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文学的河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人们说，《诗经》里最早的吟唱，就在这块土地上。
这是块一把泥土都能攥出文明汁液的土地，单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71处，就是南方十几个省市的总和。这样肥沃的土壤上，育出一个文学大省毫不稀奇——山药蛋派、晋军崛起、第三次文学高潮；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乡土文学、官场文学；散文、诗歌、影视剧创作、文学评论；山西特有的女作家部落，那些80、90后的写作者……每个主题下，都有一串长长的名字，一支让人惊叹的队伍。
文学的河流流过，在这块土地上从未停歇，支流蔓蔓。
但为什么我的心里总有些遗憾？
文学的河流流过，流过三十年前人们对文学的狂热，流过三十年后人们对文学的漠然。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报道已经出了一篇又一篇，为什么，我们终是不能放手，还要再做这样一期文学三十年？
所有的为什么，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文学它离人最近，离人心最近。
衣食住行，哪个都能看到我们生活的变迁；只有文学，它让我们看到精神的成长。
不论三千年，还是三十年；不论狂热，还是漠然，总有人，在那里。
文学无地界，但人有。
以此特刊，向山西文学，向山西文学人，致敬。
谢燕
胡正
打造山西文学人才储备库
杨占平点评山药蛋派
“在上世纪40年代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登上文坛，50年代硕果累累、蜚声国内外的老作家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冈夫，熬过了令他们心有余悸的十年“文革”岁月之后，重新回到了文艺队伍，获得了创作权利。面对率先兴起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大潮，他们对过去所关注的农民问题思索、酝酿，在新时期初始阶段，写出了不少有一定思想内蕴、有较高艺术质量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获得了许多全国性和省内的文艺奖，在读者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的精力不允许再创作大型作品，于是，散文、诗歌、回忆录这类文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写作方式，其中也不乏精美之作。他们的贡献，除了实实在在的作品以外，还表现在把大量精力用在恢复山西文艺队伍、竭诚扶植文学新人等方面。可以说，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年，是山西文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中间，马烽、胡正等老作家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白衬衣、中式棉袄，85岁的胡正精神矍铄。
从1978年开始至今，伴随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山西文学走过了30年，而胡老的文学历程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
“选人只看作品，不看学历。”这是一个严肃的文坛“堂主”。1978年左右，文坛的作品公式化多、有文学价值的少，“山西几乎无人写作，”为繁荣文学、发展人才，马烽、胡正、西戎、孙谦、李束为这文坛五老在山西省作协“定下”了这样的“规矩”。当时太铁职工张石山已经开始在山西文坛崭露头角，作协的期刊《汾水》上时有惊人之作，这个被“五老”相中的苗子注定不会荒芜；在临汾师范毕业的张平当时正准备在三尺讲台上育人子弟，山西省作协的一次座谈会上，“五老”共同提起了这位文学新锐，后来的张平开始引领上世纪90年代后山西的第三次文学高潮，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抉择》名列获奖作品之首，成为自从这项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山西作家；在蒲县插队准备当工人的李锐、插队知青柯云路……这一批时代文学青年或借调或储备，最终成为山西文学的积蓄，而正是他们让文学“晋军”全面崛起。
严肃的“堂主”有温柔的一面吗？2000年前后，年过七旬的胡老写出了新时代的“爱情三部曲”。元宵、重阳、清明，这三个中国传统的节气在胡老的笔下演绎出三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开始反思生活。文革时代，真情泯灭，不关心生活，这三部作品就是要通过生活来反映时代。”“《几度元宵》跨度从1960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部作品胡老写的是每个时期的元宵佳节，当时的青春人物都有着不同的恋爱生活。“《重阳风雨》诉说了在‘左’的时代，挫折的生活对青年人生长的不利。”小长篇《明天清明》写一个发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为制造的爱情悲剧。显示了在任何悖逆无奈的环境中，爱情与生命的存在须臾不可分离。这“爱情三部曲”成为了传统的“山药蛋派”文学创作中极为罕见的，以爱情为主线的作品。
与此同时，步入花甲之年的山西老作家们纷纷进入自己文学创作又一高峰期：马烽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葫芦沟今昔》《彭成贵老汉》等；与孙谦合作写出电影文学剧本《几度风雪几度春》和“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李束为有《雨过天晴》；豪气不减的冈夫为悼念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民作家赵树理，用板话形式写下长诗《板话忆老赵》，同时又在“晋军”代表之一青年作家燕治国的帮助下，把“文革”中作为他“罪证”的《草岚风雨》手稿完成出版……这些老骥伏枥的新作，用当代意识和历史态度观察中国发生的变革，现实与历史、局部与全貌、表层与深层有机统一，表现作家强烈的责任感、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仍然充溢着的青春激情。
完成《明天清明》的写作后，胡老由于视力的影响，停止了笔耕。回顾往事，1978年之后的山西文坛让老人倍感欣慰。以五老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曾以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朴素凝炼的语言，通俗易懂的作品征服、吸引了无数读者。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晋军”崛起文坛，正是在五老的引领、帮助下得以蓬勃发展。深切关注和深刻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体察民情、关心民族前途、与普通群众的命运和情感血肉相连、紧扣时代脉搏的传统，在老一代作家和“晋军”作家的创作中，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钟清
精彩片段
在这黑暗的夜里，他们两个年轻男女相跟着到村外去熏烟防霜，要是给那些封建疙瘩们看见，会说些什么话？在群众中会有什么影响？让那顽固的周有富知道后，又会对她怎样呢？也许，杜红莲不过是顺口说一说，只要自己一拦挡也就罢了。不料杜红莲却把一双长辫子往后一甩，赌气说道：“他们不防霜，还能挡住我防霜？刚才老同喜敲锣时，还动员我们出来防霜，你要不想带我走，我就一个人去。”
郭春海见她这样坚决、大胆，说得也在理，便高兴地答应了她。杜红莲也就立时气消云散，笑着看了郭春海一眼，便和郭春海相跟着走出村去。
一路上，郭春海心里一直是热突突的。他们好久没有见面，没有说话了。今晚上，好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他何尝不愿意和红莲好好地说说话呢！他就和红莲并排走起来。忽然，他的左手一下子碰着红莲的右手，郭春海心里跳了一下，她呢，她却轻声地笑笑，而且也有意用手碰了他一下。可是，当郭春海第二次用手碰她时，她却闪手躲开了。郭春海心里一阵冰凉，刚预备好的几句话语也说不出来了。是啊，自从那年正月十五闹红火以后，只在村剧团、夜校里或遇到什么工作时见见面，也没有说过什么知心话，谁晓得今晚上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节选自《汾水长流》
■人物名片
胡正
山西灵石人。1953年毕业于中央文学研究所。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晋西南吕梁剧社社员，延安鲁艺干部、部队艺术学校学员，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编辑股干事，晋西北静乐县二区抗联文化部长，《晋绥日报》副刊编辑，重庆《新华日报》副刊组长，山西省文联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党组书记、副主席、顾问、名誉主席。山西省文联第四届委员、副主席，山西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1992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曾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
《汾水长流》，中短篇小说集《几度元宵》，短篇小说集
《摘南瓜》《七月古庙会》，散文报告文学集
《七月的彩虹》，中篇小说
《鸡鸣山》《重阳风雨》等。
《几度元宵》获山西省第一届文学艺术创作奖、山西省第一届赵树理文学奖。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78年
5月18日，山西省文联召开第三届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恢复了省文联及所属各协会的活动。西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席。
10月17日，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全省各地文学期刊相继复刊。
●1979年
成一的短篇小说《顶凌下种》获1978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11月，日本学者釜屋修在日本出版《赵树理评传》，这是在国外出版最早的一部赵树理评传，并在韩国翻译出版。
12月10日，李国涛在《光明日报》发表《且说“山药蛋派”》，首次为山西地域文学命名。
■大家小事
●山西老作家胡正之子胡果，现为山西日报副总编。同仁半是尊敬，半是调侃，称其为“胡老”。有人和胡正如此说。胡正说：“他那是盗版。”
●胡正今年85岁，他的牙齿非常好，没一颗掉的。他说有两个秘诀：第一是叩。早晚各叩一二百下。第二是刷。每次饭后及睡前，都要刷牙。
成一
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杨占平点评“晋军崛起”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山西文坛上一批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包括成一、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王东满、柯云路、李锐、张平、钟道新、蒋韵、哲夫、燕治国、赵瑜等。这些作家既继承赵树理、马烽等山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又锐意求新，创作出了一大批主题深刻、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作品，对当时的全国文学界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当大型文学刊物《当代》于1985年春天集中刊发成一、李锐等山西作家的一组重点作品时，便明确提出了“晋军崛起”的口号，并且很快得到了全国同行以及广大读者的认可。应当说，“晋军崛起”不但是对当时山西青年作家创作成就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是对山西所有作家的最好鞭策与鼓舞，而且也展示了山西文学创作在“山药蛋派”之后的再次辉煌，可以称得上是现当代山西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黄金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军崛起”的意义越来越清晰，将其看作新时期中国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文学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太原的天气寒风正凛，电话那边成一先生的话语娓娓道来。在1978年这一个中国特别的起点，1月他在山西的文学刊物《汾水》上作为主打作品刊发了短篇小说《顶凌下种》。提起这部作品，时隔30年之后，成一先生依然记忆犹新：“在1979年3月，《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1977－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在冰心、冯牧、草明、唐弢、袁鹰、林默涵等评委进行民主评议后，25篇短篇小说获奖，这批作品成为了在“文革”结束之后，在8亿人民八台戏、文学形象“高、大、全”的文化冰封时代之后，久被压抑的文学土地开始萌生的全新的春芽。
成一先生原名王成业，祖籍河南济源。1970年，开始在山西原平打人生第一份工，这里是黄土高原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世界，真实且贫困，《顶凌下种》在这里孕育而生。地域、身份、命运、文化的反差，使这位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子开始理解、了解、通解身边的世情与世故，开始通过纸笔述说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意识，这些反映在作品上的强烈与追求，如同当时的时代需要的强烈与追求，要的就是真、实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自我与前进。
“1980年，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柯云路的《三千万》榜上有名，山西文学开始在新时期彰显力量……”成一先生介绍，在随后的短短几年间，一个以地域为符号、一批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脱颖而出的山西青年作家形成的群体——“晋军”开始震撼全国。
“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成一先生回忆，在1985年春，大型文学刊物《当代》推出山西作家中篇小说专号，集中刊发了李锐的《红房子》、成一的《云中河》、罗雪珂的《女人的力量》等一组重点作品，还热情洋溢地以“晋军崛起，引人注目”为题写了编者按，“晋军”的冠名为文坛所认可，这期的《当代》也在文坛引起轰动。在这一时期前后，“晋军”的作品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的评选中屡屡折桂，山西的一批青年作家，如成一、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柯云路、李锐、张平、钟道新、蒋韵、赵瑜、燕治国等在文学创作上以较高水平的突破集体“井喷”，他们既继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又锐意求新，创作出了一大批主题深刻、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作品，在山西文学史上前所未有，对整个文坛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晋军崛起”，是对当时山西青年作家创作成就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对山西所有作家的最好的士气鼓舞，而且也展示了山西的文学创作在“山药蛋派”之后再度辉煌。
“在这一时代，‘晋军’超越稍后的‘湘军’和‘陕军’，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坛的新现象。”成一先生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随着时代的推移，“晋军崛起”的意义越来越清晰，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坛打开冰封时代的图标，而当时他们用创世纪般的热情创作出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后代作家的文学背景资料。
本报记者
钟清
精彩片段
“受花翎四品衔补用道康笏南，在此恭候邱大人大驾!”
老太爷用如此洪亮的声音，向这个太普通的来客报名，正叫大家感到惊异，就见这个邱大人忽然匍匐在地，扑下去的那一刻，就像是给谁忽然踹了一脚，又像是将一瓢水忽然泼到地上了。
老太爷依然做躬身作揖状，依然用洪亮的嗓音说道：
“邱大人你快请起吧，不用给我跪。你排场大了，该我们给你跪!”“老东台，康老东台——”伏地的邱大人，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邱大人你排场大了，出必舆，衣必锦，宴必妓，排场大了。”
“老东台——”
“邱大人，你今天怎么不坐你的绿呢大轿来？”
伏地的邱大人已在瑟瑟发抖，谁都能看得出来。
“你好排场，你就排场。你喜爱坐绿呢大轿，你就坐!”
“康老东台——”
“你想吓唬老陕那头的州官县官，你就吓唬。这一路回来，老陕那头的州官县官，有几家把你当上峰大员迎接来？”
“临潼迎接没有？”
“潼关迎接没有？”
“到咱山西地面了，你该早报个信，我去迎接你邱大人呀!”
