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空宅犹忆十年功——徐永昌故居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将星光耀，盟国与日本这里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政府的代表是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他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徐永昌参加密苏里战舰上的日本受降仪式

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徐永昌在日本投降书上的签字

　　六十余年过去了，当年签署着徐永昌名字的受降书已经成为博物馆里泛黄的纸页，位于太原市精营东边街12号的徐永昌故居，则寂静地隐藏着旧城区的角落里，在周边高楼大厦的环峙之下显得极其普通，如果不是门口那块落款为“太原市人民政府”的“历史民居”牌匾，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知道这里曾是徐永昌的故居。

　　这是一座典型的民国时期传统四合院，据说是仿照北京的某座王府建造，与那个时代的同类型民居相比，它的庭院显得相当宽阔，彰显着主人当年的地位。建国后，徐永昌故居成为太原市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今天依然挂着“中国民主同盟太原市委员会”的牌子，现存的建筑占地面积2420平方米，建筑面积375平方米，房屋24间，方亭2座，院西还保存有28米的长廊。因为长期被机关占用，这座老宅院也一直得到维护和修缮，宅院的外观整洁如新，庭院内灌木葱郁，只是与昔日的景象已有不少的差别，院东的花园早已不存，已经难以寻觅到徐永昌曾经的痕迹和气息。

位于精营东边街12号的徐永昌故居

徐永昌故居

徐永昌故居

　　徐永昌，字次宸，生于1887年，山西原平沿沟村人。徐永昌毕业于陆军大学，却只读过半年私塾；官至陆军上将，却是由清军中的一个杂役起家，民国将领有如此出身者，仅此一人。

　　徐永昌头脑清醒，目光敏锐，极重情义，责任感强，无论在军界还是政界都游刃有余。从1927年3月率国民三军投归山西，到1937年3月前往中央任职，徐永昌在山西度过了十年时光，历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晋绥警备总司令、第33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

　　阎锡山对徐永昌器重有加，不仅委以重任，而且他们的私交也很深。阎锡山左右的追随者中，在西安事变之前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省府秘书长贾景德，另一个就是徐永昌。在徐永昌归晋之前，孙楚曾向他转达阎锡山的原话：“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徐永昌曾经在寓所宴请阎锡山以感谢他释放被扣押的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这个人是徐向前的老上级），席间，阎锡山告诉徐永昌，十五年来，他还从来没有在督军府外吃过饭。

　　徐永昌在晋期间，战功卓著，殊荣累累，他以此来报答阎锡山的知遇之恩，这其中，对阎锡山帮助最大的就是中原大战中的“全师归晋”。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名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反蒋的大小军阀纷纷响应，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参战的15万晋绥军成为反蒋阵线的主力，沿津浦线、陇海线进入山东、河南等地作战。民国19年9月9日9时，志得意满的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任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推选的国民政府主席，然而，仅仅九天之后，观望局势的张学良在笑纳了蒋介石赞助的两千万元军费之后，通电拥蒋，挥师入关，形势急转直下。

　　在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不甘屈服的冯玉祥、汪精卫还想做困兽之斗，但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为保存实力而决定通电下野，中原大战宣告结束。

　　兵败如山倒，反蒋阵线陷入一片混乱，冯玉祥麾下的诸多将领先后向蒋介石投降。身陷异域的晋绥军此时已是四面楚歌，蒋介石的大军咄咄逼人意在缴械，一封封劝降书飞向晋绥军高级将领，昔日的盟友石友三、梁冠英截留了晋绥军粮秣并准备反戈一击，曾经并肩战斗的友军鹿钟麟、孙连仲拒绝借粮，河南的红枪会不断发起袭击将俘虏的散兵缴械活埋。

　　早在1930年初太原战云密布之时，徐永昌就曾力劝阎锡山不要发动战争，并请辞军事指挥之职，然而，在阎锡山成为众望所归的反蒋领袖、全国大小军阀代表云集太原的喧嚣之中，众多唯阎锡山之命是从的晋绥军将领们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屈指可数。现在，面对险恶的形势，徐永昌以军人的节操和责任感慨然道：“我受命而来，当全命而归！”他收起蒋介石亲笔写来的劝降信，指挥部队有组织地交替掩护撤退，踏上了危机四伏的漫漫归乡路。徐永昌早在战事初起之时就在黄河两岸预备了几百条民船，他的远见卓识挽救了晋绥军。

