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晋阳古城的历史文化，人们常总结为两条主线，一是身系天下安危的中原军事战略重镇及其派生出的金戈铁马韵味文化；一是处于农耕和游牧文化交流、民族交汇的前沿和枢纽地位所产生的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晋阳文化的两条主线交织贯穿，不断上演着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戏，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古代文献中，围绕晋阳，有一个历史名词总是频繁出现——“并州胡”，它与晋阳古城历史文化的后一主题密切相关。所谓“胡”，就是古人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泛称，既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指来自西域乃至中亚的粟特人。晋阳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与各种胡人产生了难解难分的缘分。
春秋末年，雄才大略的赵简子为了在晋国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以战略“保障”目的营建了晋阳城，并使之坚不可摧。同时也是在历史的大棋盘上——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交会的前沿，投下了关键的一子。
赵襄子实现赵简子的遗愿，首先灭掉戎人之代国，建立赵国，以晋阳为都29年。其意义之一，赵国把重要军事资源——战马的产地控制在手，加强了中原竞雄的实力和地位。意义二，赵国在扩展和巩固疆土的同时，逐步将农业文化推进至大同盆地，形成了影响其后2000余年中国北方历史的文明格局。意义三，晋阳城的崛起，将山西政治文化中心从晋南转移到了晋中，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化交会的前沿和枢纽，也使山西地区成为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大熔炉。
后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开创了汉族主动吸收游牧民族文化的先河。他命令赵军“变胡服，习骑射”，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在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毋庸讳言，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进程，除了少数的短暂时曰的和平共处，更多的岁月伴随着血腥和痛苦。回首金戈铁马战乱苦难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来自北方的新鲜血液注入华夏部族。催生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使得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秦汉以来，强悍的匈奴不断南下侵掠。公元前200年，围汉高祖刘邦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遂迫汉朝实行和亲，且岁奉贡献，并开关市与之交易。然而，匈奴仍屡屡背约南侵，成为汉朝一大边患。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曾3次(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公元前119年)大举出兵反击匈奴，匈奴势力渐衰。公元前57年左右，匈奴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局面。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阴山附近。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史称南匈奴)，请求内附，得到东汉允许，屯居朔方、五原、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等郡。从公元50年开始，匈奴人陆续人居山西，与晋人杂居。他们逐渐熟悉了农业生产，浸染于汉族传统文化，但仍然聚族而居，社会结构变化不大。
东汉末，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对山西境内的匈奴不能完全放心，运用政治手段，分其为五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互不统属，分而治之，并将单于控制于朝廷。南匈奴五部全散居于晋阳附近：左部万余落居于兹氏(今山西汾阳)，右部六千余落居于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三千余落居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四千余落居新兴(今山西忻州)，中部六千佘落居大陵(今山西文水)。这样一来，便改变了匈奴原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由以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畜牧业经济转向农业经济，加快了与汉族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先前与匈奴关系密切的乌桓、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也随之大量内迁，史载汾河流域匈奴“五部之众，产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太行山区已遍布杂胡，“群胡数万，周匝四山”。晋阳成为汉族农业区中胡人最为集中的地区。
晋朝人称这些内迁胡人为“并州之胡”或“并州胡”。定居既久，匈奴上层贵族生活习惯和文化教养受汉文化影响愈深，如刘渊、刘聪等皆饱读儒家诗书，建立政权后，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与汉人几无差别。但众多下层人民由于脱离部落，放弃传统的畜牧业，如同汉族编户，勉强从事农耕，沦人贫穷，更有许多为偿债卖身为奴，加上官府压迫，汉人歧视，使得这些曾经是“马背骄子”的后裔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生存。
西晋“八王之乱”，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中原大地板荡之时，居于汾水流域饱受压迫和歧视的匈奴五部首先揭竿而起。公元304年，匈奴五部大都督刘渊起兵反晋，自称汉王，建都于晋阳西北的左国城(今山西吕梁市东北)，成为有史以来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胡族政权，拉开了“五胡十六国”战乱的序幕。