“老东台，老东台——”
康笏南甩下这一串既叫人感到疑惑，又叫人害怕的话，转身愤然离去了。老亭紧随着，也走了。匍匐在地的这位邱大人，抬头看看，惊慌不可名状。愣了片刻，就那样匍匐着跪地爬行，去追康笏南了。
——节选自《白银谷》
■人物名片
成一
原名王成业。河南济源人。1968年毕业于天津南天大学中文系。1969年赴山西省原平神山村插队务农。1970年后历任中共山西原平县委通讯组干部、县委办公室秘书，山西省作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黄河》主编，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游戏》《真迹》《西厢纪事》《回家的路》(少儿题材)，短篇小说集《远天远地》《外面的世界》，系列小说《苦夏恋情》，中篇小说《千山》《悬挂滑翔》《历史试点》《云中河》《白银谷》等。短篇小说《顶凌下种》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绿色山岗》获1980年
《北京文学》奖、山西省首届政府文学奖银奖，短篇小说
《远天远地》获1979-1984年《新港》文学奖，《人样儿》获《汾水》文学奖，《本家主任》获1981年
《山西文学》作品奖。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80年
4月3日，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在太原召开，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召开。会议期间，省作协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出主席：西戎；副主席：胡正、郑笃、孙谦、王玉堂、焦祖尧、韩文洲。
马烽的短篇小说
《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短篇小说《镢柄韩宝山》、柯云路的短篇小说《三千万》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大家小事
●燕治国能唱山西民歌，最拿手的是一首《想亲亲》，其中有句词说想得哥哥抱捆柴火因为心不在焉，就掉到了藏土豆的窖子里去了。山西、浙江两省作协组织作家互访，在杭州，大家几天来从饭桌上知道南方有芋头，味道和土豆差不多。燕治国向王英姿（浙江作家）比画着解释，就是，掉进了芋头窖。王英姿一脸的茫然，说，我们藏芋头不用窖。燕顿时无言。
杨占平点评张平的创作立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天网》开始，张平直面现实的创作有了一个极大的跨越。他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于：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正如他自己说的：“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可以说，他的这种文学观，与已故作家赵树理的文学观完全一致，而他的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层面比赵树理的作品更广阔了。张平选择关注民生、做公众代言人的文学道路，虽然走得比较艰难，但他并不后悔，也不退却，这是非常可贵的。而文学却因为有了他的这种创作，显得更有意义，增加了更多的读者。在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社会，在文学创作进入困惑的时刻，或许只有像张平式的关注民生的作家，能够给文学带来生机。”
有人说，山西文学30年，张平的创作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张平是“晋军崛起”主力之一，1981年发表的处女作《祭妻》获当年山西文学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1984年发表的《姐姐》，获当年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在中国文坛一直影响至今的山西作家。因《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山西第三次文学高潮的核心作家。截至目前，张平仍然是山西作家中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法撼汾西》《天网》《凶犯》《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长篇作品，每部作品都发行20万册以上，被戏称为出版社的“印钞机”。张平的作品又是山西作家中被改编为影视最多的作家，几乎所有的长篇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电影《生死抉择》的热映，更是令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作品同时还被搬上话剧、戏剧舞台，有的还被改编为曲艺、评弹、连环画。1999年全国广播电台文学作品连播年会在山西召开，在会上得知，近百家电台百分之百连播过张平的长篇小说，而且都收到过一麻袋一麻袋的听众来信。张平的作品还被翻译到了法国、美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在国外甚至被称为“中国社会入门书”。
山西晚报：回顾这三十年的创作，你自己怎么看？
张平：这很难，评价都是别人做的，自己评价自己大都言不由衷。不过非要说，那大概就是这么几点，一是在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选择上，我更多地选择了社会；另一个在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之间，我更倾向于普通读者；还有一点，我选择的一直是现实题材，近距离地描写现实。
山西晚报：你的“为人民写作”，是不是也是以这几点为基础？
张平：其实这还是为谁写，怎么写，写什么的老问题。为人民写作，为老百姓写作，其实质是指要为当代的广大普通读者写作。这是针对当时有些文学作品离现实越来越远，甚至提出要为后辈人写作的倾向提出来的。为人民写作，为老百姓写作，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说，这种说法居高临下，把自己放在教育引导老百姓的位置上。应该是以人民的立场写作，以老百姓的立场来写作，或作为老百姓的一员来写作。其实这没什么不同，现在还没有哪个作家说要为老百姓写作，就是想教育老百姓，就把自己不当老百姓了。还有人说，老百姓里面包括不包括小偷、妓女、吃喝嫖赌的人？这就更有点离谱了，人民和老百姓是一个大概念，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社会认知。不会有人那样去想，一说到人民，就非要把人民和小偷妓女等同起来。那样想，是对人民这个概念的亵渎和戏弄。
山西晚报：往往提起你和你的作品，人们都会想到“反腐”两个字。
张平：这么想也有它的道理，但我自己一直不这么看。反腐有些偏狭，把自己作品其他的内涵都遮蔽了。可能这同我一直瞄着现实题材有关。这些年，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几乎涉及到了所有领域。现实题材的作家，一起笔必然要涉及到反腐的话题。于是你也就看到了，凡是不涉风花雪月的现实题材的作家，无一例外地都被称为“反腐作家”。所以我个人觉得，把自己界定为“现实题材作家”，应更合适。
山西晚报：有人说，文学创作应该瞄准永恒的题材，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流传后世。对这样的观点，想听听你的看法。
张平：我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问题是，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都想让自己的题材远离现实，那符合我们的国情吗？对一个作家来说，精彩纷呈，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的当代现实，就这样远远地离开，让没有亲临过的后辈作家们再去描写，是不是有点太奢侈、太不负责任了？假如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留给后辈人阅读，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一个在当代没有任何影响的作品，在后代突然洛阳纸贵，成为经典可能性有多大？几乎让所有作家推崇的《红楼梦》，在当代没影响吗？没有影响如何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一个社会，需要流传千古的作品，也同样需要与社会同步的作品。想想赵树理、马烽那一代作家，也许他们作品的读者会越来越少，但他们对同时代读者的贡献是谁也无法抹杀的。有人说，每一个时代产生的伟大作家，都一定代表着这个时代的良知，都一定给这个时代的人民带来了欢乐、希望和信心。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为这个时代带来欢乐、希望和信心。
本报记者
谢燕
■人物名片
张平
山西新绛人。1982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76年参加工作，历任山西新绛县东街学校教师，山西临汾地区文联编辑、文艺科长，山西省文联《火花》副主编，创研室副主任，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山西省委主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副省长。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法撼汾西》《天网》《少男少女》《抉择》《凶犯》《十面埋伏》《国家干部》，中短篇小说集
《祭妻》《姐姐》《夜朦胧》《对面的女孩》，长篇报告文学《孤儿泪》等。作品曾获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山西首届赵树理文学奖、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矛盾文学奖等。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81年
3月24日
，《汾水》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发奖大会召开，一等奖：《镢柄韩宝山》（张石山）、《人样儿》（成一）、《臭臭外传》（权文学）、《酒醉方醒》（杨茂林）；二等奖：《硬汉宫老存》（张发）、《第28号人物》（田东照）、《赵三勤》（贾大山）、《结构美学》（贺小虎）、《三凤告状》（田澍中）、《闸门》（王西兰）、《于小菊》（王红罗）。
●1982年
1月，《汾水》更名为《山西文学》。
8月，省作协主办了第一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40多位国内专家学者参会。
日本翻译家小林荣，从1980年《汾水》所发表作品中选出7篇短篇小说，翻译成日文，命名为《中国农村百景》在日本出版，向日本读者介绍了山西小说。此后，小林荣连续几年翻译出版一部山西作家小说。
■大家小事
●张平4岁时，随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回到新绛。16岁那年，村里要排一出戏参加县里的汇演，大队干部想起了张平。“他是教授的儿子，肯定行，让他写吧！”从来没有接触过戏剧的张平，写出了一部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乡村小戏《娶媳妇》，受到县文化局的重视，后来又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
●在师范学校期间，为了挣些生活补助费，张平两年中的3个假期，都是在山上最原始的煤窑里度过的。沉重的煤车，压在肩上，一个来回15公里，每天要往返4次。每次从煤窑里出来，就啃一个碗大的玉米面窝头，喝一杯污浊的生水。所得的报酬，也就是每天3元钱。第一次回到家，他的两条腿肿得像水桶一般。
赵瑜
报告文学山西派
杨占平点评报告文学
“因为有了赵瑜和他的《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州同》《强国梦》《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等，还因为有焦祖尧、麦天枢、马骏、哲夫、田昌安等人的配合，报告文学成功地在小说为主的山西文坛占领了一片重要位置，在全国报告文学界也不落伍。他们的作品以揭示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为主要题材领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以分析思考为主要基调，以张扬科学与民主精神为主要追求，而这些又都是以占有大量翔实的材料为前提，再加上他们厚实的艺术素养才能达到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真实记录人和事的特殊的文体，发挥的作用有时是小说、诗歌等难以企及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明显。”
在诸般文学种类中，报告文学比其他文学兴起要晚得多。普遍认为，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考》算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上世纪30年代，阿英选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第一次为这种纪实类的文学体裁命名。但就如同茅盾先生所说的那样，“‘报告’是我们这一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它从不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时刻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近一百年内，成长为文学园林内耀眼的奇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又一个风起云涌、浪潮澎湃的激变时代，报告文学更是敏锐体察社会现实的每一个变化，紧跟甚至是预测社会现实每一股潮流，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完成了文学史家所说的“从文学附庸蔚成大国”的转变。评论家王晖说：“纵观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长史，我们其实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近30年才是报告文学遗世独立、玉树临风的至境。”
在新中国文学中，山西素来就有关注现实、贴近民生的现实主义传统，很自然的，在报告文学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省内作家有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问世的，代代不乏其人，其中用心最专、用力最勤、成绩最为显著的当数赵瑜，被评价说“参与并推进了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赵瑜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从《中国的要害》开始，到《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等，一直到最近的《牺牲者》《晋人援蜀记》《开眼》，每部作品都影响巨大。
山西晚报：评论家说，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较之之前，有着非常大的突破。它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呢？
赵瑜：报告文学如同话剧、报纸、电影等，都是舶来的，在我国发展不过百年。1949年之前，很不好说它完成了自己的成熟，有些时候，甚至会受到党派利益的干扰，可以说有一定的局限，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的特殊要求。1949年之后，一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报告文学，都有极大的束缚，文艺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服从政治需要，不仅刊物少，投个稿还要单位盖章。作家的主体意识被淹没，但仍然产生了有影响的作品，如孙谦的《大寨英雄谱》、马烽的《刘胡兰》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摆脱了极左路线的束缚，文艺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许多社会问题急需要解决，大家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作家的主体意识上升了——生活推动作家，作家推动文体的发展。1985年我发表《中国的要害》，一部反映山西急需打出去，改变封闭环境的报告文学，评论家就说，改变了传统报告文学的模式，全景描述，更宏大叙事，作家的主体意识更强烈。
山西晚报：您为什么会选择报告文学的创作？
赵瑜：我从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小说、散文、诗歌都发表过。1984年之后，才逐渐定位到报告文学的创作。
那时候，社会急需启蒙，各种体裁的文学都开始崛起，纪实类的作品可以直接面对社会现实，所以报告文学的创作也很繁荣。说到我，可能报告文学更适合自己的审美需要、创作特色，更顺乎自己的性格，学业有专攻吧。
山西晚报：新时期以来，山西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是什么样的？
赵瑜：山西的文学，一直有关注现实、贴近民生的传统。30年山西报告文学，没有落后，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走在全国前列。
