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纪实：太原历史文化遗存扫描之三阎慧卿故居

百年浮华——太原历史文化遗存扫描

第三部：妹虽女流亦完人——新民街东花园阎慧卿故居

　　1951年，台北圆山，“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在这里落成，蒋介石赠“民族正气”、蒋经国赠“齐烈流芳”匾额，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了碑文和祭文。这座招魂冢纪念的是国共内战期间自杀于太原的阎锡山部下，在这份多达五百人名单里，排在第四位的是阎锡山的堂妹，她的名字叫阎慧卿。

台北圆山“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牌坊，蒋介石题“天地正气”

记录着阎慧卿名字的石碑

　　新民街，一条并不宽阔一眼就可以看到头的街道，相对于市中心其它地方的熙熙攘攘，这里倒是有着几分闹市里难得的静谧，静得让人们已经忘却这里隐藏着曾经成为阎锡山家族公馆的东花园。穿过弯曲狭窄的巷道，我们找到了东花园的大门，当年，阎慧卿就曾经生活在这里，如今，浮华已逝，这座中式传统院落一部分成为山西省军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一部分则成为老将军安渡晚年的寓所。巧合的是，其中一位老将军，是当年太原战役的师级指挥员，正是那场战役，终结了东花园做为阎公馆的历史。

新民街阎公馆大门

阎公馆院内

阎公馆院内

　　在山西的民国历史上，阎慧卿是为数不多的知名女性，她粗通文墨，善于察颜观色，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人们通常称她为“五妹子”或“五姑娘”。做为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先后挂名担任过“战时儿童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大代表”等职务。对于年长27岁的堂兄，阎慧卿比旁人更了解他的脾气和生活习惯，因而在堂嫂徐竹青负气出走之后，与侍从参谋们一起长年照顾阎锡山的衣食起居。

　　对于阎慧卿和阎锡山的关系，在山西民间有过很多传言和猜测，关于阎锡山的著作和电视剧，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提到她，有的暗示了某种特殊关系的存在，有的更是言之凿凿地予以确定。这种传言从何而来呢？民间的飞短流长已经无从考究，白纸黑字追本溯源，似乎最早出自于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戴笠其人》，署名作者是1974年才被释放的原军统特务文强，但文中的当事人之一乔家才后来撰文对包括阎慧卿在内的诸多内容予以驳斥，再后来，又有人说其实那篇回忆录并非出自文强之手，只是挂名而已。其实，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细枝末节，最有发言权、最有资格评论的恐怕还是他们身边的人，阎锡山的一位侍从秘书在40年后发表了一篇名为《阎幕琐记》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从实质上否定了那些不实的流言，同时也还原了五姑娘的真实面目：“一般极少同人来往，她实际上是一个家庭主妇型的妇女，不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侍从秘书，就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后来的山西省人大副主任李蓼源先生。此后的二十年余年，又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那些流言作出了澄清，例如王振华先生的《阎锡山传》、苗旭宏先生的《阎锡山与五妹子》等。

　　1949年初春，内战的硝烟弥漫在太原的大街小巷，城内的人心里都知道，孤城的陷落不过只是时间的问题，有人借机飞离绝地，有人滞留北平不归，但是，没有守城责任的阎慧卿却始终没有离开太原。

　　1949年3月29日下午，阎锡山带着少数随从前往南京，与“代总统”李宗仁商定国共停战谈判中有关山西的条件，赴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阎慧卿，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与大哥的决别。

　　太原绥靖公署的一位侍从很多年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到这样一个细节，阎锡山离开太原后，物资补给主要依靠空投，一次飞机盘旋于太原上空，听到声音的阎慧卿从房间中跑出来，向侍卫队副官许有德问道：“是飞机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用望远镜观察了许久方才回屋。

　　阎慧卿在等待着大哥的归来，但声言很快就要回来的阎锡山一去不归，太原解放后，这位败军之将唯一的收获就是无情的嘲讽和抨击，在由胜利者撰写的著作中，普遍认为他的离开是蓄谋已久的临阵脱逃，他所有死守太原的誓言与决心只不过是愚弄部属为他卖命的手段，阎锡山离去时没有带走阎慧卿，被认为这是他玩弄的又一欺骗手段，以造成他还要回到太原的假象来稳定军心。

