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阎锡山第二战区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初发起的“冬季攻势”的评价，过去的论著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阎锡山借“冬季攻势的名义，下令部署一切”，“不是向日寇出击，而是向抗日新军出击”，“阎锡山的所谓冬季攻势就是企图消灭决死二纵队的‘攻势’”。这种看法把二战区的“冬季攻势”仅仅看作是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的遮掩，这个结论似乎有失偏颇。笔者认为，阎锡山在参与反共的同时，没有完全停止抗日。“冬季攻势”时，二战区不仅部署了对日作战，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战绩。只是由于阎锡山同时发动了反共的“晋西事变”，分散了对日军进攻的力量，致使“冬季攻势”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正面战场的“冬季攻势”与二战区的作战部署
攻陷武汉、广州后，日军统帅部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开始调整其战争指导方针，决定“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均应与此相适应”。“除特殊需要外，不应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并且将其划分为以确保安定为主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之作战地区”。“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也调整了军事战略方针。一九三八年底南岳军事会议提出，此后进入“抗战第二时期”，在执行持久战略的前提下，要“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要“陷敌军与困蔽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为此，全国部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同时“重新划分战区，简化指挥层次，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争取战争的主动性”。
至一九三九年底，国民政府军已完成了两期整训，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提高，于一九三九年末发动了一场几乎遍及整个正面战场的“冬季攻势”。这场攻势的目的，“就全般言之，在继续消耗敌人导国军而后作战于有利；就局部言之，则在攻略几个要点或地区，以转换各战场之态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投入全国一半的兵力，攻击行动遍及绥西、晋南、豫北、豫东、豫南、鄂北、鄂中、鄂南、湘北、皖南、浙东等广大地区，以第二、三、五、九等四个战区的兵力为作战主力，同时组织第一、四、八等三个战区与苏鲁战区、冀察战区的兵力配合佯攻。这次攻势的重点置于豫南、晋南及皖南地区，并部署在北战场以二战区部队为主“攻略晋南三角洲地带为第一要着”。
蒋介石的冬季攻势命令规定：“第一战区攻击开封、博爱，牵制敌人，切断汴新路及平汉路安阳附近交通，策应第二战区之作战”；“第二战区应首先切实截断正太路与同蒲二路，肃清同线南部晋南三角地带敌人。”其作战要点是：“（子）由汾河北岸击破新绛、稷山、河津敌人，向南进出，由同蒲路东侧横水岭、夏县、平陆，向同蒲路攻击，重点置于翼城东侧地区，击破当面敌人，沿同蒲路向安邑进出，协力肃清三角地带敌人，并以晋冀边境十八集团军部队，切实截断正太路交通；（丑）切断同蒲路北段介休、临汾间，及白晋公路之交通，攻击长治，并各以有力一部分由东南两面向曲沃、侯马、汾城攻击，掩护主力之侧背；（寅）以北路军主力指挥张砺生部，向归绥东南附近地区围攻敌军，并策动伪军反正。”
按上述命令，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作了进攻部署，下令分四路对晋南三角地带日军发动攻势：
南路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所部第十七军及第四、五、十四集团军，对封门口天井关确实封锁；另以一部破坏介休临汾段同蒲路，阻敌之交通。主力由浮山、翼城、横水岭、夏县、平陆、芮城间同蒲路攻击，重点置于翼城东侧地区，击破当面敌人，切实占领曲沃侯马，阻敌援窜。再沿同蒲路向安邑进击，肃清三角地带之敌。
东路军总司令朱德指挥所部第十八集团军及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军，以主力截断东阳关、娘子关，阻绝增援之敌，并切断正太、白晋及同蒲之介休至太原段等路交通。一部围困长治一带之敌，“阻其窜扰”。
西路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所部第六集团军（欠杜春沂军）、彭毓斌军（附郝玉玺、薄毓相、孙定国等部）、王思田师、刘奉滨师及崔道修、陈光斗（辖艾子谦、白英杰、张致良等部）等部，以彭军先肃清新绛、稷山、河谨之敌，尔后进出汾河左岸向曲沃运城间活动，协同南路军肃清三角地带之敌。其余各部袭击当面之敌，并分遣一部进出曲侯以北同蒲路沿线，彻底破坏铁路公路，断敌交通，掩护主力军之侧背。
北路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第七集团军（欠刘奉滨师）、郭宗汾军及卢宪高、刘武铭、郭挺一、薛文教、张砺生、侯光远等部，袭击当面之敌，并破坏太原以北同蒲路。主力向归绥东南附近地区围攻敌军，策动伪军反正，与第八战区协同作战。
