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源起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国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给黑暗中苦苦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姿态，使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特征。以李大钊和高君宇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高举十月革命的大旗，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山西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山西传播开来，既不是生硬的灌输，也不是凭空拿来，它是建立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上的。四面山河环绕的山西，其封闭隔离的自然环境，并非是新思想、新事物不可逾越的屏障，当时的山西人民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之快并不比其他省区差。
近代历史上的山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山西是中心地区之一，遍布9府60余县。在此前后，山西又展开了群众性的收回矿权运动。武昌起义后第19天，山西辛亥革命在太原爆发，山西是北方第2个响应武昌起义并取得胜利的省区。山西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赋予了山西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坚强的革命气节和上下求索的秉性。
山西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支无产阶级队伍。明末清初在山西的冶铁业、制盐业和采煤业中，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山西票号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山西近代工业的出现晚于我国东南沿海，但其发展势头后来居上，超过了周边省区。1882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设立洋务局。1892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正式创办山西第一个近代工业——太原火柴局。随着山西近代工业的发展，全省的近代化产业工人由最初的几十人，增长为20年代初的2万人，加上手工业工人和商店雇员，全省雇佣劳动者近10万人。1919年全省总人口为1139万，雇佣劳动者所占比例不足1％。山西工人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山西未来命运的主导力量，必将引起山西社会政治、思想的巨大变革。
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育了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近代的山西经历了封建主义旧教育的逐步衰落和资产阶级新教育逐步发展的相互交替时期。1902年山西大学堂的创办，开山西教育的新纪元。山西当月还向日本等国派遣了几批留学生。民国初年，山西各级各类新式学校进一步发展，截至1919年，各类学校的教师有24437人，在校学生人数合计324041人。山西新教育的发展在当时国内具有重要地位，据1916年统计，全省每1万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首位。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促进了山西人民的觉醒。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乘机攫取了山西都督的职权，投靠袁世凯，排除异己，削弱革命势力，镇压浮山农民起义，反对护法运动，独揽山西军政大权，推行军国主义统治。山西的矿山工人一入矿便立下了卖身契约，成为任凭驱使的廉价劳动工具。山西工人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艰难处境，锻炼着他们坚韧的革命意志，其压愈深，其发愈猛。在山西农村，阎锡山实行的编村制度完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村长人选的资格必须拥有1000元银币以上的不动产。
山西先进的知识分子从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中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案已成为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幌子。旧的道路走不通了，就会去寻找新的出路。对阎锡山失去幻想的山西人民正在觉醒，为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土壤。
正当其时，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也是山西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揭开了山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很快传到太原，山西大学、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山西农业专门学校、山西法政专门学校、山西商业专门学校等十余所大、中学校，迅速建立了学生会，并派代表在山西大学开会，决定利用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5月7日上午，太原各校学生3000余人在文瀛湖畔集会。大会由山西大学学生会主席贾超孟主持，各校学生会代表和进步学者李墨卿、马鹤天等先后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大会决定成立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称山西学生联合总会)，选举贾超孟任会长，杨思康任副会长。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散发传单，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许多市民也与学生一起同声呼号，闻者无不动容。5月下旬，北京、天津学联代表先后到太原介绍京、津学生运动情况，商讨统一行动，山西省学联发表
《山西学生联合罢课宣言》，省城十几所大中学校陆续罢课。分布在全省各地的师范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小学的师生，通过各种方式响应北京和太原的爱国行动。大同、临汾、运城、长治、阳泉、晋城、离石、汾阳等地的学生成立学生会，举行集会、游行，组织演讲团、宣传队，在县城和农村集镇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答应群众的要求，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积蓄着革命力量。山西的进步青年从巴黎和会的教训中，看穿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加上十月革命影响的渐渐扩大，人们对社会主义开始产生一种朦胧的向往。