　　在李蓼源先生的另一篇著作《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中，记述了阎锡山试图从南京返回太原的种种努力，但四野炮兵第一师高射炮部队的到来封锁了太原的天空也断绝了阎锡山回家的路。太原守军发去电报说机场全部被毁，飞机已无法降落，阎锡山于是放弃了返回太原的计划。

　　滞留南京的阎锡山依然遥控着太原局势，4月21日，在与阎锡山的通话中，“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发出了“城陷在即”和决意自尽的哀叹，阎慧卿也在电话中表示：“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杀，并焚其家屋，请勿为念。”而阎锡山则鼓励他们说：“成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阎锡山同时向依然坚守的下属回电说：“保卫太原之战，关系华北存亡和国际视听，你们能参加这个战争，真是荣幸。因事被阻，不能与大家共同保卫太原，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声中彻底绝望，与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地下室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就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至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电文中，充满了一位被卷入战争的平凡女性的悲怆与绝望，也蕴含着万念俱灰之后的镇定与从容。据说，阎锡山在上海读过这份绝命电后，泪流满面，悲痛莫名。

阎慧卿

1949年3月29日下午，阎锡山飞往南京前，阎慧卿与梁化之在机场送行

　　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即开篇的“太原五百完人”。早在1948年，阎锡山就宣称：“昔日田横有五百壮士，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阎锡山向一名德国医生咨询时，听说纳粹军官在牙齿中暗藏氰化钾毒丸，咬破后可以当即毙命，于是让川至制药厂试制，由于技术问题难以解决，最后配制出五百瓶毒药，阎锡山将它们摆到自己面前让美国记者拍照，并把照片送给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人。

　　信仰也罢，信念也罢，逃避报复也罢，太原城破之时，一批军政官员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相继自杀。其中，特种警宪指挥处的大部分特工人员早在太原解放前夕就已经集中在队部集体居住。解放军攻入太原后，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刘建德等一些20岁上下的特警处女职员。与他们一同殉难的，还有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和年仅18岁的晋剧演员王桂燕等无辜妇女。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除了军警人员，自杀的还有一些地方行政官员，据阎锡山突围干部记述，“山西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尹遵党等人自杀于八旗会馆，“平遥县县长”吴春台自杀于歌剧第三院。

　　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后，根据“立法委员”吴廷环等36人的提议，“行政院”拔款新台币20万在台北圆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除招魂冢外，还修建了牌坊、碑坛、祭堂等建筑。1951年2月19日全部建筑完工后，国民党政府举行了落成典礼，蒋介石率军政官员集体致祭并颁赠了匾额。阎锡山在祭文中写道：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全文如下：“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留芳美名存。”阎锡山亲手将他的部下送上了不归之路，此时又为他们唱上一曲挽歌来安慰他们的灵魂。

　　“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在台湾影响极大，曾被编入台湾的小学课本，称之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著文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台湾著名学者李敖童年时代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一些台湾人不了解大陆的省市地名却对太原印象深刻，不止一次看到太原人的记述，在海外偶遇台湾同胞，自报家门之后发现他们居然知道太原这个连很多大陆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城市，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五百完人的故事。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鲜血写就的历史，兄弟阋于墙的争斗从来没有中断过，每一次的王朝更迭都会出现一些义无反顾的殉难者。做为兵争要地的太原，总有人在战争的烽烟中与这座城市同生共死，完成他们心目中的涅磐，远的不说，三百年前李自成攻取太原时，几十名地方官员除一人投降外，其余全部殉城。在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年代，这种惨烈的行为尚可理解，但进入二十世纪的近代社会，仍然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殉城事件，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更象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因而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最强烈的质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大陆的文史研究者，二是台湾绿营的某些人士。

　　由于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大陆方面直到1983年，看到台北山西文献社编印于1979年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一书后，才全面了解此事。山西文史研究人员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进行了调查，并在1988年11月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刊登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中认定：五百人的数字是不准确的，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新政府枪决，有的甚至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仍然健在或根本没有其人。

