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每年的9月1日为"记者节"。各地行政长官大都按时举行招待会，宴请新闻界人士，表示祝贺；并借机笼络人心，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1946年在太原举行的"记者节"招待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次。招待会在省府东花园中和斋举行，由交际处和新闻处负责组织，阎锡山亲自主持，宴请的对象主要是省城各报社和通讯社的社长、总编辑等高层人士，不过20余人。笔者当时虽是个小小的外勤记者，却因所在的中央社太原分社属于中央驻并机构的客卿之列，故被破格邀请。
当时，军事调处工作已呈瘫痪状态，内战烽火到处燃起。与会者估计阎锡山会借机发表对时局发展的一些看法，但万万没有想到，他却是为其推行"兵农合一"的暴政进行辩解，箝制社会舆论。
在一个多小时的中餐西吃过程中，阎锡山边吃边谈，态度从容。他首先表达了对新闻舆论的重视与尊重，说什么新闻报纸为民喉舌，不管好话坏话，他是一向欢迎的。俨然一个心胸宽阔、纳谏如流的政治家风度。接着话锋一转，谈到了景梅九骂他的事儿。他说："景梅九与我一向政见不合，要上钱再骂我，骂的我可多了，最近还在西安《国风日报》上发表文章，骂我推行‘兵农合一‘是竭泽而渔。你们看多难听！要知道，我推行‘兵农合一‘的原则是‘除了我的，都是你的‘。因为我要的东西很少，给老百姓留的就自然多了。五个国民兵种上‘份地‘，出粮出棉，养活一个常备兵，还不是过得好光景么？这咋能说是竭泽而渔呢？"进而阎肆意歪曲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的办法，说什么"土地改革的原则正与‘兵农合一‘相反，是‘除了你的，才是我的‘。可是你一被扫地出门，还有什么东西不是他的呢？这咋能比得上‘兵农合一‘呢？"
众所周知，早在抗战时期的1943年，阎锡山在逃亡晋西时，就根据他早年鼓吹的所谓"实行土地村公有是防共的根本办法"的谬论，开始在其统治的吉县、乡宁等七个县，以及新绛等16个县的部分地区，实行了"兵农合一"，说"兵农合一"是个"聚宝盆"。但被束缚在这个"聚宝盆"锁链上的广大农民却饱尝了这一暴政的苦头。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阎锡山还曾到重庆宣传"兵农合一"，企图向国民党政府兜售这一政策。阎锡山返回太原之后，基于反共打内战的迫切需要，以及加强对从日军手里"劫收"地区的统治与压榨，适应其扩充兵源、粮源的重大举措，遂对"兵农合一"原来的一些政策规定作了修改与补充。1946年初，阎锡山先在太原市郊的三给、摄乐、圪
沟等村进行了试点实验，随即抽调大批人马，组织了25个"解救团"，分赴太原市与晋中、晋北各县阎管区，强制推行这一新式农奴制，用划分"份地"的办法来束缚广大农民，使之依附于一定的、固定的土地上，予以军事和政治的严格控制。在横征暴敛之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有些地方的农民离家出逃，致使田园荒芜，一片凄凉。
1946年春节后，国民党中央大员张继来并时，曾到实验"兵农合一"的郊区三给、摄乐、圪沟等村参观，笔者亦随同采访。张继当时并未发表什么谈话。但在这次招待会上，阎锡山却引用其观感，对这一暴政的好处作了进一步的鼓吹。他说："张溥泉(张继的字)实地考察后，也认为推行‘兵农合一‘就可以做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为，社会上无争讼之人，就可以消灭阶级斗争，实现大同社会之理想。"最后，他满不在乎地说："景梅九再骂我也不怕，他要骂就随他的便吧！"弦外之音无非是说：看你们谁还敢说我的坏话！
阎锡山的一席自嘲式辩解，实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大家对"兵农合一"的暴政都心中有底，只是不敢公开发一微词，甚至有的报纸还须违心为之大唱赞歌。唯独景梅九这位辛亥革命后曾与阎锡山一度合作共事，担任过山西都督府政事部长、稽勋局长，后被选为国会议员，还代理过江西省政府主席的老同盟会员、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与老报人，旗帜鲜明地对这一暴政的反动本质，予以尖锐而深刻的揭露。当然，阎、景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局外人自难尽知，唯政见不合确是由来已久，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抗战初期，景梅九在西安又办起辛亥革命时即在北京创办、后屡遭停刊的《国风日报》，经常撰写"反蒋评阎"的文章。曾骂阎锡山"守土抗战"是"卷土抗战"，讽刺阎在禁毒的幌子下大肆推销主要成份是大烟土的禁烟药片的敛财行径。当时有人尚以为此论不无借题泄愤之嫌，而今对"兵农合一"是"竭泽而渔"的论断，无不以为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既说出了省城舆论界不敢说的话，更道出了山西广大农民的心里话，怎能不令人由衷地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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