开招考，报名应试者多达近千人，但只录取了胡晋芳(女，50年代在太原印刷厂即原西北印刷厂工作)、白士林、王玉林、倪志祥等4人为正式演员。1935年7月，西北电影公司开始拍摄第一部故事片《千秋万岁》。史介编剧，温松康扮演阎锡山，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宣扬我省推翻清王朝前后之民情军事。为此，公司组成外景队到娘子关拍摄战争场景，动用不少军队兵马，荷枪实弹，颇为壮观。此片由石寄圃导演，卢滏、温岗、石冰、王建桐、胡晋芳等参加演出或任美工，需要的群众演员或军队则更多，调兵遣将稽延时日；剧情又涉及方方面面，纷繁而费事，拍摄工作并不顺利，拍拍停停，未能竟功，半途而废，只将已拍部分在太原试演，因内容贫乏，演技较差，观者寥寥。1935年10月，因日军策动华北自治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飞临太原与阎锡山共商应对之计。为此，西北电影公司草草赶拍了一辑新闻纪录片，拷贝现存台北"国防部"档案室。这是该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
随着电影技术改无声为有声，西北电影公司也不甘落后，乃再事补充设备，广罗人才，派导演石寄圃到上海邀请名手。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电影小组(领导人为田汉、夏衍等)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及"左翼剧盟"的支持下，一些进步的文艺和影剧工作者先后被介绍加入西北电影公司。其中有著名导演宋一舟(即宋之的，解放后曾任总政文艺处长)、著名演员田方(解放后曾先后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厂长)、王斌(即王浜，解放后曾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委员)、王苹(女，解放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1986年第六届《大众电影》金鸡奖特别奖获得者)及蓝马、吕班等。阵营加强后，西北电影公司于1936年拍摄了故事片《无限生涯》，由宋之的编剧，石寄圃导演，沈家麟摄影，剧情以阳泉煤矿建设为背景，描述一青年矿工(田方饰)见义勇为搭救了一位被矿主(石冰饰)企图霸占的歌舞演员(王苹饰)，并率领矿工同封建矿主展开斗争的故事。此片曾在京、沪、洛阳等地演出，是山西第一部走出娘子关的电影。
1936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绥东，绥远省主席、晋绥军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部迎击，西北电影公司派战地摄影队赶赴绥东，在百灵庙、武川等前线，实地拍摄大型纪录片《绥东前线》(又名《百灵庙大捷》)，放映后受到各方面的称赞和支持。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曾致电祝捷，毛泽东主席还专门委托南汉宸携带亲笔信赴绥祝贺，说绥远抗战"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开创了"全国抗战之先声"，同时赠送了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三十五军官兵深受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决心日益高涨。中共上海地下党电影小组领导人阳翰笙、夏衍、阿英、郑伯奇等，通过"中国电影界救国会"组织一批影剧界名人支援、加盟西北电影公司，其中有瞿白音、沈浮、贺孟斧担任编导；杨霁民、陈晨、程默、姚俊初等担任摄影、美工及录音；吴雪、谢添、欧阳红樱、杨琼、金淑芝等担任演员；著名摄影师徐肖白(解放后曾任北京新闻纪录电影厂厂长)也是这个时期由沪推荐来太原的；著名喜剧演员陈强，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爱好文娱活动，是有名的太原东米市街"社火"(高跷)队的骨干，也是这时由太原参加西北电影公司的。
1937年，西北电影公司开始拍摄《塞北风云》，系以描绘蒙绥边疆民族被日军谍特煽动、怂恿，滋事内犯为章本，公司派大队人马在五台山拍外景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迅即侵入晋北，外景队撤返太原，《塞》片停拍，人员遣散，公司携运设备于是年冬随军政当局搬迁至临汾，后而西安。
1938年春，西北电影公司拟与西安士绅张德枢合作建厂，未获成功，遂即转徙四川成都灯笼街设厂，再起炉灶，并派摄影队趋晋西克难坡(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和屯留八路军野战总司令部及一二九师战略地区拍摄纪录片，其中大型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和故事片《风雪太行山》放映后，受到了中外进步舆论的一致赞扬。
《华北是我们的》是抗战八年中，国统区纪录片里唯一的一部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共同抗日、生产、生活和战斗真实情况的影片。该片还摄取了晋绥军和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及国统区军民战斗、生活的不少镜头。它使广大群众包括港澳同胞及东南亚、欧美各地华侨、国际友人从银幕上看到了真正的人民抗战，令人激动、振奋。有的华侨热心捐献财物为祖国抗日出钱、出力，有的华侨青年不远万里纷纷回到祖国投身抗日。重庆《新华日报》曾于1940年2月20日在第一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华北是我们的》这部影片的创作，在抗战文化史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著名美国记者斯诺、美联社驻华记者爱泼斯坦也都向英、美、加拿大发出专电，对这部影片作了评介。影片中采用了贺绿汀的著名歌曲《游击队员之歌》。
故事片《风雪太行山》由贺孟斧编导，杨霁民摄影，谢添、欧阳红樱等主演，描写太行山区的矿工同农民联合抗日的故事。抗战期间曾流行全国，特别是影片的主题歌《在太行山上》(桂涛声作词，冼星海作曲)至今仍脍炙人口，广为传唱。
西北电影公司创设之初，原以企业方式经营，但在抗战期间，国内市场狭隘，仅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西安数市而已，平时营运收入难抵巨额制片费之半，又因我国海岸港口多被日军占领封锁，电影器材胶片供应中断。经理温松康再趋克难坡请阎锡山给予支持，阎说："而今军粮民食尚难以为济，哪有余力再举不急之务。"仅助以小款数万元，嘱力行自给自足(潜台词为不再支持)。温返蓉后，除发放同仁欠薪外，所剩无几，迅行发动全体，群力改编排话剧演出维持，然仍入不敷出，难以长期支撑，在此无奈无助之下，公司于1941年正式宣告结束。温松康后于1999年病逝台北。
上述《华北是我们的》、《风雪太行山》和《无限生涯》三部影片，是在国共联合抗日期间摄制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的演艺人员起了很大作用。这三部影片中的一些珍贵镜头均收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1980年电影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尤其是从《华北是我们的》收入八个画面之多(包括朱总司令参加军民大会和在抗日军政大学分校讲话的画面在内)，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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