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傅山出生于太原府的阳曲县。他一生历经了明清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如人意”的社会背景下，他以凛然的气节、独立的思想、渊博的学识，成为社会鼎革之际不屈不挠反抗异族的精神领袖、中国17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享誉南北的一代宗师、风格独特的文坛巨子、书坛巨擘……作为明清的一位志士仁人，傅山至今仍受到人们的缅怀与敬仰，铭刻于民众的文化记忆之中。
明朝末年，中国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新的市民意识形态逐漸兴起。在这样一个商品经济急剧扩张、思想宗教生活走向开放、城市文化繁荣的时代，在社会巨变促成的蓬勃多元的文化环境下，傅山站在时代进步的一面，主张对原有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革，以求明王朝之“中兴”。他的这种积极的思想，史家认为是深受家学及社会变异思潮影响所致。
傅山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在《览息眉诗有作》中提及其家学的主要特征是“不属袭古格”，他决心“从好负雄志，雕虫耻寄托”，若墨守成规，“翻怜其识见，几时得开拓”，因此他立志遵循先祖的遗愿，树立雄心壮志，继往开来，勇于进取。为此，他在明末做了两件有意义的大事。一是撰写了《性史》。《性史》完成于1644年以前，对于心性的讨论是晚明学者十分热衷的话题。虽然此书不幸于明清鼎革之际散伕，但从傅山自己的记述看来，此书充满了“反常之论”。他说：“贫道昔编《性史》，深论孝友之理，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取二十一史中应在孝友传而不入者，与在孝友传而不足为经者，兼以近代所闻见者，去取轩轾之…一然皆反常之论，不存此书者，天也。”他认为古史古学中以往关于人性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之理，都应作重大的改变。就是说，人陸的本质，在他看来，就是应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反对束缚人性的一切陈规旧习，尊重人的个性自由，反对禁锢个性的一切传统制度规范，重新恢复或塑造自由、独立、自尊的人性。这种新的关于人性的观点，与传统的人性观念格格不入，故傅山谓之“皆反常之论”，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新时代曙光意义和划时代意义的观点。
傅山做的另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是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变卖家产筹措资金，和挚友薛宗周率领晋省三立书院百余名同学，为其老师山西省学正佥事袁继咸申冤。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次年四月，袁继咸被判无罪获释。山西学子的这次勇敢无畏且成功的请愿行动，博得士林一片喝彩。傅山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被喻为“山右义士”而名震京师，时年仅30岁的傅山自此被视为山西文人的领袖，名扬天下。
在京师期间，作为一位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傅山不仅在山西学子赴京请愿的行动中扮演了领导角色，显示出他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组织能力，而且他还作了《喻都赋》一文，证明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当时满洲人对明王朝已构成严重威胁，京师告急，坊间不断有迁都的传闻。傅山在文中赞颂皇帝，相信他不会迁都，并提出中兴王朝的紧急建议，其中“宽徭役而缓征”“撤摧釆之监使”以及“艰用武而中兴”等都是切中时势的应急之策。遗憾的是此建议未被采纳施行，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恶化，仅七八年时间，明王朝便遭覆灭的命运。清初顾炎武在《赠傅处士》的诗文中，对此极为痛惜，他认为明王朝崇祯皇帝朱由检，未能如商王武丁那样，起用一位有才华的版筑工傅说为首相，使之如商朝一样得以中兴，实为千古之遗恨。因此他们相逢于太原古城时，只有抱头痛哭而泪洒青衫了。
清初十余年中，傅山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清运动中。在《龙门山径中》，傅山写道：“贫道初方外，兴亡着意拼。人山直是浅，孤径独能盘。却忆神仙术，无如君父关，留侯自黄老，终始末忘韩。”清兵入关后的甲申之变秋天，傅山着道服，戴黄冠，号朱衣道人，为的是“轩辕道士可云霄”，如留侯张良一样，以宗教徒为外衣，兴亡着意拼。他在《壮士》诗中云：“壮士夜不寐，抚剑倾深色”“生死即旦暮，男儿无故乡。血丹中土碧，骨白高秋霜。”俨然以壮士自居。明末，他曾视农民军为贼军，但此时他改变了态度，称之为义军，并同他们并肩作战。在太原晋祠的反清大战中，他积极地参与了全过程，失败后，他又为死难者制悼文。他还参与了孙谦的一次反清起兵预谋，事泄后在太原被捕入狱。在狱中作《狱词树》诗云：“深夜鸣金石，坚贞似有侪”，并进行绝食抗争。1655年，经友人营救出狱而幸免遇难。出狱后，他不远千里之遥，远涉江南，至金陵到海州。此时年逾半百的傅山，仍怀壮士之心而为抗清奔波不已。
康熙初年，宇内反清趋于低潮，傅山承认了这种不愿接受的现实，进入了新的生活历程，暂居于太原古城东南隅的松庄，投身到总结古学与创立新学的研究活动，其学术思想成就甚受称道，并被誉为学海而名垂青史。