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率兵五万前往镇压，与刘渊战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大败。司马腾大为恐惧，遂率并州三万余户下山东。刘渊乘胜进军，接连攻下法氏(今山西高平县)、屯留(今山西长子县)、中都(今山西平遥县)、晋阳、蒲阪(今山西永济市)、平阳(今山西临汾市)等地，据有河东全境。公元308年，刘渊迁都平阳，正式称帝，国号为汉。前后在中原地区起义的汲桑、王弥、石勒及鲜卑陆逐延等都纷纷归降刘渊，并州成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晋的大本营。
公元319年，后赵建立，石勒称赵王。石勒，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羯族。羯族的来源，一说是附属匈奴随之人塞的羌渠部后裔，一说来自中亚石国(今乌兹别克塔什干)。羯人多高鼻深目，信奉祆教。石勒父祖都是羯人部落的小帅。石勒在逃荒中被掳为奴隶，卖到山东，后被主人放免，佃佣于河北。为改变自己的命运，石勒便与牧马人汲桑组织一支包括汉和匈奴、乌桓族的骑兵队，号称“十八骑”，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戎生涯，成为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到皇帝的第一人。
石勒在攻打常山时得到了汉人谋士张宾，从此如虎添翼。他把军中有文化的汉族士人组成一个“君子营”也就是智囊团，由张宾主持，专门研究军国大计，可谓战无不胜。作为胡人政权，后赵有“羯”“胡”之讳律。汉人参军樊坦往见，途遭羯人劫掠，衣冠弊坏。石勒惊问原由，樊坦情急脱口大骂“羯贼无道”，石勒笑说，羯贼如此暴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这才想起禁令，连连叩头求饶。石勒说，我禁的是普通人，你们老书生除外。可见对汉族士大夫的尊重。
石勒称王后，将武乡乡亲请到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市)叙旧，而年轻时曾和石勒为争夺沤麻池而多次打架的李阳不敢来见。石勒专程去请他进宫，拉着手说：“以前你打过我，我也打过你，咱们抵消了，现在仍然是好朋友。”并任命李阳做他的参军都尉，成为一员战将。所有这些，除了石勒本人的品格外，更应该看到的，是长期杂居形成的胡汉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
十六国时期，氐族的前秦国，羌族的后秦国，慕容鲜卑的诸燕国，拓跋鲜卑的代国等，都在晋阳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居住这里的胡汉各族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西晋并州刺史刘琨据守晋阳十年，多次与拓跋鲜卑联手出击，苦撑危局，最终失败。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崩溃，拓跋鲜卑得以再兴崛起。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公元398年，北魏从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此后，道武帝实行离散诸部政策，促使部落联盟迅速解体，并推行一系列仿效汉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将北魏政权推进封建社会的门槛。北方逐渐统一，北魏成为吸引与容纳四面八方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来自东、西两方的文明融汇为一体。传统的文明升华了，而且精神清新。一直传续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地推行改制运动。处于新旧都之间的晋阳，有了难得的百年和平，成为胡汉各族共处融汇的乐上。
北魏政权终于在内乱与外争中分裂成为东魏和西魏，不久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作为东魏霸府和北齐别都的晋阳，取代洛阳，成为号令天下的中心之一，也成为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舞台。
东魏北齐的创建者高欢，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标本。一般都说他是鲜卑化的汉人，也有人认为他是汉化的鲜卑人。从其儿孙辈以鲜卑自居看，后一说也不无可能。这位边镇破落户子弟娶了个鲜卑女人，才从嫁妆得到一匹马，当上镇兵小头目。六镇起义的大潮席卷北方，高欢裹挟其中，显露才华。起义和叛乱皆被晋阳军阀尔朱荣武装所镇压。20余万战俘变为流民，涌人并州(今太原)和肆州(今山西忻州)地区。许多起义军将领被尔朱荣收纳。高欢亦在其中，获得信任，被提拔为亲信卫队长，后出任晋州(今山西临汾)刺史。
尔朱荣发动“河阴事变”不久被杀，尔朱兆承袭了尔朱荣的一切，但其权威和才略远不足以任。六镇降兵大多是鲜卑人，还有不少汉人、匈奴人、高车人、氐人、羌人。他们不断受到尔朱氏契胡凌暴，屡屡造反，大小二十六次，被杀过半，仍造反不已。尔朱兆对此感到极为头痛，高欢顺势取得了这批“三州六镇”的虎狼之师的指挥权，成为开创后来基业的本钱。
高欢深知属下鲜卑士兵与汉人之间的矛盾。他左右逢源，对鲜卑人讲：“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为你们耕作，女人为你们织衣，上交粟帛赋税让你们温饱无忧，为什么还要欺凌他们呢?”又对统下汉人讲：“鲜卑人是你们雇佣的兵客，得到你们一些衣物吃食，为你们防盗击贼，能保你们安宁度日，干吗那么恨他们呢?”史书未说效果如何，但如此排解民族融合过程中的胡汉矛盾，也算高明之举。有史家说东魏北齐完成孝文帝启动的汉化进程，可谓此论。
近年来，在太原市累计发现几十座北齐高官墓葬。他们生前绝大多数是来自漠北草原和六镇地区的鲜卑或敕勒等胡族。这些人在北朝后期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基本汉化，并视晋阳为家乡，其子孙即以此为籍。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祖先为天水羌胡的狄湛，辗转(先辈曾籍于陕西)落籍晋阳，至其四世孙——大唐名相狄仁杰时，狄氏已是太原世家，无人提及其羌人渊源了。
隋唐之际，晋阳在北齐以来历积累的文化能量开始显现。中子王通聚徒讲学，魏征、李靖、薛收房玄龄等面受“王佐之道”。有着若干胡族血统的“太原公子”李世民，风流倜傥，雄才大略，广交名士，网罗豪杰。晋阳俊杰如祁县王珪和温大雅、温彦博、温大有三兄弟，文水巨商、则天女皇之父武士穫兄弟等皆入其幕。唐初名相十余，与晋阳有渊源者竟居其大半。一代人杰，风云际会于距北齐灭亡仅40年的晋阳，开邦立国，缔构中国古代文明之巅峰，岂偶然耶!