山西好多作家，焦祖尧的《五十年沧桑》等一系列作品、张平的《孤儿泪》、麦天枢的《西部大移民》、周宗奇的《藏道三叠》、鲁顺民的《380毫米降水线》和土改系列、哲夫的系列生态环境报告、马骏的《丰收不在田野》和田昌安的婚姻系列，张锐锋的《黑色8·18祭》等，在当年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柯云路也写了很好的纪实文学作品。马小林、安阳和张敬明等山西记者也有非常好的报告文学作品面世，这些作品在全国都获得了好评，有些还获得了重要奖项。特别要提到的是，谢泳的写作，丰富和提升了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与学术化。
区别于其他省，山西的报告文学创作更多地呈现出作家型的特征。这与山西的小说传统有关。作家型的报告文学，不像记者型更注重事件，它更注重作品语言、结构、情节的悬念和人物的性格，在与现实性结合的同时，提升了文学化的色彩。
山西晚报：有种传统的观念，报告文学是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结合，您刚才却提到了现实性，这是种观念上的提升？
赵瑜：新闻性和文学性结合的提法，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很科学。现在电视的崛起、纸质的发达和网络的兴起，已经将新闻事件全部覆盖了，报告文学抢不过的。比如说汶川地震，新闻媒体每天都大量报道前线的动态，但后方却很少人重视，很少人写，所以我和李杜的《晋人援蜀记》，就以后方为主。而且，这次抗震救灾的精神何在，现实意义何在？它留下些什么精神产物？它发挥了传统文化中善和义的一面，报告文学作品要挖掘其中的现实性。我和柴然合作的《开眼》，它的新闻性也不强，主要是现实性，所以我提报告文学应是文学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可能更好一些。
还有一些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我早期创作的《但悲不见九州同》，后来的《革命百里洲》，近期的《牺牲者》，鲁顺民的土改系列，乔忠延的山西古文化系列，聂还贵的《雕刻在石头上的历史》，包括省社会科学院孙丽萍等编著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口述大寨史》，或者还要加上谢泳关于民国学者反思式的纪实文学作品，韩石山的传记文学作品，都是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的，但同时又具备强烈的现实性，有着更宽泛的人文意义。只要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特点得到发挥，文体就可以成立，至于它叫什么，可以不去考虑。《山西文学》和《黄河》，近年来发表了贴近现实，关注人文精神的一系列好作品，还有待于很好地总结。总之，山西的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本报记者
李遇
■人物名片
赵瑜 1955年生于山西长治，原籍河北安平。1988年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中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等，参与并推进了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尤以中国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影响深远。作品先后获得首届赵树理文学奖、中国潮报告文学奖、当代文学奖、中国首届环境文学奖、蝉联两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长篇新作《革命百里洲》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赵瑜兼做影视纪录片编导，摄制《内陆九三》《大三峡》等40余部作品，多次获得中国纪录片学术一等奖等大奖。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奖励。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强国梦》、MTV《庄稼汉》入编教育部新世纪大学教材。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83年
4月11日，林斤澜、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刘心武应省作协邀请，来并作专题报告。
●1984年
张平的短篇小说《姐姐》，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省作协与省文联分署办公，成立首届党组。
●1985年
1月25日，大型文学季刊《黄河》创刊号出版，（1989年《黄河》改为双月刊）。
4月10日，文学批评双月刊《批评家》创刊（次年改为单月出版）。
5月23日，省作协隆重召开文学嘉奖大会，颁发了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大会还特别为我省荣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张平发了特别奖。
张石山的短篇小说
《甜苣儿》获1985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大家小事
●赵瑜爱古东西，一日韩石山找赵，臂下夹一物，递于赵，赵欣欣然。旁人观之，为一老旧瓷杯，上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行书字样，不解。赵解释：“收了这一个，最早的那套省作协的茶壶就配齐了。”一壶六杯，东一个西一个，找齐用了十余年。
●赵瑜爱酒，山西作家大都爱酒。酒，是他们生命的常态。除了让人激情，他们觉得酒可以亲善人的灵魂，让人从社会抑闭中返回自然。你只顾担忧器官，人却失去了精神，并不划算。赵瑜抿一口酒说，人活着，灵魂舒展最重要。
韩石山
面对文坛丑恶要站出来
杨占平点评韩石山作品
“山西文坛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晋军”作家中，韩石山是很有个性的一位。他是写小说走上文坛的，后来转向文学评论，再后来转向了学者与专栏散文、随笔作家，又后来就成了演说家、编辑家，著作一本接一本出版，文章频频见诸于国内众多报刊，不缺席文坛各种热点交锋，甚至还参与一些社会问题讨论，知名度很高。作为小说家的韩石山，有影响的作品不算太多，但作为学者的韩石山，却有颇具价值的《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等著作，很为众多研究者赞赏。与做学者严谨风格不同，韩石山在写随笔和评论时，总是抱着一种平和、轻松的心态，凡俗的题材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无论长短，均能调侃幽默，妙趣天成，发人深思；评论作家作品，更是一针见血，尖锐深刻。阅读韩石山的散文，会有一种畅快轻松的感觉，他写到的人或事，更接近常人的凡俗生活；他说出了许多人想说又说不出或者不敢说不便说的话。这未尝不是一位作家写作的范畴。事实上，韩石山的散文风格特点已经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接受，在国内散文作家中自成一家。期待着山西文坛能出现更多像韩石山这样有个性的作家。
”
上世纪90年代的文坛,波澜不惊。作品一部部地出着,对作品的探讨分析也整版整版地登着。只是一位叫周保欣的批评家后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大面积地表现出一种不温不火、毫无个人锋芒、可以随意置换背景和对象的温和态度。”他把这归之为“犬儒主义”的“无个性化”。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一个批评家横空而出,以“谁红跟谁急”的勇气和指名道姓的批评方式挑动得文坛烽烟四起。一些报社于是将那个年代的流行词汇安之其上,名为“酷评”,将其人称为“文坛刀客”。此人便是山西作家韩石山。
2007年9月,韩石山退休了,不再担任《山西文学》主编。2008年12月,过了一年多写字读书悠闲生活的老韩,看来已完全适应了这个转变。面前的他,语气不疾不徐,笑容平和冲淡,实在难以将他文章中得出的老辣犀利甚至尖刻的形象联系起来。即使说起当年的“笔仗”,也令人意外。他曾经批评过王朔,但一直认为王朔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三个作家之一(另两位为贾平凹和莫言);他笔锋所及,有作家、批评家、学者,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就是成名已久。他说,他从不批评年轻人,也不希望年轻人学他,因为“这会影响了他们的前途”。“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反差如此大,有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不同侧面吗?
山西晚报:你开始“酷评”的时候,有人说,老韩成不了名,急了,所以到处骂人。
韩石山:其实老韩那时候已经成名许多年了,不需要用骂人炒作自己了(笑)。我敢于指名道姓批评,正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相当的资历。如果是一个刚进入文坛没出名的人来做,那叫什么?“辱师骂祖”,以后在文坛还怎么站立?另外一个,这种批评,还需要批评者有相当的学问基础。我80年代,就在《文学评论》上评论过刘富道、贾平凹,那本刊物是很难上的。1989年,还出版过了《韩石山文学评论集》。
1993年,我写作《李健吾传》,有感于二三十年代文坛那种自由争鸣的文学批评氛围,加上反感当时那种庸俗批评的可恶,所以想矫正一下风气,延续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
山西晚报:为什么矛头所向,都是文坛“红人”?
韩石山:正因为他们有名气,批评他们才能切中文坛要害。我不批评年轻人,也不批评正在艰苦写作的人。对于他们,应该扶植和鼓励,说几句过了头的表扬话也不怕。
山西晚报:这不算庸俗批评?
韩石山:谁没有几个交情?谁没有写过夸赞的批评文章(批评界的人)?可恶在于,面对文坛丑恶的现象也不站出来。“红包批评”不要紧,关键在于,没红包的时候,你敢不敢挺身而出,敢不敢批评。
山西晚报:假如从1997年,你批评北大教授谢冕开始算起,十年文战,你认为你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韩石山:影响了一大批人,好的方面是让文坛热闹了点儿,给大家展示了一种指名道姓批评的方式,坏的一面是有人开始随便骂人了。但文学批评因循守旧、庸俗乡愿的基本面貌并没变。这与整个文化、社会环境有关,不能太过苛责批评家。
山西晚报:现在文坛,有影响的几次论战大多由韩寒挑起。你怎么看你们这位本家?
韩石山:我非常欣赏韩寒。在一个正常的文坛,韩寒会成为优秀的作家。但现在,他显得非常“各色”,太原话说是“圪
”(与众不同,偏贬义)。但他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打破了既定的作家模式。我和韩寒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只是想让文坛热闹点儿,韩寒则是根本否定文坛,“什么圈最后都是花圈,什么坛最后都是祭坛”,他看到了我们现行作家培养机制的负面作用。他不承认自己是作家,但中国这样的作家,只恨太少了。
本报记者
李遇
精彩片段
王朔批评金庸的这些话，如果是前几年王朔人气最旺的时候说的，一点都不奇怪，也很好理解。一个随口就说出“一不小心也许就写出《红楼梦》”的人，批评一个香港作家几句算得了什么。批评你是抬举你。如今可不同了。在国内大红大紫之后，王朔去了美利坚合众国去寻求发展，想来那心态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玩得溜溜的，美国人不过是些大孩子，还不好哄弄么？咱是不去，去了准能在大洋彼岸刮起几场龙卷风，把美国鬼子震得一愣一愣的，然后弄他多少万美金回来，或者在曼哈顿买个花园洋房住下来。
不料洋鬼子们太不识好歹。玩上几把也能见出个高低，他干脆来个不和你玩，弄得王朔干搠在那儿也不是个办法，只好怎么去的又怎么回来了。原先在国内赚的那几个钱，自己看着还像个钱，出去一趟才晓得那么个不经花。去美国玩一把，要么是赚，要么是赔，没有不赔不赚这一说。因此留洋回来的王朔是怎样个境况，我不是瞎子也能算得出来。
——节选自《谁红跟谁急》
■人物名片
韩石山 1947年1月出生,临猗县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现为一级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00年至今任《山西文学》主编,兼任中外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30多年来,共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人物传记20余部。代表作品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批评选》《最后的一次演练——韩石山社会批评集》《骨气与学问——韩石山学术演讲录》等。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86年
1月17日,省作协和省电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电影
《咱们的退伍兵》座谈会。影片编剧马烽、孙谦出席会议。
3月7日,由我省青年女作家雪珂编剧、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
《女人的力量》在全国上映后,反响强烈。这是我省女作家的剧本第一次被成功地搬上银幕。
5月,郭中群、王元生、华而实创作的电视连续剧
《上党战役》获第六届优秀电视剧飞天奖。
8月29日,省作协召开山西省诗歌创作会议。会议邀请《诗刊》编辑部的同志与全省40余位诗歌作者共同探讨了山西诗歌创作的发展问题,并民主选举成立了文学社团组织“山西省诗人协会”。
12月24日,中国作协《小说选刊》编辑部与作协山西分会联合召开李锐作品讨论会。
■大家小事
●山西文坛，韩石山张扬活泼，谢泳憨厚寡言，但二人相交最深，互以知己待之。谢泳说，老韩把持得住。韩石山说，谢泳执著。
●韩石山嗜书，家中藏书近两万册，认为山西作家不爱买书看书，是山西作家最大的缺陷。有次和女儿说：“这些书，到了你，估计会论斤卖，到了孙子辈，估计就会论吨卖了。”又说：“这些书，即使孙子用不上，说不定重孙子会用上。谁都用不上，摆到那儿也挺好看。”
田东照
气极了才写《跑官》
杨占平点评官场文学
“近些年来，描写官场现状的中长篇小说如《国画》《跑官》《省委书记》《国家干部》等，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广泛，销售也看好，与其他文学作品普遍滞销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引起文艺评论界的重视，称其为“官场小说”创作现象。我认为，这样的概括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山西文坛张平、田东照的“官场小说”就很有影响。官场，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它能够集中反映一个时代的本质，也可以深刻体现不同性格人物的心理世界，还是展示各种文化观念的地方；尤其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官场中人的心态更为多样化，既有以权谋私、道德败坏的极端腐败分子，也有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清官，更多的是那些一方面诚心诚意干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利益着想的领导干部。通过小说，可以让人们对官场中人的认识与理解更加深刻。”
在中国，一种特殊题材的小说备受读者关注——官场文学。无论文学被嚷着边缘化了多少年，官场小说却始终如一地热，如王跃文之《国画》，如王晓方之《驻京办主任》。有评论家称这种热“表达出民间对权力建构正当性的一种焦虑”，因此，官场小说甚至被加上“新现实主义”的头衔。
但凡经济落后的地方，官本位思想总是很浓，山西也不例外。1997年，山西作家田东照的中篇小说《跑官》被《新华文摘》转发，“影响很大，遇见我的人都说写得好。”没人觉得山西作家写官场有什么意外，没人写，写得不好，才是意外。
打这以后，官场小说成为田东照的命题作文，各种文学期刊追着他要稿，《跑官》《买官》《卖官》《骗官》《D城无雪》《啼笑皆非》《恐炸症》《还乡，还乡》，一口气写了8个，被称为“跑官系列”。
山西晚报：听说1965年大学毕业后，您“哭着喊着”要回兴县老家去？
田东照（笑）：是啊，别人都说我一定会后悔。那会儿的大学生很吃香，山大让我留校，但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写过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了，一直在写乡土，不回到黄河边怎么写？每天在大学呆着能写出来吗？后来在学校呆了几年后，还是回去了。
（回乡后的田东照相继写出《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农家》等黄河风情小说，都给他带来极大的荣誉和知名度。）
山西晚报：山西有官场小说没人觉得意外，但您从黄河风情转到官场文学，让人觉得很意外。
田东照：父亲曾经教过我八个字：冷酒不吃、公钱无私。他当年也是国家干部，曾被派到兴县最偏远的一个区去工作，要翻十几座山。我们家孩子多，家庭负担很重，但父亲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要求照顾的想法。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我，面对（上世纪）90年代的腐败现象，气得发抖。
当这段现实成为历史时，后人会对如此猖狂的腐败感到惊讶，如果没有描写这一现象的作品，大家同样会感到惊讶！作家们都在睡觉哩？别人写不写我管不了，但我自己有责任拿起笔来，不管好赖，对后人有个交待。
山西晚报：您写了一个不解气，一口气就写到2004年，8个！