此外，宜川河防总副司令周玳、傅存怀、杜春沂指挥杜春沂军（欠田齐卿旅）、陈庆华师炮兵十个连，固守宜川河防。王靖国集团军（欠郭宗汾军）归司令长官部直辖，集结于大宁以西以北地区待命。其余分散在各地之部队协同友军袭击当面之敌，并破坏铁路公路交通。
各路军总副司令接到上述命令后，亦分别对所部作了具体部署。二战区预定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各路同时发起攻势。
二、东、南两路军的对日攻势作战及其成效
按照预定部署，二战区南路军、东路军分别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上、中旬，先后对日军展开了攻势作战。
南路军因日军于十二月三日发动中条山地区的第十次进攻，而提前发动。
自十一月下旬以来，闻喜、夏县、运城、安邑一带，日军调动频繁。到十二月初，日军在横岭关（绛县南）镇风塔迄老泰庙（闻喜东）一带集中四千余人，在闻、夏、运、安一带集中万余人，伺机发动中条山地区之第十次进犯。十二月三日，日军主力荒木、重松两联队队附骑炮兵，约八千余人，在飞机二十余架，战车十余辆掩护下，分路向上下阴里大峪沟之线及闻喜夏县各山口我第五集团军阵地进犯。第五集团军依既设工事与敌展开激烈战斗。至四日，该集团军“逐段后撤诱敌深入”，“变更部署，以一部仍留置于敌后方，担任袭敌击敌及交通之破坏，大军主力转移马家庙（堰掌东南）大道以南第二线阵地”。第九十八军武士敏部之先头部队第四十二师增加于胡家峪东峪沟一带。五、六两日，敌继续推进，数度猛攻，均被我击退。七日，第十七、九十八两军各一部由右翼向西出击，在上下横榆清山村及北高地毙敌近千人。残敌西溃至马家庙一带后，复于东犯之敌会合，并力向第三军第十二师马家庙东南高地迄东西普峪之线阵地猛攻，八、九两日激战甚烈。八日，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南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敌我几经争夺，进出十余次，鏖战至十一日，敌严重受挫，全线崩溃，分向闻喜、夏县方向后撤。
是役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除联队长重松负重伤外，并有江岛大队长亦被我击毙，”共计毙敌两千余。“迄十二日后该集团军各军逐渐恢复原态势，续行扫荡各山背之敌及向铁路沿线出击”。“以第九十八（武士敏）军及第三（唐淮源）军之第七（李世龙）师向山口进出，围袭堰掌镇（闻喜东南）、尉郭镇（夏县北）各据点，并猛力向敌后方伸展截袭，将各该据点外围各各小据点之敌次第肃清，并继续围攻横岭关镇风塔尉郭等处之敌，并截击敌之增援”。“一部二十二日晚袭攻转山、横岭关，敌据险顽抗，经一夜之酣战，毙敌在五百名以上”；“另一部进袭镇风塔（横岭关西），二十三日已将其后方交通完全截断，敌陷我包围中”。
当第五集团军与进犯之敌激战时，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亦乘机积极出击。其主要战斗有：袭击张店镇、侯王村、从善村、夏县及二十里岭各据点；王峪口张店镇附近之战；袭击安夏虞附近各据点之战；运城张店镇及附近之战。第四集团军战斗逾两月，“终予敌以重大之打击，在战略上获得相当优势。迄至两月中旬，除以一部仍不断向敌袭攻外，主力实施整训，准备尔后之进展”。
与此同时，在临（汾）曲（沃）方面，第十四集团军刘茂恩部亦“分布翼城绛县以东及浮山安泽附近积极向敌攻袭”。从十二月中旬至一九四○年一月，第十四集团军所部共击毙伤敌人近千名。
在南路军各集团先后向敌发起攻势之际，东路军朱德所部亦相继投入战斗。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在长子、屯留一带，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壶关以南以东地区，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在黎城、潞城、沁县，主力在武乡、辽县、和顺一带积极发动攻势作战。东路军作战情况如下：
在长子、屯留方面，“先后攻占晋东南长子、屯留外围各据点，包围长子、屯留”，并一度攻占长子西关北关。
在壶关、高平方面，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我组织全线反攻，致敌不得不全部溃退回长治壶关及附近各据点。二月十五日，我“将向长子南之大堡头、长子西之石哲镇进犯之敌六百余击溃，敌屡次增援企图反攻，终不获逞”。
在黎潞沁方面，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部、第一一五师陈光部进行了邯长战役，十二月八日开始，至二十六日结束，“共毙伤敌伪军七百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城及敌据点二十三处”。
在武乡和顺辽县（今左权县）方面，十二月十日，第一二九师陈赓旅与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分别在武乡以南、沁县东南地区毙敌四百余名，嗣后，连续在白晋路伏击敌运输车辆，先后击敌百余名，毁敌汽车十余辆；与此同时，第一二九师陈锡联旅在皋落镇西南地区毙伤敌两百余名，收复皋落镇；一九四○年二月十日陈旅又于川口村、道佛沟、殿上村附近毙伤敌一百六十余名。
以上说明，“冬季攻势”在二战区的实施确实有明显成效。南路军、东路军按照统一部署，相继发动了对各该战略区之日伪军的攻袭战，持续三个月之久，据统计先后毙伤日伪军逾万名，这样的战果在相持阶段的二战区是绝无仅有的。蒋介石在“冬季攻势”总结时就曾明确指出：“尤其在晋东南的部队，因为经验多，敌情明了，准备亦较容易，所以能达到攻势相当的目的！”南路军打退了日军对中条山地区之第十次进攻的作战，初步造成了对我有利的战略态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军事报告中指出：“当时晋南三角地带之敌，为第三十七师团之主力，于我军开始攻击之前九次进攻中条山，全部被我击退，毙敌在三千以上。十二月三日敌又向中条山中部作第十次之进攻，至十八日又被我击退，残敌退夏县张店镇，此时情况，于我最为有利。”