唐代晋阳与洛阳和长安并称盛唐三大都城，有“中原北门”之称，继续着民族熔炉的使命，以对抗突厥的大本营和安史之乱中的中流砥柱而彪炳史册。
经过海纳百川的盛唐时代，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并未停止。唐末五代，一支新的胡族势力突厥别部沙陀人，借镇压黄巢起义在北方崛起，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沙陀政权后唐、后晋和后汉相继在晋阳称帝建国，进而南下逐鹿中原。同样是沙陀政权的北汉小朝廷，最终导致了晋阳古城的毁灭。
这些人的祖上都是唐朝世袭将领，他们有长期的唐朝生活经历，早已深深认同中原文明，自许为唐朝的继承者，也将契丹人视为胡人。有趣的是，最重“华夷之辨”的后代朝廷史官，在“正史”中并未像对“五胡”那样过分诃诋他们的民族属性。盖因其高度汉化，语言服饰已差别无多矣。然而，他们确实是胡人，并且在“沙陀三部落”中，安庆、萨葛两部都是来自中亚所谓“昭武九姓”的粟特胡人，他们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程，又是另一番景象。
2000年，在太原市郊发现隋代虞弘墓，引起举世瞩目。虞弘为西域鱼国人，精美的汉白玉浮雕石椁，以生动鲜活的图像雕绘了中亚粟特人的文化特色和生活场景。人物形象均为高鼻深目，黑发浓须；内容涉及神话、祆教、宴饮、乐舞和种种异域风情，让人感受到浓烈的中亚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活气息。石椁中国型构与浮雕画异域内容的结合，集中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也将人们的视线引向遥远的中亚，追寻这个古老民族与中原交往的历史以及与晋阳古城的渊源。
粟特人是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本土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粟特地区(索格底亚那)，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在这片被称为文明十字路口的绿洲上，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康国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此外还有安国、东曹国、曹国、西曹国、米国、何国、史国和石国等，中国史籍称他们为“昭武九姓”或“粟特胡”。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商业文化传统，粟特人成为中古时代控制或垄断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神秘而活跃的商业民族。
汉唐之间，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本上的动乱和战争，粟特人持续地沿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并建立聚落。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的是祆教(拜火教)，所以聚落中往往有祆祠。粟特商队的首领，汉文称“萨保”，也兼任祆教祭司，就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北朝、隋唐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把萨保纳人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设立萨保府，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务。
晋阳是东魏北齐的权力中心，这个民族大熔炉自然也少不了粟特人的身影。史书中没有粟特聚落的明确记录，但围绕北齐皇室的粟特人与事很多。诸多旁证也说明它的存在。并有许多人以此为籍，逐渐融入汉族。
《虞弘墓志》载虞弘北齐初就从茹茹来华，北周时检校晋阳萨保府，并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说明不但晋阳有粟特聚落，三州乡团的组成也应该有不少粟特人，否则难以想象会由一个粟特人去做统领。此外，介州即今之山西介休，现尚存全国唯一的“祆神楼”。
《旧唐书，李篇传》：“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不少学者认为其“旧俗”可以上溯到北朝，即祆教之天葬场。
洛阳发现的隋《翟突娑墓志》说其父是大萨保，并径称自己是并州太原人，可见这些人已把晋阳当老家了。
人华的粟特人并非都居住在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聚落里，他们有不少人仕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其中尤以从军者居多，已经脱离粟特聚落的主体，逐漸融合到中原汉族之中。唐代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白居易，其八世祖白建为北齐高官，族裔源自西域龟兹，落籍太原。宋代大书画家米芾，其先是落籍太原的中亚米国人，据说曾任“火正”，即袄教之祭司。
晚唐时，河北以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加入到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当中。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无时无处不有粟特人的重要参与。来自西域的胡人后裔石敬瑭，风光地当上了中国皇帝，也算“并州之胡”完美的谢幕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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