田东照：其实到现在气也没消了，靠文学救世是救不了的。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有一种习惯性的拘谨，主人公总是要正面的，要留一个光明的尾巴。王跃文比我年轻，他放得开。
山西晚报：有人说读者爱看官场小说是因为好奇，作家爱写是因为自己当不了官。
田东照：我倒是觉得没进入政界非常幸运！像我这种人，当了官下场不可想象。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下坚持清高，还要过家庭、社会关系这些关，注定会成为悲剧。
2008年,70岁的田东照住了三次医院。患类风湿病的手已严重变形，他笑着说还能写，用电脑手写输入。就在接受本报采访前，他还接到《中国作家》的约稿电话，问老田这几年干吗去了？是不是在家憋大长篇呢？他说倒是一直有个百万字的长篇构思，说的是从晚清到民国的黄河岸边生活，但现在身体不行了，啃不了这块硬骨头。“如果儿子愿意，就让他写去吧，他要不愿意就算了。”
我问他，等身体好起来，还想不想写官场小说了？他说：当然要写，而且一定会更细致、更深刻、更痛快淋漓。
本报记者
谢燕
精彩片段
李庆国说：“不是让你跑省里。他下来了，就在三楼住着，这样的好机会你还不利用？”
“噢？”郭明瑞一惊，“这么说，三楼西边全腾出来了，就是因为褚省长下来？”
李庆国说：“对，刚才我见万书记、革市长都赶回来上三楼了。等书记、市长一走，咱们就插进去。不敢错过这个时机。你想想，省长下来了，想接近的人少不了，市委的常委们，没进班子的副市长们，还有一些这样那样关系的人，这些人跑开了，咱们这些人就甭想沾边了。所以时机不能错过，你等等，我出去侦察情况。”李庆国一走，郭明瑞内心就激烈地斗争起来。仅有的一点勇气已被市长夫人老范给打掉了，人格和自尊也受到伤害。市长那里尚且如此，再找省长？他不想再干这毫无意义而又自讨没趣的事了。可是李庆国却是一片真心诚意，真有点受之不情愿，却之不恭。在这两难境地，他又想到惯用的“走为上计”：出去躲躲，回来给老李拨个电话，说出去买个什么东西——烟吧，李庆国是抽烟的——遇上县里的什么人，给缠住没能回来。这样比当面拒绝要好得多。正想着，还没容他采取行动，李庆国就进来了，一把拽了他说：“万书记他们还没走，咱们到三楼等着，他们一走咱就进去。钻在屋里啥情况都不知道，会误事的。”郭明瑞毫无办法，只好被拽出门来，硬着头皮，亦步亦趋地跟着李庆国走。
——节选自《跑官》
■人物名片
田东照 1938年11月出生于兴县。196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70年调回原籍兴县工作,1982年至1989年在吕梁地区文联工作,先后任副主席、主席，1989年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任常务副主席。
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文革”中断,1975年又开始重新执笔。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长虹》《龙山游击队》《异国情缘》，中短篇小说集《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河缘》《跑官》，短篇小说
《第28号人物》《秋天的故事》《外公》等。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87年
马烽的短篇小说
《葫芦沟今昔》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8年
8月5日,省作协、晋城市文联在长治市联合召开报告文学笔会。
11月，省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焦祖尧为主席，周宗奇、李国涛、田东照为副主席。
大同文学双月刊《云冈》发行量达200万册。
●1989年
12月,马烽调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李锐的短篇小说《厚土·合坟》获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90年
1月,《批评家》停刊。
12月，省作协等单位联合在沁水县召开了第三届赵树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近百位国内外专家参会。
■大家小事
●田东照曾当省作协常务副主席多年，为旁人开作品研讨会不计其数，但至今，未给自己开过一个研讨会，并言之有理：“哪部经典作品是开研讨会开出来的，也没见四大名著当年开过研讨会！”
李锐
命运最深刻的遭遇
杨占平点评乡土文学
“乡土小说写作，在山西文学界有着突出的传统性与继承性。30年里，写乡土生活的山西作家数不胜数，而最有成就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李锐、王祥夫等。他们自觉地选择民间立场，并且能够以知识分子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农民的内心世界，体现出独特的价值判断，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具体写作中，他们又特别注重呈现乡土生活本色，即深入发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民间精神——那种体现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就让作品有了灵魂。此外，他们也比较注重文化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中封建部分的解剖，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风气变化的思考，都有一定的见解，从而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含量。”
所谓的“乡土文学”，师出有名——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评论家王春林说，“自鲁迅先生以来，形成了一种长久不衰的持续了近百年时间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传统。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构成山西现代小说创作主体的正是乡土小说。”
过去的山西，是一片纯正的乡土。
黄土高坡上，站着赵树理，刮着西北风，喊着放羊调——任凭它多么土，依旧美若画卷。
美好的画卷，在田东照、韩石山、权文学等乡土小说家的手中缓缓展开，浓郁的“黄河风情”扑面而来。
改革开放的30年，是山西面向工业化和城市化一路高歌的30年。
乡土文学作品能够畅销，书写乡土题材的作家能够引起轰动，并不容易。
李锐，在“吕梁山”插队六年的人生经历，成为他创作生涯的“厚土”。
王祥夫，总是觉得城市太小，农村无边，田地里的味道，永远是最香的。
曹乃谦，赖在农民的炕头上，躺着、唱着、写着“温家窑风景”。
热爱着这片热土的人，正从不同的路上，将乡土人生及其精神世界，带进当今的文学之林。
山西晚报：别人说你是山西乡土文学的代表，你怎么看？
李锐：我想澄清一下“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有人把所有写农民、写乡村的文学归类为乡土文学，这是一个最为浅显的归纳。自“文革”以后的所谓“新时期文学”以来，在这个归纳里其实是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等级划分，乡土就意味着边缘、封闭、落后、低级。但实际上并非写了乡土就一定能算作是“文学”。沈从文、福克纳都写乡土，写农民，但是提到这两个人的作品，人们最直接的联想肯定是文学，是由于文学而激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陶渊明的“戴月荷锄归”直接描写农事，可大家的联想肯定首先不是乡土。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坚持这样的概念澄清，不为别的，就是想说清楚自己的坚持，就是想纠正一些理论家们的习惯性狭隘思维。在那个等级的阶梯上，既没有文学也没有人格。
山西晚报：其实，没有人认为乡土类的东西一定是落后的、低级的，这不过是一种题材的划分。很多现代都市的年轻人仍然喜欢很乡土的东西。比如在新浪网上，你也曾讲到，一个香港女孩读了《太平风物》后流泪了，这说明她读懂了、感动了！
李锐：在我看来，就像不存在特别的“中国文学”一样，也不存在特别的“山西文学”，只存在好文学和不好的文学。所有文字、文化、地理、宗教、区域的不同，会赋予你不同的禀赋和特点，但不应当把你限制成为不同的文学。我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立起方块字的万里长城，再把自己封闭起来。你被李白、杜甫感动，不是因为他是四川人还是河南人，而是因为他的诗。
山西晚报：你提到自己的创作原则是“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这个“自己”是什么样的？
李锐：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没有谁能逃离历史而独立存在。而文学要做的事情恰恰是从历史的湮没中打捞生命的记忆和万千感受。这世界上没有谁是为了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活着。作为一个使用方块字表达自己的写作者，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创作首先是深刻地表达了自己，而这个自己又不仅仅是一个所谓乡土的自己，中国的自己，它理所当然的是文学的自己。
山西晚报：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思潮泛滥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是商品经济涌动的时代，这两个阶段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李锐：你只说了一个方面，在我看来，无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变化虽大，但是并无根本性的变化。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力，就像一把大剪刀，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人格被夹在这把剪刀中间纷纷断落。只不过有人越来越适应、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渴望在这场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上醉生梦死，谎话连篇，还美其名曰多元，沾沾自喜以为是成功的精英，还总想着占领道德优势。真正的道德不是嘴上的说教，从来都是最直接的行为。比如去年汶川大地震所激发出来的慈悲和大爱，比如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希望改变命运的农民工，比如轻松跨越种种禁忌的网络新人类，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他们比说空话的知识精英们更给人希望。至于我的创作，简单点说就是尽量争取不被时代潮流所淹没。
山西晚报：从1989年的《厚土》、2002年
《银城故事》，再到2007年的
《太平风物》，有人认为，是农村——都市——农村的转折过程。
李锐：或许可以说是我一贯追求的不同表达。一些现实感更强，一些历史感更强，但归根结底是要把它们写成文学，写出不同于他人的文字和感受。我爱用刻骨铭心这个词描述这种感受。
山西晚报：这30年来，您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哪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可以和插队六年的生活相比？
李锐：这30年来，我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盲从者，慢慢变成一个不断反省、希望坚持自己的人。就我个人而言，所有的生活都不能和插队的六年相提并论。
山西晚报：为什么？
李锐：因为“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多年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从狂热转向冷静，从迷信转向幻灭，从盲从转向自觉。而我们这一代人，或说几代人正好经历了这场历史的巨变。对我个人来讲，插队的六年，是个人命运和历史巨变一次最深刻的遭遇。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这场遭遇的流变、弥散和延续。
本报记者
杨凌雁
■人物名片
李锐
男，1950年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近两百万字。代表作有《厚土》《旧址》《银城故事》《太平风物》《人间》等。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91年
9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正式更名为山西省作家协会。
●1992年
5月13日，我省举行大会隆重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会上，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冈夫、郑笃七位老作家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同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山西省作家协会为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举行创作五十年研讨会。
●1993年
5月18日，省作家协会在太原举行
“市场经济与文学创作研讨会”。与会同志就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冲击、作家、评论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并进行选择、在市场经济形式的冲击下纯文学的命运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6月，钟道新作品讨论会在太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80多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参加。
■大家小事
●人如其文，李锐生活中也是个非常严谨的人，最喜欢的体育活动是羽毛球。球友说，他打每一个球都是认认真真的，很认真。
●嘴唇上的小胡子是李锐的标志。很多人都说，像鲁迅。惟一不这么看的是他的小侄女枣儿，胖乎乎的枣儿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去摸摸，还会盛邀小朋友们来摸。
张石山
影视创作当然是文学
杨占平点评影视剧创作
“在山西文坛，张石山和钟道新是两位个性突出、经历丰富、成就斐然的作家。张石山进入文学界前，就当过工人、农民、军人，写小说写到了省作家协会，先做小说编辑，后来主持了好几年《山西文学》编辑工作，抓住一个机会拿上了挺有分量的北京大学文凭。上世纪90年代初商潮滚动时，他又是山西作家中亲自“下海”尝过经商味道的一位。张石山的创作原则是多面探求，不拘一家，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歌词、电视剧，都写得有章法，不俗气。钟道新则无论作品风格还是生活方式，都是绝对有特色的一位，甚至在国内文坛要再找出几个跟钟道新类似的作家来，也不容易。钟道新出生于清华大学名教授之家，天资聪慧；结识的人多为文化品位较高者，这就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再加上他北京知青的经历和交际的广泛，因此，他是靠智慧、经历与知识写作的作家。遗憾的是，钟道新因病于2007年8月逝世，年仅56岁。他的逝世对山西文坛乃至全国文学界都是一大损失。张石山和钟道新近年来主要作品都是电视剧剧本，由于他们的“触电”，对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有一种示范作用，达到了双赢的目标。”
人们形象地称作家当编剧为“触电”。关于作家“触电”，在圈里一直有争论，有人认为，从事文学才是高贵的，做编剧就是做了金钱的奴隶；有人则认为文学与影视，都是艺术创作，不过一个用文字传情，一个用影像讲故事罢了。
尽管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我省作家“触电”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其创作的作品却颇具影响力。无论是已故作家钟道新编剧的《黑冰》《权力界面》《智慧风暴》，还是著名作家张石山编剧的《吕梁英雄传》和《兄弟如手足》，都曾风靡荧屏。
山西晚报：听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导演邀请你父亲进行电视剧创作，却被你父亲婉言谢绝了。知道为什么吗？
钟小骏（钟道新之子）：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在艺术这个行当当中，越直接的，就越低，因此戏剧低于文学，而文学低于绘画。”而编剧，作为服务于电视剧的行业，甚至连称之为戏剧都很勉强——这个行当当中，资本决定意志。你想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你未必看得起的戏剧创作都做不到，或者说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生性不愿受约束的父亲对编剧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
山西晚报：听说你父亲是为了给你挣学费才进行剧本创作的，是这么回事吗？
钟小骏：是的。父亲当时的名声已经很大，当然这是指他在文学创作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会在后期进行自己并不是很看得起的剧本创作？这里，我可以半是伤心，半是自豪地说：那是因为我。