三、“晋西事变”的发生及其对“冬季攻势”的影响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在坚持抗日的同时确实也作了反共的部署。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既确认了南岳军事会议以来制订的第二期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及战略部署，也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就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正面战场发动“冬季攻势”的同时，第一次国共摩擦的高潮也发生了。
在这次国共摩擦高潮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阎锡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抗日大潮的推动下，选择了“抗日联共”的道路，并在抗战时期和共产党密切合作，迅速打开了山西的抗日局面。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山西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多为敌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在敌后日益强大，阎锡山感受到共产党武装发展对他的严重威胁。他认为：“我们现在已处于抗日的最前线，陷入日军攻击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个可怕的人物……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就开始对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新军进行限制：克扣薪饷，不再供给枪支弹药，策划取消政治委员制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阎锡山认为消灭新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密谋策划，在部署“冬季攻势”的同时，决定“集中晋南的六个晋绥军，先‘解决’决死二纵队，得手后北上进攻驻扎在晋西北的决死四纵队、卫工旅、暂一师和八路军，同时借助驻扎在中条山的国民党中央军，‘解决’决死三纵队；对于决死一纵队则待机而动”。他密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暗中部署。这样，二战区“冬季攻势”中的西、北两路军，实际上主要被阎锡山用来对付新军，对日作战部署受到影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阎锡山向驻扎在晋西的决死二纵队发出大举破袭同蒲路，实行“冬季攻势”的命令。正当决死二纵队准备执行命令时，阎锡山却置原定同时向日军发动攻势的统一部署于不顾，不是命令西、北两路军配合南路军、东路军对日作战，而是要晋绥军六个军向山西新军发动进攻。在晋西，以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分路进攻决死二纵队；在晋西北，以第三十三军和骑兵第一军一方面阻击决死二纵队等部北撤，一方面监视中共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行动，拦击晋西北和决死四纵队南下，威胁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和八路军彭八旅旅部机关；在晋东南，以中央军配合独八旅，以决死三纵队一九七旅为内应，进攻决死三纵队。上述行动酿成名为“讨逆”、实则反共的“晋西事变”。
“晋西事变”使西、北两路军的对日作战计划落空，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二战区的“冬季攻势”，使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担任西、北两路军的晋绥军，在关键时刻，非但没有及时部署，如期发动对日作战，反而掉转枪口进攻山西新军，使攻日战略配合作用尽失，从而丧失了战机。“晋西事变”虽然由于新军的英勇反击，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阎锡山的反共阴谋未逞，但是因此而失掉的对日作战有利时机却难以挽回。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假使陈长捷集团能按原计划由汾河北岸之稷山一带渡河而南，乘胜夹击，则敌第三十七师团不难歼灭，晋南三角地带不难收复”。而实际陈长捷集团却未能照原计划行动，致使“晋南三角地带之冬季攻势”“完全破坏”。
综前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二战区“冬季攻势”战绩不容否定。但阎锡山在晋绥军发动“冬季攻势”的过程中，又发动反共的“晋西事变”，一部分军队，不打日军，进攻新军，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冬季攻势”的部署，这亦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认为，这两个方面，都应当看到，不能偏执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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