五四运动打通了山西与京、津、沪地区革命运动的直接联系，使山西的进步青年能够直接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启蒙导师李大钊的指导。山西的进步青年频繁往来于山西和京、津、沪之间，全国的进步书刊络绎不绝于山西的城市和乡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省内、省外的革命信息相互传递。五四运动后，涌入山西的进步报刊最多的是《新青年》《每周评论》《先驱》《向导》和《中国青年》。
在京、津、沪地区进步书刊和进步社团的影响下，山西纷纷成立进步社会团体，出版进步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新思想，这是五四运动后山西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有：(1)1919年8月，山西最早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刊物山西《平民周刊》创刊，由太原一中学生王振翼主编，一中进步学生姚錞负责印刷、发行。山西《平民周刊》抱定“为人民奋斗”的宗旨，“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将世界潮流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民以奋斗有效的径途”。(2)1920年4月，山西大学20余名学生组织新共和学会，推选谢焕文为委员长。学会宗旨是：“交换知识，研究学术”“以期创造新人生、新社会、新共和”。学会出版《新共和》季刊，所登载的文章认为：“贫困问题的唯一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不适时的思想和制度必须赶快推翻，适时的国潮与制度必须赶快建设”“代资本主义而起的当然是社会主义”。(3)同年夏，省城知识界进步人士组织山西学术研究会，出版《新觉路》半月刊，由马鹤天任主编。邓初民为创刊号撰写《怎样改造中国》《半年来吾国劳工运动见闻》等文章，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创刊号还介绍了广东、湖南等地的劳工运动。这些进步社团和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使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影响下，山西学界乘五四运动的雄风，不断展开新的斗争。这种斗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极好方式。其中主要有1919年12月声援福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惨案的斗争、1920年9月推动国民大会召开的斗争和1920年12月晋矿归公运动。
五四运动为山西培养了一批政治活动骨干，高君宇、王振翼、贺昌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在山西传播的中坚。五四运动中，高君宇是北大学生领袖，是游行示威的先锋，他不断往来于京晋之间，指导山西的革命运动。彭真高度评价高君宇是李大钊的亲密助手，是山西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领袖。
高君宇曾于1920年春受陈独秀委托回山西调查劳工状况。高君宇与续约斋一起到太原工人中调查，并委托韩雪峰和方成章调查大同状况。《新青年》1920年五一劳动节专号发表了高君宇这次调查后所写的《山西劳动状况》，文章介绍了太原、大同部分城镇工人和农村雇工的劳动时间、工资待遇及生活状况，揭露了阎锡山当局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形象地比喻工人的收入“比苍蝇的翅膀都薄了”。在调研的基础上，高君宇还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周刊》第14号上发表了《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高君宇指出：“社会的种种组织都作根在经济组织上边。社会的争斗、压制、贫困……都是经济‘不平’使然”。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必须从根本上
“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共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得首先“破坏政权”。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工人运动的文献之一。
高君宇在太原调查期间，在太原一中召集一中的王振翼、贺昌、李毓棠，太原一师的武灵初、高成哲，法政专科学校的梁震，商业专科学校的姚錞等进步学生座谈社会主义问题和人生观问题。高君宇说，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高君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了太原盛行的无政府主义错误观点。高君宇希望山西青年在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面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准一条正确的道路，绝不要随波逐流，误入歧途。
在高君宇的倡议和指导下，1920年5月1日成立了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王振翼被推选为组长。时逢五四运动一周年，小组成员分4路，在全市各处秘密散发《共产党宣言》2000余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在高君宇的认真指导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在高君宇、王振翼、贺昌等人的筹划下，1921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负责人是王振翼，这是国内建立较早的团组织。7月，高君宇派人回太原创办晋华书社。高君宇担任
《向导》《政治生活》编辑期间，通过铁路工人把大量报刊秘密发往太原。五四运动和高君宇把马克思主义输入娘子关内，使山西的政治空气空前活跃起来，一批山西杰出青年投身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指南，它的实践性和阶级性要求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五四运动后一段时间内，山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还局限于山西的先进知识分子。初步接受马克恩主义的山西先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形势中受到启发，逐步深入到山西工人中去，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另一方面，随着山西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觉醒，他们也日益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把宣传教育工人群众和发动组织工人群众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掀起工人罢工高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山西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山西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最终促成了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的诞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