2000年，我去国外上学，需要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这对本来可以维持体面生活，但底气并不是很“足”的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山西晚报：剧本虽然是一剧之本，但编剧在写剧本的过程中，却难免会受到投资方的很多限制，作为成名作家，你父亲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此类问题的？
钟小骏：在电视剧这个行业中，在出现投资方与创作者之间意见分歧的时候，妥协退让的一定是编剧。可身为一个创作者，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在经过一段磨合期后，父亲逐渐总结出来一个原则：写那些别人不明白怎么写，而只能自己写的。用他的话说“兔子能驾辕，谁还养活马？”既然没有办法把别人变成兔子，那就自己变成马。
你要是坚持自己的创作一定要唯心，交代不了市场；可要是完全追随市场，又交代不了自己。父亲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其中的接合部，并在其上下工夫——对话。
对话，要浓缩，要有理，要有序，还要有趣。这太考验一个人的才能、耐心和知识准备了。我曾经和父亲一起合作过几个剧本，深知其中苦楚——有时你想出了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一段话，可联系剧情，发现你用不上；有时候，情节推动至此，剧中人要张口，你又发现你没的说。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话，何其难也！所以我经常把自己处理不了的对话空出来，交给父亲。而父亲，也总是能够把对话写得很完美，并在其中体现出自己的风格。到最后，很多业内的人士，甚至命名其为“钟式对话”。
山西晚报：还记得第一次写剧本的事吗？
张石山：早在1980年，就曾经应北影一位导演之约，把我的小说《最后的冲刺》改编过电影剧本，但没有开拍。1986年左右，我的中篇《血流草台班》，西影、长影，包括山西电影制片厂，都有拍电影的意愿。我自己也改编成了剧本，但也没拍成。
山西晚报：站在全国的角度来看，山西作家进入编剧圈的时间是不是比较晚？
张石山：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也不曾在意。要从赵树理马烽孙谦等前辈作家写作剧本说来，我们进入编剧圈，从来没有晚过。就三十年来说，我们的进入不算最早，但也不晚。作家关注影视、影视圈需要好的编剧，这是一种双向选择。应运而生的事儿，山西作家并不麻木，该出手时就出手。
山西晚报：从你编剧的《兄弟如手足》和钟道新编剧的《黑冰》等作品的影响力来看，山西作家的编剧水平是否算得上国内一流？
张石山：这个问题，我个人不便评价。应该由观众和影评家来说话。自我评价，应该算是不差。播出后，观众反应以及纷纷获奖，编剧功不可没。
山西晚报：很多评论家都说有才华的作家因为写剧本而变得平庸。
张石山：很多评论家说过吗？不能一概而论。许多问题，你和评论家永远扯不清。
就我个人，认为影视创作也是文学，相当文学；你能说莎士比亚、汤显祖的剧本，平庸而不文学吗？平庸的人，写什么都将是平庸的。自我评价，从来不觉得自己平庸、也没有自视清高。涉猎编剧，对我没有什么矮化；依然故我，倒是又开辟一个全新领域，接受挑战。全面展示自己的才华，有何不好。
富人，一定为富不仁，这是阶级斗争哲学；作家赚钱了，他就平庸了，这是酸葡萄心理。
本报记者
刘剑
■人物名片
钟道新 1951年出生于北京。一级作家，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豪华客栈》《股票大亨的儿子》《非常档案》等长篇小说和作品集《有钱十万》《单身贵族》《欲望的平台》等，创作了大批优秀电视剧，其中电视剧
《黑冰》《天骄》《登录黑名单》《权利场》《智慧风暴》《天之云，地之雾》《督察风云》等引起广泛关注。短篇小说《风烛残年》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打火机和小摆设》入选北京大学主编的《百年文学经典》。遗作《巅峰对决》和儿子钟小骏合作完成。
张石山 1947年生于太原。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小说《镢柄韩宝山》和《甜苣儿》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镢柄韩宝山》《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著有大型系列小说《仇犹遗风录》以及长篇民俗文化专著《洪荒的太息》和长篇自传《商海炼狱》等。其编剧的大型连续剧《兄弟如手足》和红色经典连续剧《吕梁英雄传》曾在全国各电视台热播。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94年
1月，应台湾
《中国时报》邀请，作家李锐赴台参加“40－90年代两岸三地文学研讨会”，会上发表演讲《生命的歌哭》。
3月，人民作家李束为去世，享年76岁。
8月4日，省作协在老诗人冈夫的故乡举行“冈夫作品研讨会”。
9月9日，省作协在高平市举办“山西省报告文学创作座谈会”。
●1995年
6月14日，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太原举行座谈会，庆祝《赵树理全集》的出版。
赵瑜担任总撰稿的大型纪录片《内陆九三》获全国纪录片学术奖、最佳撰稿奖。
■大家小事
●张石山有颗牙有些摇晃，很疼，就去医院看牙医。医生说现在你的牙还有炎症，等炎症好了再给你拔。他回到家里，还是疼得很厉害，就想，炎症没了牙就不疼了，那我还找你干什么？就用绳子一头套住牙，一头踩在脚下，自己解决了。
柯云路
一切从《新星》开始
杨占平点评柯云路作品
“1980年，柯云路的短篇小说《三千万》被《人民文学》推出，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一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柯云路踏上文学写作的道路。之后的长篇小说《新星》，奠定了他在全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迄今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发表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上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是主潮，因而，柯云路的创作也是执著地追求着政治理想的实现。无论写工厂的改革，还是写农村的变迁，抑或写城市的浮沉，他都显示出一种强烈而浓厚的政治见识与胆略，《新星》中倾力塑造的李向南形象，就是他对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观照的全部认识。那时，柯云路的这种选择，不仅独特，而且富有惊人的魄力。
柯云路在创作出大量小说之后，由写作《大气功师》开始，进入了另一个研究和创作的领域，在山西的文坛，留下了一种独特的现象。”
1984年，长篇小说《新星》的出版在中国文坛引起了极大轰动，这部被称为“县委书记从政指南”的小说让柯云路从一个文学青年一跃而成为知名作家。
山西晚报:很多读者知道柯云路,是和《新星》联系在一起的。当年电视剧《新星》播出时,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一点不过分。那么您认为,《新星》当年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兴趣?您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您认为现在还会出现李向南这样的县委书记吗?
柯云路:《新星》在当年引起轰动,并且至今被人们记住,我觉得主要是这部作品真实地描写了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故事,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共鸣。记得当年《新星》电视剧播出时,曾引发了广泛的“对号入座”,人们纷纷找到身边的“李向南”、“顾荣”、“潘苟世”等。
谈到《新星》的创作动机,很简单。我一直想通过一部作品描写那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而用一个县来浓缩中国,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问现在还会出现李向南这样的县委书记吗?我的回答是,也许会出现,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的社会和当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年轻人的成长经历和文化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再从政会有不同的途径。我在2002年出版的《龙年档案》中写了市长罗成,也可以说他就是新的政治环境中的李向南。
山西晚报:《夜与昼》和《衰与荣》出版后,我虽然也都看了,但感觉不如读《新星》的时候那样震撼。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感觉《新星》像官场小说,而后两部更像是全景式的社会小说,是不是您有意回避了一些官场的现象?
柯云路: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夜与昼》和《衰与荣》在艺术和思想容量上都超过《新星》。我在这两部书中以百万字的篇幅描绘了京都近二百个人物、几十个家庭、十几个大院。上至高官达贵，下至平民百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我希望通过这两部作品让读者了解中国社会,了解社会不同阶层人物之间的不平衡心理及挣扎,了解不同年龄段人之间的观念嬗变与冲突,了解当代中国人性扭曲的特殊历史以及时代阵痛。我并没有刻意回避官场,只是将生活的宽度做了更大的拓展。
山西晚报:我对您的小说的感觉是创作范围很广,是不是在有意转型?比如说您的《大气功师》和《发现黄帝内经》等等，被抨击得很凶,我个人也有神乎其神的感觉。现在您还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吗?
柯云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一直在做,而且饶有兴趣。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遗产的研究还很不够。随着近年来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对我的理解也越来越多了。今年以来,多家媒体在对我的专访中都表达了对我这种研究的理解和认同。而社会舆论也比过去更加重视我所呼吁的对环境、对生态、对生命的关注。在最近一次去新浪聊天时,我乐观地表示,我所热爱和支持的中医必将前景光明。
山西晚报:您创作了《焦虑症患者》《童话人格》《婚姻诊所》,是不是现在更关注心理或者说婚姻问题？您在《婚姻诊所》里探索了很多婚恋痛苦的解决之道,以及婚恋幸福的实现之道，您觉得您的看法或是经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吗?您的经验从何而来?
柯云路:心理健康问题、职场减压问题、婚恋中的种种问题都是现代人的精神苦痛。如何解决现代人的精神苦痛、如何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必然关注的领域。这几年,我陆续出版了《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婚姻诊所》《交换爱情》等书,对婚恋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我主要凭借的是这样三点：一,我研究过多年的心理学；二,我熟悉当代生活,除了日常生活接触到的人和事,我在网上与年轻人有着广泛深入的交流；三,作为一个作家，我善于观察人。我的博客在最近几年已经帮助不少年轻人走出情感困境。对此我很欣慰。
本报记者
解军
精彩片段
“向南，”坐在前面的冯耀祖扭过毛发稀疏的胖脑袋，隔着一排座位对李向南似笑非笑地说：“魏祯这个人，有个问题。”
满车人都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插话静寂下来。
“什么问题啊？”李向南已从冯耀祖满脸的假笑后面感到了恶意，他冷冷地问道。
在他目光的压力下，冯耀祖收敛了一些。惯于趋炎附势的习性，使他不由自主地在脸上堆起讪笑。他“啊”地尴尬了一瞬，但绝没有收回既定决心的意思。“魏祯这个人有经济问题。”他说道，然后像是打出了一张王牌，得意地看了看李向南。
“有什么事实啊？”李向南依然不动声色，心中却感到有些压力。他深知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一个细节上的疏忽可能被阴谋家抓住，从而造成一场斗争的失败。
“他最近报销了一次药费，二百七十八块钱，都是在外县看的病。他又没有转院手续，这是违章报销。”
李向南不胜憎恶地打量着冯耀祖，点了点头，然后回过身，把坐在最末一排的县卫生局局长叫了过来。
“照理说不符合手续，但魏祯有特殊情况。他退了休，在本县没居住条件，只能到老婆的娘家去住。病了，来不及回来看，也无法回来看，这个情况，我们向教育局了解过。我们还请示了县委李书记。”卫生局长解释道。
——节选自《新星》
■人物名片
柯云路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80年代因长篇小说
《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等经典改革著作而成名。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新星》播出后，万人空巷，创下最高收视率。1990年代以来，出版了《超级圈套》《东方的故事》《成功者》《合欢》《父亲嫌疑人》《龙年档案》等长篇小说，大多成为畅销书。进入21世纪，陆续出版了《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等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
作者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文化人类学专著《人类时间》、心理学著作《童话人格》、教育学著作
《中国孩子成功法》、《曲别针的一万种用途》等，均受到读者喜爱。
近年来，他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境况，著有《心灵太极》《焦虑症患者》等关怀心理健康的作品，并著有《婚姻诊所》等一系列研究当代婚恋的著作。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96年
3月5日,人民作家、著名电影剧作家孙谦逝世,享年76岁。
8月3日,人民作家、著名评论家郑笃去世,享年82岁。
9月4日,省作协在左云县召开全省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张平的长篇报告文学《孤儿泪》获第五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同名电影《孤儿泪》与电视剧《天网》同时获奖,被称为“五个一”张平年。
■大家小事
●多年前，柯云路离开山西赴京居住，与山西作家圈联系较少。2005年岁尾，本报推出当年度“山西文学报告”，提到了他的新作。柯云路打来电话，说：“现在还有人记得我吗？”
●1986年，柯云路忙着写《夜与昼》，所有邀请都被他“一刀切”拒绝。一日，主持省作协工作的胡正登门，劝他参加中国作家访美团，柯勉强答应。他感慨其后不久的美国之行，确如胡正所说，看看另一个世界的人怎样生活，再写当下的中国更有新鲜感。
张锐锋 中国新散文运动发起人
杨占平点评“新散文”
“张锐锋的散文创作，突破了传统散文“短小精悍”的结构框架，充满了诗意和幻想，思辨色彩浓厚，气势宏大丰富，在当今散文界独具风格，在国内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于坚、祝勇、周晓枫、庞培、刘亮程等人并称为“新散文运动”的代表作家。张锐锋进行的文体尝试，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拒斥了传统散文的小气和模仿西方文化语境的矫情作风。他专注于表达个人意识形态深层次的分析与思考，因而采用的是将话语尽力锤炼得更准确更质朴、更富有整体感染力，而绝不追求局部效应和零星亮点的创作手法，所以，他的文章都带有较多的理性色彩和思辨意味，由此来渲染和证明自己想要表述的那种思想和观念的内在体验。这样，他的散文较之一般的“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更符合文学的特质。”
“短小精悍、主题鲜明、形散神不散”,这些我们读书时代被耳提面命的散文要义,在一个人那里灰飞烟灭。
他写的散文很长,最长的有20多万字;他写的散文很像小说,用一个比喻,就是,小说重新捏制了一个艺术陶罐,而他的散文是对陶器碎片的粘合和修复,以复原陶器的真实形状。
他是个看起来很谦和的人,但说出来的话又尖又锐:“很多被视为典范的传统散文,大都老气横秋、四平八稳、用词平实、貌似深沉实则贫乏、毫无个性。”
他推翻了人们对散文的某些看法,颠覆了教科书上对散文的某些定义。
一些假设被改写了、推翻了、颠覆了,另一些假设取而代之,散文成为另外的样子。
他叫张锐锋,人们习惯这样介绍他的官衔:山西文学院院长,但圈内人都知道他还有一个更亮的名头——中国“新散文”运动发起人。
山西晚报:怎么会决定做这样的事,在自己手里开创一种新文体?
张锐锋:新时期文学时代，散文的地位可以说并不很高,无论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试验文学，都是以小说和诗歌为主,散文在一度时期几乎被遗忘,在各种杂志上都处于“补白”地位。而且小说和诗歌都在变革,唯有散文还沿袭旧模式。1985年,针对这种现象我开始了写作,也没想太多,只想冲破传统的束缚,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山西晚报:但我手头资料显示:1999年第1期《花城》,以头条位置刊载你的长篇散文《皱纹》,并称“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皱纹》的写作方法和发表方式在中国文坛尚属首次”。从你决定写到发,为什么会隔这么久?
