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榆社县的博物馆中，不仅藏有生物地质学上独有的百万年前的珍贵龙骨，且藏有千余年前众多的石刻、泥塑佛像，更有石器时代以来历代的出土文物，还有造型各具特色的石棺、墓志铭，可谓是珍宝与历史的收藏馆。
墓志铭，从今天来考量，它已不单是一人、一户、一族之传载物态，它已成为中华文物博大精深和地域文化传承展示的载体。从墓志铭的起源和发展轨迹，可探寻冥文化以及民间风俗演化的脉络，从而印证过去进行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悼念性文体。有的刻写在石、砖、瓦上，也有个别用铁铸或瓷制的，一般都埋于墓中。体例通常为志和铭两个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简介、生死日期；铭则用四句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名成就，表示哀悼。也有的仅有志或仅有铭者，如《柳子厚墓志铭》。墓志铭一般由别人撰写，也有自撰的。
我国已发现最早的墓志铭，是东汉时的许阿瞿墓志画像，所以，有学者推断，墓志铭大约起源于东汉时期，同佛教传入我国的时期大致相近，也许有受佛教影响的因素。魏晋以后逐渐盛行，到南北朝后期基本定型。墓志铭最初都是石刻的，唐宋以后也有用方砖的，民间还有用砖和瓦片的。石刻的一般为正方形，上有石盖，盖上有铭文，有的还雕有花草人物；砖型的为专用四方砖，上面用朱砂写墓志铭文，砖盖覆之上。用砖和瓦片的，一般只写墓主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其实，这种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墓志铭，而属于神主牌位的制型，其一直流传到文革时期。近年来，又有地方沿用。墓志铭在墓中摆放的位置也随时代和地域风俗的不同而有别，隋代一般在棺前左下方，唐以后一般在右下方，辽代北方的墓有甬道和前厅后室的结构，其墓志铭一般在墓厅中安置。西方国家也有随葬墓志铭的习俗。
墓志铭，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形式之一，是人文历史和科学发展史的佐证，它对考古、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榆社现已发现的墓志铭也十分丰富，时代跨度长，造形各具特色，充分证明了榆社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人才辈出的地方。在博物馆陈列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大部还流散民间。馆中最早的有大齐墓志，最晚的是清朝末期。如
“唐故公侍青州长史郝君墓志铭”，1989年出土于郝北云安村，名郝起，其祖父倚达曾是大将军。“大明故处士田公配孺人王氏合葬墓志铭”，是嘉庆28年6月14日死，享年62岁。处士，是指有德有才而不愿做官的人。其妻王氏，是西乡名门之女，享年71岁，嘉庆40年正月二十四合葬于云台山之南，漳水之北。从志文中可得知，其三个儿子娶的都是榆社在外做官人家的千金，大儿子济民娶的是
“大名府开州同知升任南京西城兵马指挥”之女；二儿子养民娶的是“陕西秦府典薄”之女；三儿子赈民娶的是“大同王府典薄”陈思俭之女，都是门当户对的大家姻缘，说明田家的名声和经济实力都不亚于做官人家。像“皇清太学生松石李公暨元配魏孺人合葬墓志铭”，松石，名家珽，其墓志是由内弟魏希鹏撰文。李家珽祖父李淳实是西箱里七甲人，其父李中鳞娶的是安徽池州府知府张聚瑢之女。张聚瑢曾在乾隆年重建文庙时，捐万金。李家珽祖籍虽是西箱，但墓葬却在县城三角坪。从馆藏墓志铭看，虽有些用料、做工考究，但勒石欠工，书丹欠佳。曾见民间珍藏有唐代贞观年间的墓志，墓主人姓茕，祖籍太谷县，是唐初避乱来到榆社，贞观三年葬于河峪乡。据我所知，现在的河峪一带已无姓茕的人家。但墓志的勒工和书丹属上乘之作，其楷体书法不亚于唐碑宋帖。
榆社墓志发展史，是中国墓志史的一个缩影，也是地方文化和经济水平的一种体现，更是时代人文理念，风土俗情的反映。我们可以从史学、地域习俗、志铭体例、书法、雕刻艺术等各个侧面去研究、了解、欣赏它，从而达到提高国学素养、拓展知识层面的目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