　　太原解放后，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曾对部分自杀现场进行过清理辩认，在他们出具的《特种警宪指挥处首要特务分子集体自杀报告》中，确认有46人自杀。当然，这46人并非自杀的全部人数，而只是能够辨认的梁化之及特警处首要人员的自杀数字。太原解放时，解放军重点缉查的目标是包括梁化之、戴炳南在内的几名战犯和对共产党负有血债的特工人员，在此范围之外的自杀者尤其是中低级行政人员如流亡的县长、行政机关的秘书和职员等等，还进入不了解放军和太原市公安局的缉查视线。而且，阎锡山曾有过“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部分自杀者因此自焚而死或死前安排他人焚尸灭迹，这更增加了清查的难度。据一些学者估计，加上特警处以外的自杀人员，自杀者可能有一二百人。

　　在汉语中，许多整数并非实指一个具体的数目，例如“十三太保”、“八百罗汉”、“三千弟子”等等。“田横五百壮士”中的“五百”，也是一个虚数，没有人会去深究它的真实数目。在最初看到“太原五百完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认为。六十年前的内战几乎席卷全国，在数百万人鏖战的一片混乱之中，个人的命运在时代洪流的大背景下渺小而卑微，几百人的生死存亡微不足道，大军过后，没有人有精力和兴趣去清查他们的死因和踪迹。即使是胜利者，在恢复全国秩序之后的优抚工作中，也经常无法弄清自己的某些官兵是阵亡还是失踪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以至于出现84份未发出的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摆上收藏市场地摊的事情，而这些阵亡者的亲人，五十余年间既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死。1949年4月24日的那个清晨，太原城的防线瞬间崩溃，在混乱的巷战中，这几百人是自杀？是阵亡？还是突围隐藏？准确的自杀人数即使是在当时也无法真正查明。所以，出台一份姓名、籍贯、职务一应俱全的五百人详细名单，即使不是刻意造假凑数，至少也是不够严谨。而事实上，无论是五百人还是五十人，在这个故事里都已经褪化为没有太大意思的数字，不论数字的大小与否，都无法改变鲜血背后的惨烈与唏嘘。

　　很多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五百完人，而不是其它数字？对此，解释有三，一是五百人的数字是根据突围人员的记述和其它消息整理出来的；二是为了附会“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三是阎锡山曾有“五百基干”。阎锡山曾说过：“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然而，自古艰难唯一死，官做得越大似乎就越缺乏成仁的勇气，阎锡山的大部分基干在城破时刻并没有勇气服下早已准备好的毒药，而是做为解放军的俘虏。这其中，包括阎军的高级军政人员王靖国、孙楚、赵世钤、温怀光、高倬之、韩步洲、白志沂、杨贞吉、薄毓相、续如辑、孟际丰、孙凤翔等人。在由“行政督查专员”缪玉青领衔撰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这种惭愧未必发自肺腑，但是，阎锡山并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责怪他的部下，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尽管很多军政官员被俘后仍然没有逃脱被枪决的命运。诚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败军之将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相对于屈辱的活着或是卑微的死去，自杀，以这种最强烈的方式来完成心中的涅磐无疑是足够震撼人心，但是，无论生与死，每一个战至最后时刻的军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个人的结局。

　　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绿营人士也对“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提出了质疑，他们热衷于考证国民党的“党国伪史”，进而以此攻吁政治对手。这些绿营人士的论据全部来源于大陆方面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但却将“确认特警处首要特务分子有46人自杀”刻意曲解为“太原五百完人”中“自杀的只有46人”。中国传统道德一向以“死者为大”，“无不是的冤魂”，但这些绿营人士在“考证”之中不仅咒骂台湾的统派，对死去半个多世纪的人也充满了鄙夷与嘲弄。60年前的烽烟早已散尽，国共两党的领袖跨越海峡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对于死在那场战争中的同胞，不论国共双方对他们如何评价，台独分子对死者的不敬言论，只能招至海峡两岸的共同反感。一位台湾人在他的相关文章中感叹道：“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而我，对此也只能发出同样的感叹：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