张锐锋:其实第一篇发表的是《马车的影子》,历经坎坷。5年内投过七八家刊物,当时还没一稿多投,都是等这家退稿后再寄给另一家,一直到1991年在本土的《山西文学》发表。
这种文本引起了关注,1996年《作家》为我量身定做了一年的专栏“遐想录”,《大家》《十月》《花城》等国内近百家媒体也纷纷发表我的作品。1998年,一批作家都不约而同地用全新方式进行散文的创作,颠覆层层推进,向多主题、复杂形式迈进。
新散文的出现,是中国散文史不能回避的一个事件,尽管这一点不能被普遍认可,但是,一些人已经看到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比如说,它已经被收入一些大学文科教材,像《新时期文学》《中国散文50年》。更重要的是,这就是革新,散文的革新。
山西晚报:这样的散文为什么会给人一种精神求索的味道?
张锐锋:散文写作是敞亮给别人看,还是隐匿起来,涉及诚实。因为散文真实地表露内心与经历,直接表达内心世界。小说感动人,但可以认为那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诗歌一句话表达多重意思,隐约地指向我们；只有散文,写的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生命中重要的事,也许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和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
山西晚报:那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呢?
张锐锋:讲述内容不同,他的模式还是旧模式,变相的杨朔模式。
山西晚报:读过你文章的人总有种感觉:张锐锋为什么要非得把散文写那么长?究竟谁在读张锐锋的散文?又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耐心认真读完张锐锋的一篇散文?
张锐锋:实际上,这样的状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很多人沉浸在中学时代熟知的几个散文作家培养出来的阅读和欣赏习惯中,不能接受散文的突破性现实。一些走在前面的作家,头脑中的观念和远大抱负,往往不会很快被社会和时代接受,他们的作品,也必须通过相当时间的等待,必须通过一定的结构来一点点释放能量。也许已经产生了了不起的作品,但不必期待它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
80年前,胡适说：“近年的文学革命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作了一个小结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永远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地创作的新路子。”他的预言实际上仍然是阶段性的,因为新路总是要变为老路,昨天的新路已经变为老路,甚至成为开辟新路的新屏障。
我们看到的事实正是这样。
本报记者
谢燕
精彩片段
一条河流为什么不找一条最简单的捷径入海？深藏不语的造物主难道不知道，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直线长度是这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我们在中学时代几何课本上获得的知识，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已探明的真理，上帝竟然一无所知。它仍然醉心于自己的各种复杂设计，从未采用过这一简单法则。大自然的物质结构中，还没有这样一条真正的直线，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孩子用一把直尺就能做到的事情，无处不在的上帝似乎却难以办到。
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是，一条河流必须像一个人一样历尽艰险，它必须经受种种严酷考验。这样的看法展示了一种俯瞰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条河流可能与一个人相似，它们可能有着同样的生命力和历尽沧桑的皱纹，有着暗藏深处的激情和漩涡里石头、泥沙的剧烈交织，也有着逶迤而去的个体史和意外的平静，它们彼此形成对方的深邃暗喻。河流一直用波澜扫过人的晦暗面孔，用沙哑的声音讲述，可人们只倾听自己，往往低估河流的智慧。
一条河流就是这样，它从不直接说出这一点。它的表述是委婉、含蓄的，仿佛人类自身的历史，其中似乎没有的、在线装书里未曾闪现的，可能才是密函里的真正文字。
——节选自《船头》
■人物名片
张锐锋 1960年12月出生。现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院院长,一级创作员。
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发表各种文学作品计300余万字。
从90年代中期以后,在《作家》《大家》等杂志发表散文作品《棋盘》《月亮》《古战场》《幽火》《群山》《倒影》《飞箭》及长篇散文
《世界的形象》《别人的宫殿》等。在《十月》《花城》等刊物发表长篇散文
《沙上的神谕》《皱纹》《河》等作品。引发理论界对“新散文”现象的进一步探讨。曾获多种文学奖。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97年
4月25日,“《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评论家认为,山西一下推出8部长篇小说,气势大且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示了山西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
●1998年
4月14日,人民作家、著名诗人王玉堂(冈夫)逝世,享年91岁。
12月，省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焦祖尧连任主席，选举刘巩等12人为副主席。
■大家小事
●张锐锋喜欢看人面相，但他看相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看了，还要细细和你说道说道，他是只看，不说，然后还要告诉你他看了。
●韩石山与张平有次一起在北京开会，一天同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一起吃饭，趁酒韩问金书记有没有出国的指标，北朝鲜也行。结果不久张平转告他，说金书记打电话，说有一个去印度的指标，问愿不愿意去？
●西戎和马烽家完全是两种家风。西戎家随和，女儿出嫁后常来混饭，一起打麻将。马烽在家里那是绝对权威，比如他在看电视，儿女们都各在各房间。只有梦妮（马烽的女儿）的儿子敢和他姥爷顶。
潞潞
什么年代产生诗
杨占平点评山西诗歌
“山西诗歌30年，诞生了一批又一批诗人，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诗集，活动搞了一次又一次。然而，能给人们留下影响的诗人诗作却不是太多，只有潞潞，潞潞的诗，潞潞对诗歌的理解，可以作为30年山西诗歌的佐证。从《肩的雕塑》到《无题》系列，潞潞的诗歌，以一种宏大的命运感和一种凝重而又粗犷的诗风，给山西诗坛乃至中国诗歌界，以强烈的震撼；潞潞关于诗歌的看法，总是那样独特，那样与众不同，那样让诗人和理论家都认同；潞潞作为山西诗歌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有一种显著的凝聚力，不少中青年诗人自觉地把他作为写作的目标和交往的朋友。相信在潞潞的影响下，山西诗歌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鲁迅说：“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发出的真声音”。
1978年底，诗歌步入了自己的黄金殿，摇动起一个时代的旗帜。
诗人，一顶戴在青春黑发上的皇冠，金光灿灿——从此，天下文学青年的景仰、追随和爱情，化成了他们面前的雪片风暴。
1982年9月号《人民文学》，一首题为《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的诗歌，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惊起圈圈涟漪。《诗刊》主编闫辰说，它令当今诗坛耳目一新，是短句时代的开篇之作。
这首诗来自山西，堪称“文革”后山西诗人的第一首新诗，较早也较高地奠定了山西诗人在国内诗坛的地位。
诗人的名字叫潞潞。
山西晚报：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现了新诗潮，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潞潞：1978年12月，我去北京为父亲平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门口，我看到贴在墙壁上的油印报纸《今天》，上面的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一下子冲进了我的视线，这就是北岛的《回答》。那诗里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刻进我的心里——我只看了两遍，就背会了这首诗。（后来得到印证，《今天》张贴后，我是第一时间看到的。）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震撼——原来，诗是可以这样写的。1980年，我在晋中报社当编辑，接触到了朦胧诗，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狂热地手抄名人诗句。我和著名诗人江河开始通信，受他的影响，我写了一些新诗。他对我的评价是：诗的质地好，像上等的绸缎。
山西晚报：上等的绸缎是指细腻丝滑，这跟人的质地是一致的吧？
潞潞：文如其人，诗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我认为，能不能成为一个诗人，是骨子里决定的——这个人生性敏感善感，天生具有语言天赋，一张嘴一说话，诗兴就抑制不住地吐露出来。比如1982年，我在上海听音乐会，其中一曲小号独奏高亢嘹亮，直冲进我的心肺，令我热血沸腾，思绪顷刻间飞出音乐厅，在这个城市上空久久徘徊……脑子里立刻形成了一首诗——《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诗的形成多么偶然，它就是我胸腔里的一个声音，我把这个声音喊了出来——这就是诗。这首诗，在国内评价很高。我与北岛、江河一起入选《新诗潮诗选》，一时被当作“朦胧诗人”受人追捧。
山西晚报：当年的诗人跟今天的巨星一样，走到哪里都有“粉丝”拥戴。
潞潞：(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别提多火了。我们诗人去大学做讲座，全校最大的教室里都盛不下人，坐在第一排的学生都快抵住我的下巴了，后排的女同学都拿着望远镜，使劲地瞄我们。到了90年代以后，就不行了。我们不敢去大教室做讲座，因为太空、坐不满。就是去小教室，也得和当时最火的讲座——计算机、经济学、公关专业之类的错开，否则也还是坐不满。
山西晚报：后来山西诗歌界是不是就萎缩了？
潞潞：没有萎缩，而是更坚强更团结。山西诗人一向都比较低调、宽容、隐忍、刚强。1983年，我和李杜在山西大学创办了“北国诗社”，当时很多学写诗的青年现在仍然活跃在诗坛，其中不乏有出色的诗人。当然，诗人也要生存，不少人从事了跟诗歌不着边儿的职业，但诗歌却是诗人一生的事业。直到现在，山西境内的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仍然层出不穷，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专业诗人，并不代表没有好诗人，没有好诗。
山西晚报：你做过与诗歌不着边儿的事吗？
潞潞：我当过商人(笑)——开过文化公司，但我根本不是做商人的料。后来给央视撰写纪录片，其中两部片子都获了中国电影华表奖，可是我依然觉得这不是我的理想。心还是属于诗歌的——有一个心愿一直在那里默默地等着我，而我也在努力地一点一点去靠近它。
山西晚报：经济大潮把诗歌推到了社会的边缘，诗人痛苦吗？
潞潞：有痛苦的过程。我创作的“无题诗”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内心变化的过程。从关注社会、关注“大我”，转为关注“小我”，表达灵魂。诗人非默说，“《潞潞无题诗》是一部孤独的书，越是深入其中，越是感到一种灵魂上的颤栗、阴郁和寒冷。”这可能就是当下诗人内心深处最真实最深刻的感受。
山西晚报：汶川地震后，涌现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你怎么看？
潞潞：法国18世纪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什么时代产生诗？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英国诗人雪莱也说过，“诗人是一个民族觉醒起来或改革斗争中的先驱。”诗歌，可能会被弱化，但永远不会消失，就像土壤里的种子，待得春风雨露，时刻破土而出。
本报记者
杨凌雁
精彩片段
上海音乐厅。圆形的拱顶，奶油色的墙壁，小步舞曲加异国香水的幽香。管弦乐。独唱。小提琴五重奏。报幕员的甜笑。起落的金属指挥棒。而后是黑色额发一个潇洒的甩动，崛起了小号，崛起一片广阔起伏的高原，野牛的长鬃风一般飘扬……这不是上海，分明是我的北方。有着苍劲的群山，燃烧的落日，有着白毛风、马群和男子气的北方。金的号键，白皙的手指，勇敢的野牛之血呵！文静中，感到速度，平衡里，感到颠狂，温文尔雅接受着力的碰撞。不可抑制的音乐厅，腾起野牛疾驰而过的尘烟和轰响。这是上海。是一片湖蓝涂上山岩的褐色，是幽静庭院风的光临、海的涌浪。呵，年轻的小号冲决了堤坝，压过来轰轰轰烈烈的北方……
——《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
■人物名片
潞潞1956年出生，山西人。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著有诗集《肩的雕塑》《携带的花园》《潞潞无题诗》《一行墨水》《潞潞短诗选》等。曾获“人民文学优秀诗歌奖”“赵树理文学奖”一等奖。近年参与影视创作，为央视纪录片《抗战》《布达拉宫》《铁与血》《香港回归》等撰文，并获得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现任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山西文学院副院长，一级作家。
■山西文学大事记
●1999年
4月23日，设立“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迄今评选过4届，共有9位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获此荣誉。他们是：吕新、张锐锋、谢泳、晋原平、唐晋、阎晶明、王春林、曹利军、李骏虎。从2003年起，此奖项并入了“赵树理文学奖”。
9月，省作协与山西日报联合举办“山西文学50年座谈会”“山西文学50年精选”（长篇小说9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各两卷，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各一卷）出版。
山西作家刘慈欣1999年至2006年连续八年摘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
“银河奖”，成为中国科幻文学领军人物。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三体》等，中短篇小说
《流浪地球》《乡村教师》《朝闻道》等。
■大家小事
●潞潞喜爱休闲装束，为人低调，一次和一风度翩翩的朋友去外地，外地接待方误以为朋友是诗人，诗人是司机。潞潞遂将错就错，直到席散时才说明，众皆大笑。
●潞潞不爱求人，更不找领导。前些年单位分房，眼看分不上了，家人逼他找领导，无奈去了。一阵工夫回来了，比去时脸色好，家人问：和领导谈了？答：领导不在。家人说：那你咋还高兴？答：轻松了还不高兴？
●某诗会，会务以为潞潞是女性，安排与一女诗人同住。潞潞晚到，女诗人已熄灯，潞潞怕影响别人休息，摸黑睡下，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两人相视，大为惊愕，好在认识，女诗人才没惊呼而逃。会务闻讯及时改正，浪费一艳遇。
蒋韵
山西女作家这个群
杨占平点评女作家
“蒋韵是山西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在迄今20多年时间里，她已经有200多万字的作品行世，并且有不少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在海外发表、出版，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奖项。蒋韵作品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为同龄人塑像。她的一些重要作品，都是以一个作家的敏锐洞察力与细腻的感觉，把那一茬人放在特定的大背景中描写，塑造了一个个她同龄人的文学形象。这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是有独特意义的。蒋韵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品格。她选择了怀旧型的叙述视角，尽可能地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注重将生命感觉转化为艺术感觉，追求一种朦胧、悠远的美学效应。语言则力争达到鲜活优雅、明净坦诚、典雅纯粹、富有张力的境界。在蒋韵的影响下，一批山西女作家如葛水平等，也已经崭露头角，成为作家队伍中的生力军，她们在山西文坛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强大。”
