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山西何时兴起，已无准确时间可考，但据有关记载，远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年，雁北恒山一带就出现了炼仙丹的方士，即《汉书·艺文志》所称的神仙。到了东汉，道教在山西已逐步形成，少数地方修建了道教宫观。据《清凉山志》记载，在东汉永平年间，五台山境内即有道士，道教称五台山为紫府山，曾建有紫府庙。洪洞那时也修建了紫微观、披云观、真一观等。
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形式、内容已制度化，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亦初步形成。尤其是北魏太武帝时，宰相崔浩是道教新天师道代表人物寇谦之的虔诚弟子，由他推荐，寇谦之向太武帝进献了《录图真经》，并对太武帝宣讲新天师道的教义，深得太武帝的赞赏。公元424年，天师道场在大同城东建立，太武帝出于入主中原的目的，亲自到坛前受符篆，举行大规模的诵经仪式。之后，由寇谦之建议发动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太武帝越发信仰道教，排斥佛教，他自称太平真君，国号也改为太平真君。自此，道教成为北魏国教。山西是北魏的中心地域，到处兴建有宫观庙宇，如北岳恒山悬空寺等一大批道教宫观。道教在山西得到了很大发展。
到了隋朝，隋炀帝为维护其暴力统治，对道教采取压制手段，下令凡纬侯、图谶与谶纬有关能妖言惑众的书（即对其统治有不利影响的书）一概焚毁。山西道教同全国一样首次受到打击。
唐朝是推翻隋朝而建立的，李唐王朝欲为其统治找一名正言顺的借口，便称老子为其祖先（老子名李耳，字伯阳），并称在同隋朝军队的多次战役中有天神显灵护持，方能破贼杀敌，取得胜利。如《旧唐书》记载：唐公李渊于大业十五年（公元617年）攻临汾郡，行至霍山下，阴雨连绵，又遇宋老生部重兵阻击，危急之时，有一白老者自称霍山神使者，来拜谒“唐皇帝”，告知雨停时期及进击敌军路线，果然雨停如期，李渊尊其所示，斩宋老生，攻下临汾郡。因此，唐朝历代皇帝都认为道教是护持其家族统治的本族宗教，一直尊其为国教。唐高祖时，道士王远知因给李渊密传符命，被授朝散大夫，并赐缕金冠和紫衣，成为道士接受皇帝赐紫衣的第一人。唐太宗也因王远知预言其能当皇帝，而在即位后加封王远知为银青光禄大夫，并将道士排名列为僧侣之前。自此，全国上下崇道成风，各地宫观林立，香火鼎盛。洪洞孙真人庙便是在当时背景下建的，占地300余亩，规模盛大。同时，恒山庄泉观、灵丘白音观、应县冲虚观、翼城庆雷观、洪洞水神庙等一大批宫观也相继建成。据记载，全省各地共建宫观庙宇几百处。唐玄宗时，把《道德经》列为诸经之首，下令每户人家必备一本《道德经》，并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将当时住天台山的茅山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迎于宫中，亲受法篆，成为道士皇帝。中国道教发展到顶峰，山西道教也发展到了最繁荣的时期。
五代时，纷争不断，山西道教不断受到打击。在晋北，契丹世宗天禄四年（公元950年）七月，辽军准备进攻中原，派人到恒山求卦，因卦不吉利便放火烧了恒山庙。晋南后周世宗也下令佛教僧侣废寺还俗，波及道教，多数道士被迫还俗，许多宫观被封。
北宋统一中国后，为收揽人心，维护稳定，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刚刚即位就下令停止后周世宗废止寺观的命令，并给杰出道士赐紫衣，增加道士人数。自此，道教又得到发展。宋徽宗崇尚道教，在其倡导下，以往废止的道观、还俗的道士得以恢复，山西各地又相继修建了大同太宁观、洪洞玉虚观、清灵观等大批宫观。山西道教得以兴盛。
元朝时，由于成吉思汗对全真教道士丘处机的崇敬，封其为国师，道教，尤其是全真教得到大的发展。在山西，全真教更是占据统治地位，各地宫观林立、香火甚旺。芮城永乐宫更是大规模扩建，成为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太原的龙山石窟，便是由当时任元朝教门提点官职的丘处机弟子、道士宋德芳主持修建的，是中国唯一的道教石窟。