综合创新的学术观，是傅山思想的一大特色。他认为“古学不可废”，古学是古代先哲的智慧结晶，是古人在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及人自我认识的总汇，为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他又认为“异端辞不得”，古学是由多元文化组成，因此应当都得到尊重，只有“好学而无常家”，兴百家之学业，倡自由思想，破除一家之言独占学坛的弊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才能做到融会古今之学，创立适合时代发展的新学，才能推进社会发展。
质不可为的人性自然论，是傅山思想中的一大亮点。傅山指出：古文化消极的一面，就是束缚人性，倡导奴性，使社会之人在权贵面前成为奴才，在学术权威面前成为人云亦云的奴儒，在金钱面前成为市侩与奴婢，从而严重地扭曲了做一个真人的本性，他认为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最大悲剧。由此他主张应坚决反对奴性，在《训子帖》中，他宣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直母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这种思想意境，是人类渴望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崇高追求，他提出的“自由”“平等”和“爱众”的观点，成为其人性说的基本属性。
无理胜理和市井贱夫平治天下是傅山构建的理想社会观。傅山从反清复明思想，发展为反对明清两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而主张否定汉唐以来不断完善的古代君主专制。黄宗羲指出君王是天下的大害。傅山则在《圣人为恶篇》中斥责君王为无理者，认为市井贱夫为有理者，因此，应该让市井贱夫取代君王而治国平天下。针对“无理胜理”，傅山论证说，事物在发展中，是循“反者道之动”的规则运行的，矛盾的双方，总是向其相反的方面发展，而最终产生事物的新结构形体。就是说有理者，终归走向无理，无理者终归走向有理。具体到现实社会而言，君王是有理者，即有现实存在的依据，但这些根据随历史的演化是会消失的。市井贱夫在现实社会中是无理者，但终归是会走向有理的一面，而成为社会之有理者，进而成为平治社会的主宰者。傅山的“无理胜有理”的独特见解，是他对于明清乃至古代社会制度反思与总结中得出的结论，虽然具有社会理想色彩，含有重商主义的意蕴，但却是近代生产方式萌芽时期的思想反映，就否定专制制度而言，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因为他明确地宣告，未来中国的社会，是属于工商业者的，而这一指向是正确的。
傅山以其博大精深的学问和坚持气节的人品魅力，在康熙年间，蜚声海内，饮誉朝野。作为山西学术圈的核心人物，傅山与戴廷拭、顾炎武等，在太原松庄和祁县丹枫阁，建造了一处文化园地后，引得海内名士纷纷造访。知名者有王士祯、黄宗羲、阎尔梅、屈大均和阎若璩等十余位之众，他们先后在此处论学，共同探讨古今之学，留下了深厚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阎尔梅云“茫茫四海似无声，且把长歌当痛哭。”顾炎武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傅山亦有言云：“文人相轻之言，只不真人耳!”王士祯就丹枫阁而言，曰此处“适集一朝大声”。时江南如皋，名士方以智、陈贞慧等建有水绘园，史家有“北有丹枫阁，南有水绘园”之说，一时南北呼应，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代文化之盛，至今仍令人垂念不已。梁启超言傳山之学“大河以北莫人及之”。作为明朝的遗民，傅山学行的优异也引得新朝的关注与尊敬。康熙皇帝玄烨诏设博学鸿儒特科，征召社会贤达，傅山虽以老病辞却，但仍被抬往京师，被玄烨皇帝授予中书舍人之衔，及“凤阁蒲轮”之匾，返晋后傅山仍自称为民，但还是与新朝取得一定和解。康熙皇帝有“留心刑服念，鄙笑图书焚”之见，表示他对包括傅山在内的反清名士宽容的一面。傅山反对民族歧视与压迫以及反对专制的主张，也得到史家公允的评价与肯定。
作为书家的傅山，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誉。一方面，他是求“奇”最为激进的艺术家、狂草大师；另一方面，傅山曾大声疾呼：“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主张直返先秦汉魏，追本溯源，纠正贱态奴书。他访求金石，精研篆隶，针砭时弊，指点迷津，成为碑学思想最早的鼓吹者。其创作实践，写下了书史独特的一页。
傅山的画亦独立于诸家各派。他长于山水，跌宕疏狂，意境古拙，气概不凡。其写意书法与画面相融，纵横挥洒，直抒胸中愤懑抑郁的不平之气。写生则贴近现实生活，寄情其间，虽寥寥数笔，但意境高远，一派粗犷豪放之风，飘逸洒脱之气。他的画作被清人列入“逸品”。
傅山的卒年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其于康熙二十三年(1864年)仙逝，终年78岁。及葬以朱衣黄冠饰殓，长眠于太原西北霜红之枫林中，会送者竟达千百人。时当朝重臣名儒魏象枢、陈廷敬等制之《祭文》有：“儒林恸失其师表兮，四方闻讣而含顰。古来富贵易磨灭兮，惟三立而不湮中郎。”“副在名山终不朽，太原高士有遗碑”代表了朝野的心声。傅山生时曾云：“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在他笃挚与拼搏的一生中，曾以“义士”“壮士”和“高士”的光辉形象显现于世。他的一生都与明末清初的政治、学术、艺术的重要事件和潮流密切相关。
傅山思想所蘊含的综合创新的哲理以及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始终是促进中华民族复兴与社会完善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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