2008年4月20日，山西省女作家协会成立。尽管会长蒋韵一再强调，女作家协会只是一个文学沙龙，目的重在交流，但作为我国首家女性文学艺术工作者社团组织，这个群体却是不容忽视的。据资料统计，山西省作协女会员达600余人，她们中不但有蒋韵、葛水平等在全国享有盛名的知名作家，还有许多后起之秀。
山西晚报：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尤其喜欢读女作家的书。对女作家的书，只要喜欢，我从来都是整套整套收集的。在家里，我收藏有席慕容、舒婷、毕淑敏、王安忆、张洁、池莉甚至三毛和琼瑶的集子，可身为山西人，我竟然和很多读者一样，是最近几年，即2004年你的《想象一个歌手》和葛水平的《甩鞭》进入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后，才知道并真正关注起山西的女作家的。不知道是外界对山西的女作家关注不够，还是我们女作家的作品影响力不够？
蒋韵：这个问题我这个局内人很难回答，大概只能说是此前的作品影响力不够吧？很高兴葛水平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当然，这里面也有误区，比如，你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关注视野只能代表某一类读者群，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读者。
山西晚报：站在全国的角度，你如何看待山西的女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
蒋韵：我习惯把自己看作是山西作家群体中的一员，而不喜欢特别强调自己“山西女作家”的身份。站在全国的角度，我觉得无论是葛水平还是我，我们都是无愧于“作家”这个称谓的写作者，更高兴的是后继有人，更年轻更优秀的女性同行正在“闪亮登场”。一个城市，一个省份，有几个优秀的作家就非常不错了，作家毕竟是个特殊的职业，如果一个城市有成千上万个杰出的如雷贯耳的作家那肯定不正常。就拿全国来说，优秀的一线女作家分散到全国各地，一个省份一个城市能有几个？另外，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名气如雷贯耳的作家未必就一定是优秀的作家。
山西晚报：说起山西的作家，人们首先联想到的一个名词是“山药蛋派”。但以你为代表的山西女作家的作品好像很难归类，能够以你的作品为例简单谈一下山西女性作家的创作特点吗？
蒋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晋军崛起”，“山药蛋派”就已经不能概括山西作家群体了，另外，我自己的“创作特点”也只能代表我自己，不能概括成“山西女作家”的创作特点。比如，就拿我和葛水平来说，我还真总结不出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如果非要总结，那就是，我们对待生活和文学的态度是相同的——文学是我们的生命而非其他。
山西晚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影响，尤其是波伏娃《第二性》传入后，兴起了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这种潮流在90年代世妇会召开后达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文学在经历了“私人化写作”和“美女写作”后，出现了“卫慧现象”和“木子美现象”，造就了一批靠“身体”写作一炮走红的女性写作群体。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并没有看到山西女作家的身影。山西女作家很多时候好像都处于缺席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蒋韵：我想这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比如我，我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身体写作”的合唱之中呢？女性主义的潮流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也只是皮毛，另外，我从来不喜欢用文学去图解任何理论，不管这理论多前卫或者多时尚，那不是文学的使命。我只写能够真正感动我的东西，这样不行吗？有时候，“缺席”比“在场”更珍贵。
山西晚报：有圈内人士说，山西女作家之所以没有被广泛关注，并不是因为山西女作家的作品不够优秀，而是由于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我们太不善于炒作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了。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蒋韵：我倒不觉得炒作就一定能够提高知名度，其实，“知名度”也是一种机遇而已。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可以有各种选择，既然选择了文学，那就意味着你有一颗比较纯净、比较宁静的心，这也是在一个物质喧嚣的时代写作的前提。至于其他，比如名气之类，那都是命运额外的恩赐，仅此而已。
本报记者
刘剑
精彩片段
一周后，他的枕边，多了一样东西，一件绣品，小小的，红布做底，勾着牙边，上面绣了两只五彩的鸳鸯：最俗、最艳的图案，可却绣得，风生水起，惊心动魄，针针见血。另一只，同样两只让人惊心的鸳鸯，攥在梅巧的手里，梅巧俯下身来，黑森森的眼睛，对了他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席方平，你听好了，你，是不能辜负这只荷包的啊！”
梅巧说完这话，眼泪就滚了出来。
——节选自《心爱的树》
■人物名片
蒋韵
女，1954年出生于太原。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太原市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会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红殇》《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以及短篇小说集《现场逃逸》《失传的游戏》《完美的旅行》，和散文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中篇小说《心爱的树》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法等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
■山西文学大事记
●2000年
1月，8卷本《马烽文集》出版。
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张平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获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2月，省作协与山西大学、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共同开设“文学讲坛”系列讲座。
●2001年
1月6日，人民作家西戎逝世，享年79岁。
10月11日，韩石山传记文学作品研讨会举行。
11月6日，成一《白银谷》及晋商文化研讨会在太原召开。
12月，在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张平当选副主席。
阎晶明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
●2002年
5月，西戎、胡正、孙谦、冈夫四位老作家文集出版，并举行座谈会。
8月7日，山西文学院举办首届高级研修班，参加研修班的60余人都是有一定创作成绩与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作家。
■大家小事
●蒋韵对外一向沉静低调，谦逊有礼。但若和她聊起女儿笛安，蒋韵顷刻形象大变，一派母性灿烂，令人莞尔。
●本报记者报告团应邀去长治作报告，当地宴请。有一男子过来敬酒，大家客气碰杯。饮后，他说：“我是葛水平的丈夫。”大家“噢！”再碰，再饮。
杨占平
文学大省里的文学批评
杨占平点评文学评论
“文学创作的繁荣，离不开方针政策的宽容，离不开文学编辑的扶植，同样离不开文学评论的指导，这是山西文学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规律，全国文学也是如此。30年，山西出现了一批有思想有理论有个性的评论家，他们关于“山药蛋派”的讨论，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研究，关于“晋军崛起”态势的描述，关于文化传统的探寻，关于作家作品的解读，等等，对于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作用今后还将继续发挥。”
1979年12月，一篇名为《且说“山药蛋”派》的文学评论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是“山药蛋派”首次被公开提出，成为建国后首个以地域创作特色来命名的文学流派。
这篇评论引发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山西日报》为此开专栏进行了半年的大讨论。最终“山药蛋派”被普遍认可并享誉全国。时隔30年，作者李国涛说：“严格意义上讲，‘山药蛋派’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汾水》)编辑部里大家早都这么开玩笑地说我们山西作家了。”
从引发争论的“山药蛋派”，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晋军崛起”，再到“第三次文学高潮”，文学评论家杨占平说：“30年文学，两个轮子，一个是创作，一个是评论。评论家做的就是这样梳理文学创作脉络的工作。没有评论的关注，作品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1985年，山西文学被国内文学界视为“晋军崛起”的“井喷”年份，一份文学批评刊物《批评家》问世。主编董大中说，创刊号上不仅有西戎的作品，还有林兴宅、阎纲、谢冕、曾镇南、白烨的稿件。中国社科院资料室当时只收藏四种评论刊物，其中就有《批评家》。1985年夏天，《批评家》在太原召开全国文学评论刊物座谈会，反响热烈，成为历史上罕见的“批评年”，或者“批评家年”。这对山西很多爱理性思考的年轻人震动很大，原来不搞批评的搞起批评来了，原来“玩票”的也把搞批评当作一种职业选择了。杨占平、谢泳、阎晶明等陆续被调入作协办这份评论刊物，并成为山西评论骨干。同年创刊的还有文学期刊《黄河》，它们与《山西文学》一起，在文学最繁荣的年代培养扶植了一大批本土作家和评论家，对山西成为文学大省功不可没。
山西晚报：办《批评家》那几年可不可以用“盛况空前”来评价？
杨占平：确实办得风生水起。虽然只办了5年就因故停刊了，但现在山西的批评队伍，仍是当年《批评家》的作者队伍。
山西晚报：但有趣的是，作家往往对评论家的这种“归纳分类”不认可不领情。很多作家认为创作是个性化的事情。
杨占平：作家写作是个性化行为，但总得有个题材和写作方法的选择吧？客观上是对创作道路的选择，这就为评论家对你的定位和读者对你的选择提供了条件。文学评论不是评估，而是对文学创作的定位。它体现的是评论家个人的文学判断与理论分析，不会跟着作家、读者乱跑，也不在乎作家是否认可。
山西晚报：但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文学批评自己也常被批评，比如“红包批评”。
杨占平：这其中有个书评和文学评论的区别。“红包批评”更侧重于宣传和广告的作用，而不是创作上的指导作用。这种偏差，也导致评论家品格丧失，这种伪文学评论能走多远？读者一旦产生对你的不信任，你就没有市场了。“红包批评”也为媒体所牵制，有些确实是评论家想表达的，但他客观上又左右不了报道。
另一方面，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我也非常理解这一点。对一个评论家来说，他就天天想拿红包也很有限。就拿我来说，一年看两三千万字的手稿，写几十篇评论，大多数都是无偿的。比如看了一本书，几十万字，花了一周，写一篇评论，几千字，花了两天，然后你们报纸给发了，给几十块钱。你觉得这种付出和报酬合理吗？
山西晚报：我记得赵瑜说过，山西出了个曹乃谦就让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如获至宝，其实具备曹这样的实力的，山西不下五十个。评论家杨矗也说过“山西作家太亏了”，作为评论家你怎么理解？
杨占平：对山西作家应有的宣传没跟上。
山西晚报：您是在批评我们作文化报道的吗？（笑）
杨占平：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从文学组织者，比如作协来说，它有职责把本省作家的创作成果介绍出去；对于评论家来说，也应该用评论的力量往外推人，尤其是新人；还有作家本身，现在早已过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好作品缺乏宣传也不行。不是说哪一方面有责任，而是应该利用各种传媒手段和传统方法加以结合，充分利用。
山西因为特殊的地域文化，从先秦一路数过来，文学大家数不胜数，几千年的影响下，山西人搞写作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文学爱好者层出不穷。这是一个最广大的群众写作基础，是山西特有的。
而说实在话，从省里来讲，领导层也愿意为大家做事。且不说这些年的文化强省建设，就从体制上来讲，1984年，省作协就从省文联分离出来，而眼下，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省级作协附属于省文联。再说句大实话，山西作家张平能当了副省长，这不是对文学的厚爱是什么？
本报记者
谢燕
■人物名片
杨占平
笔名杨品，山西太谷人。1985年进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先做《批评家》编辑，后为理论研究室研究人员，1995年任创联部副主任，2000年1月起任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2003年当选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2006年被任命为山西省作协副书记。
大学期间即开始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写作，至今共有200多万字的评论、传记文学、散文问世。出版有评论集《文学创作探秘》《面对市场经济的文学》，理论专著《电视剧创作、欣赏与评论》《中国文学与山西》《马烽评传》，传记文学《赵树理传》等；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近100万字；主编有
《马烽文集》《西戎文集》《胡正文集》《孙谦文集》《冈夫文集》《马作楫文集》等；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奖、中国文联理论评论奖、华北地区文艺评论奖、山西省社科成果奖等。
■山西文学大事记
●2003年
赵瑜的报告文学
《革命百里洲》获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4月12日，长治市文联与中国作协诗刊共同举办
《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朗诵会。
12月，省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张平为主席、周振义等10人为副主席。
●2004年
1月31日，人民作家马烽去世，享年82岁。
3月下旬，法国政府授予李锐“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7月9日，省作协举办首届“山西省青年作家创作会”，全省近百名40岁以下青年作家代表参加了会议。
6月11日，诗刊社、山西省作协、省文联等联合主办
“中国诗人看山西”活动。《诗刊》10月号刊出“中国诗人看山西”专题。
8月11日，中国作协、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作协共同举办“《国家干部》暨张平创作回顾研讨会”。
9月，诗人郭新民获中国首届艾青诗歌奖。
10月，葛水平小说创作研讨会召开。
11月，蒋韵应邀参加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