　　晋商的诚信精神也在晋绥军和徐永昌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在粮饷缺乏的情况下，徐永昌仍不忘在撤退前夕归还在当地的欠款；在西北军上至冯玉祥，下至吉鸿昌、鹿钟麟等人一次次背信弃义的情况下，徐永昌仍然坚守并实现了“二集团军（即西北军）有一人未过河，三集团军（即晋绥军）决不过河”的诺言。

　　当年徐永昌率军渡过黄河后，经河南修武兵分两路回到山西陵川，这两条路线后来也成为经典的户外徒步线路，一条是太行八陉之第三陉——白陉，也就是任我行常说的磨河大峡谷；另一条是路工古栈道，也就是任我行所说的勤泉河一线，路工古栈道的山脚下，就是现在的云台山。

　　10月13日，徐永昌到达陵川县夺火镇，两路人马，先后回归，只有担任掩护任务的周思诚师因行动迟缓被中央军缴械。在当时那种随时可能全军覆灭的军事形势下，晋绥军能够以基本完整的建制退回山西，不仅是民国军事史上的奇迹，更成为阎锡山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

　　1932年，国民党内部蒋、汪合流，阎锡山东山再起，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中原大战的失败使阎锡山不得不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老路上来，但在这一过程中，施政理念与工作作风上的差异，使阎锡山与做为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分歧日趋严重。

　　1934年11月8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孔祥熙等人飞抵太原。蒋介石一生曾四次访问太原，每一次都与徐永昌有着密切关系。蒋介石第一次访晋期间，徐永昌多次设宴接待蒋介石，并与之商议山西经济建设等问题。蒋介石前往太谷孔祥熙家做客的两天中，徐永昌也全程陪同。蒋介石器重徐永昌的才干与为人，早有将其罗致麾下之意，不久，他就向徐永昌提出到中央任职的建议。在阎锡山扣留了两份调令之后，1937年3月，徐永昌最终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任命，从此正式脱离山西，进入中枢参赞戎机，此后又先后出任军令部部长、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等职务。

　　对于那个时代的山西而言，如果由阎锡山主政，徐永昌掌军，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组合，他们的分道扬镳不能不说是山西的一大损失。然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即使他们能够解决个人性格与权利制衡上的种种矛盾而继续合作，那个动荡的时代也无法提供一个坚实的舞台，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历史的必然。

　　做为生于斯长于斯山西人，桑梓情深，岂能随着一纸调令而割舍？在投归山西前的军阀混战年代里，徐永昌就曾经三次拒绝攻打山西，离开山西后，身在中央的徐永昌利用他的影响，屡屡为山西、为晋绥军助一臂之力。阎锡山与徐永昌在工作中的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私交，徐永昌因此成为阎锡山与中央的联络人，阎锡山有求于蒋介石的重大事项得不到解决时，都要请徐永昌疏通；蒋介石需要了解阎锡山的意向时，也派徐永昌前往。后来在晋绥军旧将傅作义、董其武起义前夕，徐永昌还利用与他们在山西时的故旧关系，多次奔波往返，以图扭转局势。

　　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解放军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兵临太原城下，7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临太原布署保卫太原事宜，徐永昌随同前往，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访问太原，也是徐永昌最后一次回到山西，一年之后，徐永昌前往台湾，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阎锡山在太原解放后，出任行政院长，为撑持危局而奔走呼号，但终因难以抗拒时势而败走台湾。不久，阎锡山辞去职务，随之而来的是毁誉不一的评价。1951年11月18日，徐永昌在台北市会宾楼宴请曾在山西服务多年的外省技术人员，席间很自然地谈到过去，谈到山西。徐永昌将他们的话总结为五点，记在了日记上：“第一，全省无乞丐，其次无贪污，再次，各种重要工厂应有尽有，再次，交通通信较任何省为好，再次，全省无奢侈现象。”这些话，未必没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我们从中读到了他们对于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的怀念，也读到了对包括徐永昌在内的执政者们的赞誉。

　　1959年7月21日，徐永昌在台北寓所去世，终年71岁，不到一年后，阎锡山在不能追随蒋介石重回大陆的遗憾中去世，终年78岁。两位山西的历史巨人就这样先后客死他乡，故人已去的空宅成为他们与故乡最后的联系和牵挂。

徐永昌

徐永昌故居卫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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