明朝初始，太祖朱元璋因有过和尚经历，对宗教内部比较了解，便推行了极严格的宗教统一控制政策。在即帝位后，他仿照管理佛教事务的善世院设置了玄教院，作为统一管理道教事务的机构。后又设道录司统管道教。道录司分全真、正一两派，各自分设左右正一2名，左右演化2名，左右至灵2名，左右元义2名。山西当时也设立了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隶属道录司，管理地方道士和女冠。其主要任务是：编制道士户籍，道观的由来，任命住持，发放度牒，管理道士日常生活等。并规定三年发一次度牒，禁止男性40岁以下、女性50岁以下者出家，并限定府40人、州30人、县28人的出家数额。洪武二十八年，所有出家者集中于都城参加考试，未掌握经典者令其还俗。这样，山西有许多为逃避徭役而出家的道士不得不还俗，自元朝开始一度泛滥的传道活动得以遏制。但到明世宗时，由于他的崇道，道教就又不受限制地发展起来。至明末清初时，道观已遍布全省城乡各地，仅洪洞一个县就有150余座，柳林县共建过373座，可见明朝末期全省道教之盛。
清王朝建立后，由于统治者尊佛抑道，山西道教自明朝开始的发展之势便开始衰落，并逐步与佛、儒二教相融合，如悬空寺由当初的道观变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庙，寺内既供奉释迦牟尼和各佛、菩萨，又供奉道教的老子、吕祖等神仙，还供奉孔子、孟子等儒学代表人物。在道教自身派别中，门户观念也逐渐淡化，正一派道士成为全真教道士，全真教道士到正一道处修行也极常见。清朝道教人物中，山西籍道士王常日在全国影响甚大。他曾任北京白云观第七代住持，得到过清世祖三次赐紫衣的荣誉。他曾在白云观设戒坛培养道士，修改和制定清规戒律，致力于教团改革，现仍实行的三堂大戒，便因此而来。但他的这些努力未能取得充分结果。到清末时，由于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及伴之而来的西洋各种宗教势力日趋强盛，本已孱弱不堪的山西道教便更趋衰落。
民国时，为振兴道教，于1913年在北京白云观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道教总会。山西省在一些重点地区也成立了分会，由于没有经济基础，此机构对本省道教未发挥充分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道教理论受到批判，其很多内容被看作是封建迷信，道教教团的势力更加削弱，连太原最著名的道观纯阳宫也没有了道士，成为纺棉的手工作坊。随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更使山西大多数道教被毁，道士逃亡，山西道教已完全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山西道教徒在政治上享受到平等的公民权利，并在土改时分到了房屋、土地、农具等，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1957年4月，在北京白云观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恒山道士李元通成为会议代表，并受到朱德委员长的接见。“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道教协会被迫停止工作，山西省的道教活动也处于停顿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政策逐步得到恢复，我省道教活动开始恢复。1982年以后，我省各地市和重点县各级政府相继成立了宗教事务管理机构，落实对道教人员政策、道教宫观庙宇的维修管理、道教房产问题、道教场所的开放以及道教徒、道教教职人员的正常发展和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做了一系列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到目前为止，全省正式登记的道教活动场所32处，教职人员46名，道教信徒3万多人，省道协也在筹备中。绝大多数的道教房产得到落实，特别是晋中绵山、吕梁北武当山、大同恒山等处，不仅成为道教信徒的宗教活动场所，更成为自然、人文相结合的旅游胜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相信在党的宗教政策正确指导下，山西道教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