王祥夫的短篇小说《上边》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赵瑜的报告文学
《革命百里洲》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大家小事
●当年杨占平陪马烽出差，坐火车。该吃饭了，杨请马老去餐车。马烽不紧不慢拿出花生米、豆腐干若干小吃，请杨占平坐下，开饭。
《山西文学》曾经发行15万
杨占平点评文学期刊
“公益性质的文学期刊，主要功能是发现与培养有潜力、有前途的作者，当然也是优秀作品面世的平台，绝大多数有成就的作家，都是从这些文学期刊起步，然后走向读者，走向社会，可以说，文学期刊让作家们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体现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山西的文学期刊在这些方面发挥的作用尤其明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火花》，曾经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是“山药蛋派”的大本营；新时期以来的《汾水》《山西文学》《黄河》等，为文学“晋军崛起”，为山西文学事业的空前发展，起了突出的作用；李国涛等一大批文学编辑付出的辛苦，许多作家、评论家和读者是不会忘记的。”
现如今，文学期刊的困窘已是不争的事实，老牌的文学杂志如《收获》或还挺立，但全国大多数的省级文学期刊却靠着一两千份左右的发行量惨淡度日。就这，还有行内人士说，发行数字依然有水分，可能有钱的企业一下子就会包办近一半。文学评论家李星说：“博取一些企业或经济情况较好的文化单位的同情，勉强度日，正成为越来越多的纯文学期刊所走的路。”
但回想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期刊还处在繁华盛世，看不到衰败的一点影子，没人能想到，仅仅十年，市场经济的大潮首先就将它们远远抛在后面。据说，当年《小说月报》的发行量一度曾有180万，各省的文学期刊动辄也有十万十几万。
那个时期，我省有三份纯文学期刊，分别是1976年创刊的《汾水》（1982年改名为
《山西文学》），1985年创刊的《黄河》和《批评家》。每个经历过文学期刊黄金时代的人回忆起来，都会心潮澎湃。评论家、山西作协党组副书记杨占平说：“那时候《山西文学》仅仅读者来信，每天都要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回扛。”
李国涛，这位今年78岁，为山西文学“山药蛋派”命名的评论家，曾担任过《汾水》的编辑部副主任和《山西文学》的主编，亲历过那个黄金时代，冬日的黄昏里，满头白发的他为我们讲述着久远的故事。
山西晚报：您是哪年担任《山西文学》主编的？
李国涛：1982年。之前是《汾水》的编辑部副主任，主编是西戎先生，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是郑笃先生。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都有以省名命名的文学期刊，1982年，《汾水》就改名为《山西文学》，觉得名字响亮点嘛。
山西晚报：就改了个名字？
李国涛：是的，办刊的指导思想、宗旨都没有变。和《汾水》一样，扶植年轻作者，培养文学新人，抓小说的创作，我们严格遵照省委宣传部尤其是作协党组定下的调子。
山西晚报：上世纪80年代，对文学期刊来说，是个黄金时代。《山西文学》的日子也很好过吧？
李国涛：当年我们很有钱。省委宣传部每年拨给我们20万元，花都花不完。2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300多年的工资收入，或者，可以购买大米50多万公斤。——编者注）有钱好办事，地方、基层写作有苗头的文学作者，我们就可以调到编辑部来，管吃管住，差旅费报销，甚至（因为长期不在岗）下面不愿意发工资，我们说，好吧，你们不发我们发。那时候，我们就是一门心思办刊物。
山西晚报：现在回过头去看，《山西文学》成绩斐然。
李国涛：我们的创作力量是很强的。“四人帮”专政使得许多青年人不能有自己喜欢的职业，所以导致其中许多人投身到文学创作上来。那时，全国小说评奖刚刚开始。成一的《顶凌下种》就获了短篇小说奖，第二年是张石山，接着有李锐。他们获奖的小说都发表在《汾水》上。那时候，要是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一两篇小说，那就轰动了。
现在有个提法，文学“晋军”的崛起，它在各省“湘军”、“陕军”等中是最早的，晋军的主力部队就在《山西文学》里。甚至还可以说，是在《山西文学》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的力量也很强。写小说的周宗奇(他曾是当时的“双主编”之一）、张石山、李锐，写诗歌的文武斌、潞潞、张承仪，搞评论的董大中、蔡润田，写散文的张锐锋……后来都是成名成家的人。
山西晚报：当时，《山西文学》的发行量有多少？
李国涛：14万多15万吧。在全国省级文学期刊，不敢说是最多的，但也属于中等偏上，最多的可能有20万。
山西晚报：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都生存艰难，您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改变吗？
李国涛：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有什么好转的迹象。我们那时候的特点是刊物少，人们阅读热情高，现在连看书的人都很少了。
本报记者
李遇
山西文学期刊历任主编
《汾水》和《山西文学》历任主编
1976-1981年，西戎
1982-1985年，李国涛
1986-1988年，张石山
1988-1994年，冯池
1995-1999年，段崇轩
2000-2007年，韩石山
2008至今，朱凡
《黄河》历任主编
1985-1986年，成一
1986-1997年，周山湖
1998年至今，张发
《批评家》主编
1985-1990年，董大中
（1990年停刊）
■人物名片
李国涛
男，1930年11月生，江苏徐州人。1978年调山西省文化厅，不久后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当编辑。1982年至1985年任《山西文学》主编，1988年被选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退休，1998年被山西作协聘为顾问，2003年被聘为荣誉委员。
1955年在《光明日报》首次发表评论，其后作品不断。代表作品有：文艺论文集《〈野草〉艺术谈》《文坛边鼓集》，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依旧多情》，随笔集《世味如茶》。主要论文有
《且说
“山药蛋派”》《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等。
■山西文学大事记
●2005年
中断了20年的赵树理文学奖恢复，评选出“2001—2003年度赵树理文学奖”。
山西签约作家工作启动。首批十位签约作家是：王晖、葛水平、李国莉、张乐朋、柴然、玄武、曹利军、镕畅、张行健、李骏虎。
诗人潞潞撰稿的大型纪录片《千秋三峡》获第十一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2006年
9月，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省委和省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太原召开，同时，举办了相关的多项活动。赵树理文学馆在晋城市落成。
11月，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平连任副主席。
■大家小事
●1976年《汾水》创刊，虽然“四人帮”已经覆灭，但政治、文化环境极左遗风尚在，《汾水》的每一篇稿件都要由省委宣传部审阅。某次，编辑部副主任李国涛将稿件送给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卢梦审阅。因快到印刷时间，等候在门外的李国涛不时进去问看完没有。卢梦说：“你别催。你再催，我也得一字一句看。出了问题谁负责？”
●“山药蛋”本是当年《汾水》编辑部内对山西文学的一句调侃。1979年12月，李国涛将《且说“山药蛋”派》一文寄给《光明日报》。从稿件寄出到文章发表，只花了一星期时间，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流派藉此创立。效仿者众，后来叫得响的比如
“荷花淀派”即是一例。
小枪、手指们
山西文学新生代
杨占平点评网络文学
““80后写作”和网络写作大体上是一个范畴的概念，是近年来受人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并且给相对平淡的文坛搅起了波澜，带来了话题，增添了生机。从全国看，这个群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等。他们的新作层出不穷，市场销售走俏，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了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学存在；从山西看，王小枪、手指等比较有代表性。然而，我也注意到，“80后”作家作品的主要读者，是广大的中学生。中学生们似乎能够从这些作家的书中，找到许多他们一直在寻找却找不到的人生答案，感受到更多的东西，譬如友情，譬如爱情，譬如亲情。事实上，我以为，“80后写作”天然自在的真率和秉直的才情，才是应当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种才情，因作者的不同自然有所区别，而被理论家们喜欢谈论的“个性”，其实就潜伏于其中。随着他们的成长，这些个性化的特点必定会不断地凸显出来，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个性乃至艺术风格。”
“80后”像一个标签，贴给谁，谁就必然与众不同。这个谁很纳闷：我们这是招谁惹谁了，干吗老跟我们急呀？“80后”当然与众不同——生在改革后，长在福窝里。不跟你们急，跟谁急呀？
娃儿们长大了，也要码字抢饭碗了。老一辈们欣喜着，忧虑着——孩儿们知道哪一个是铁饭碗吗？
他们却说：“我们只知道，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山西有个叫王小枪的，是个医生，却酷爱写书，把铁饭碗写成了畅销书。
山西有个叫手指的，是个大学生，却主动退学，认为写字就能养了自己。
说他们“特立独行”有点俗，用他们的话说，这叫有乐趣地赚钱。
山西晚报：处女作发表在什么地方？
王小枪：那是2001年的夏天，我写了一篇1000字的关于电影的评论，贴在我常去的网上论坛里。第二天，《南方都市报》的编辑就给我发邮件，说要用这稿子，稿费200块。
山西晚报：呵，发表文章这么容易啊？
王小枪：容易的还在后面呢。2002年，我闲得没事，写了一部15万字的长篇，挂在网上后不久，就有出版社来跟我签约，4个月后这部书就上市了——《爱，或者离开》。
山西晚报：你太有才了。
王小枪：不是我有才，而是网络帮了大忙。网络应该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面向社会、接触社会最直接最广阔的平台。2000年初，我开始泡网吧，经常去两个文学论坛，一个叫金庸客栈，一个叫读书沙龙。当年文学论坛里的人，素质都不错，包括现在的导演陆川、编剧宁财神、作家今何在等等，那时候都在那些论坛里。一些正规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也在论坛里，他们就像星探一样，在波涛汹涌的网络海洋中，发现大鱼、小鱼。
山西晚报：赶上好时候了，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精准的平台，有才华的人早早露脸。
王小枪：确实是。这本书出了之后，接到众多媒体的约稿，于是开始铺天盖地给全国各大城市的晚报、都市报写专栏，后来新浪网也找到我，让我做特约评论员和策划人。
山西晚报：从网络起步，现在你又在新浪网工作，你似乎一直没有离开网络，8年了吧。
王小枪：对。但是，现在的网络可不像以前那样纯粹了。现在可谓是人人博客时代，都想出名，都很功利，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点击率，写的东西不一定是自己想写的。我很幸运——在适当的时候遇到了适当的人！
山西晚报：考上大学多不容易，你怎么会主动退学呢？
手指：当时上的是物理系，跟我就不是一回事儿。2003年开始，在网上写东西。2004年，一篇文章被《收获》看中，发表了。我当时想，《收获》都发了我的文章，学就不用上了，以后我准能养活了自己。退学后，跟父亲说，以后你们不用管我了。从那以后，我不问家里要一分钱。
山西晚报：能养活了自己吗？
手指：着实够戗。经常吃不饱饭，到了饭点儿，就在饭店门口转悠，看见个熟人就凑上去蹭饭吃。年根到了，都没有回家的路费，同学们老远看见我就躲，知道我又来借钱了。
山西晚报：所以，在你的小说里，总是出现生活窘迫的小人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吧？
手指：生活还是很有人情味儿的。比如，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网友给找的，第二份工作也是……网友还给我寄钱。都是论坛里的朋友，他们喜欢看我写的东西，得知我迫于生计，都伸出手来帮我。当然，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人在帮我，比如咱们作协、文联的一些前辈，经常到了饭点儿，就给我打电话，带我吃饭去。
山西晚报：作为“80后”作家，你最欣慰的是什么，最困惑的是什么？
手指：最欣慰的是，体制内的人很惜才，比如2008年第5期《大家》刊登了我的两篇小说；比如2008年我成为省作协的签约作家；最困惑的是，我们这批人进入社会以后，就看到非常奇怪的现象——有些没有创造价值的人可以富一生；有些辛苦劳作一生的人却要穷一辈子。
一个像顺时针——王小枪，好运总是眷顾他，一个像逆时针——手指，生活里满是酸甜苦辣。最终，殊途同归。因为，他们拥有同一个梦想。文学+青年——总会碰撞出人生中最激扬最美丽的火花。
本报记者
杨凌雁
精彩片段
“医生对于患者来说，就像是寒冷时的被子，没有它固然不可以，但真正的温暖其实还是来源于自己的体温。”这句话葱头不知道说过多少遍，还不厌其烦地为病人一次次地解释：“我给你开的处方和治疗方案固然重要，但你自己也得配合。”
病人甲，患有高血压数年，平时最喜欢干的三件事是喝酒、抽烟、打麻将，没有一样是跟自己过得去，一直到了头晕眼黑的时候不得已来到医院。葱头为他开了一个疗程的降压药，轻重是非说得明明白白，就差每天跟踪服务了，但这位仁兄就是不听，不但自己擅作主张在半疗程就和药瓶儿说了拜拜，每天仍然生命不息，搓麻不止，终于在两个月后躺到了CT机床上，诊断结果三个字：脑血栓。
他从CT室出来的第一件事竟是找到葱头，指责对方没有为他好好治疗。葱头被气得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大加咆哮，连整个门诊楼都听得清清楚楚。结果病人被说得哑口无言掩面而去，葱头也因为态度问题被挂上了小黑板。从医务科出来后，葱头一脸委屈，仰天长叹：亲爱的病人同志哪，你们怎么不能乖乖听话啊！
——节选自王小枪《疯狂医院》
■人物名片
王小枪
男，1979年出生，山西人。双鱼座。专栏专家。金庸客栈潜水记录保持者。2003年开始出书，迄今为止，共出版《疯狂医院》《孙二娘日记》等8部著作。
手指
男，原名梁学敏，1981年生于山西阳城。有小说发表于《收获》《芙蓉》《文学界》《大家》等刊。山西省作协签约作家。
■山西文学大事记
●2007年
张平的长篇小说
《国家干部》和省作协拍摄的电视剧《赵树理》，同获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
蒋韵的中篇小说
《心爱的树》、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喊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评选出
“2003-2006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
诗人潞潞撰稿的大型纪录片《你好，香港》获第十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12月，李锐被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作家小事
●2003年，王小枪已经出了两本书了，但山西省内的媒体还是没有发现他。他想，干脆自己主动出击吧。他给山西晚报谢燕投了一稿。命中——不久后，全文刊登。小枪很得意。此后，给山西晚报写过不少稿件。现在，小枪回忆，在山西发表作品的惟一媒体就是山西晚报。
●手指去应聘，面试的人上下打量他——面黄肌瘦，一阵小风就能吹倒。人家说：“瞧你这样儿，能干得了活吗？试用期三个月，你先试试吧。”一个星期以后，手指便被转为正式员工，一个月后，老板对他说：“你做部门负责人吧——这就是人才。”
●现在的手指，长得胖乎乎的，有了工作，有了女朋友，过上了好日子。但在文学圈里还遗留着一种风气——作家杨新雨、鲁顺民、张锐锋、潞潞等人一出去吃饭，就给手指打电话：“过来蹭个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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