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业基础溥弱，生产条件较差，建国后到60年代初，农业虽有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不能稳产高产。以1958-1961年的粮食总产为例，全省1958年总产为46亿公斤，1959年下降为40.5亿公斤，1960年又下降为33.5亿公斤，1961年略有回升，达到35.5亿公斤，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共山西省委的深深思考，因此，在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期，省委不仅对全省的农业生产关系进行了某些调整，而且在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力问题上进行了许多有远见的探索。
(一)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积极发展农业“四化”
调整时期，中共山西省委针对全省农业的落后状况特别指出，发展农业的根本办法“必须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当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设想就是实行农业技术改造：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农业技术改造一直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农、农业技术改造的中心内容是发展农业，“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最主要的是机械化和电气化!山西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较为特殊，十旱少雨，农业一直受到旱灾的威胁，故在调整时期，山西主要的措施是发展农田水利
1962年11月，在中共山西省委一届十五次会议上，省委就提出：“目前农业方面的中心任务，要从过去主要地实行社会改革，转到主要地实行技术改革，积极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现代化，逐步地改造大自然的面貌。”山西的农业技术改造根据半川和山区的不同情况分头进行。晋中、晋南、长治忻定、大同五大盆地是全省粮棉主要产区，省委决定在技术改造上进行重点点扶持。对于山区，则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制定发展农、林、牧、副的全而规划，积极发展林业，改善交通运输状况，发展畜牧业和其他多种经营，开发山区的财富，从而改变山区的自然面貌和经济面貌”。省委一届十五次会议后，全省的农业技术改造在国家财政和工业的积极支援下，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水利建设方面，山西省委提出“积极发展自流灌溉与开发地下水源，积极发展电力灌溉”的方针。同时抓紧对所有灌区的整顿和水库工程的配套，开展农出水利基本建设，积极兴修水库，发展农村电网，增加农村输电线路，为农村发展电力灌溉创造条件。在土壤盐碱化严重的地方，实行排灌并举，既发展机电灌溉，又大力开展机电排水，治理盐碱化。
1963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等一批农业先进典型的经验，根据山西的特点，进一步提出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设想，省委要求，平川地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必须普遍搞，连续搞，经过几年努力，要把所有水地达到园田化的标准”、在山区，“要修水平梯田”根据省委的要求，各地都结合各自的特点，提出了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计划。此后，全省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掀起高潮，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省农村有70％的劳力参加了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
1965年11月，省委召开二届二次会议，对全省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通过了《关于动员全民，奋战五年，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的决议》，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内山西农业的根本任务，针对威胁山西农业生产的旱灾，提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在有水源的地区，要从改、配、排、整、管等五个方面入手，兴修水利工程，发展水地，在原有的基础上，使水浇地面积发展到1500万亩，在无水源的地区，要积极地、有步骤地发展大寨式农田，在原有的基础上达到1500万亩。同时以两个1500万亩为中心，相应地大力发展林业、畜牧业、副业，发展多种经营，改变山西农业的落后面貌。
在整个调整时期，山西省委突出地抓了制约山西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矛盾，山西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是有成就的。到1964年秋，全省大中小型水库发展到1600多座，库容量达到37亿立方米，灌溉面积发展到1029万亩，大寨式农田建设也发展较快。山西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后来一直搞得较为扎实，“文革”中，全省农民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不懈地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并取得显著成就。
在农业机械化方面，调整时期，中共中央一直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把农业机械化放在全国农业技术改造的首位。山西由于受当时工业基础、科学技术水平和农村经济力量等各方面具体条件的限制，农业机械化采取“由点到面，由低到高，循序渐进，逐步过渡”的方针。1963年，山西省委把太谷县列为全省农业机械化的试点县，同时全省各个专区也都搞了试点。省委要求，要以试点县为中心，在经营管理、机械耕作、土地规划、人员培训等方面创造经验，逐渐把周围的县联接起来，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在推进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山西省委特别强调工业对农业的支援。1961年7月20日，省委成立了由副省长刘开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的工业支援农业领导小组。在一届十五次会议上，省委指出：“使一切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援，这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出路。”根据省委的要求，1961年到1962年，全省除农机部门外其它工业部门都进行了调整，实行关、停、并、转，大多数工业品降低了产量。但是，与农业机械化密切相关的工业品都有所上升，1962年，全省拖拉机、收割机、脱粒机、双轮双铧犁、圆盘耙等农业机械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次年，全省农机产品的总吨位达到6911吨，比1962年增长一倍。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山西还成立了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对全省农业机械实行了统一管理。1964年，全省有大型拖拉机3600多台，收割机、脱粒机、播种机的数量也有明显增长。
在农业电气化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技术改造的规划也把实现农业电气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山西煤炭资源丰富，火力发电有较大的优势。中共中央提出农业技术改造的要求后，山西省委对于实现农业电气化也予以高度重视。在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工业实行大幅度调整的情况下，山西增加了对电力基础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在保证农村用电方面进行了大力扶持。1962年11月，山西省委就提出，对农村的电力设施，必须在调整、配套、巩固、提高的基础上求得发展，重点发展大电网，增加农村输电线路和农村的电力供应。省委决定，从1963年起，新建汾河水库、平顺侯壁水库两座水电站及晋城巴公电厂，扩建侯马电厂，加速完成三门峡至运城、祁县至太谷、大同至阳高、怀仁至山阴、运城至夏县、武乡至沁县等17条高压线路，增加机电设备3.6万台，37万马力。1963年，按照山西省委关于农村电气化事业的规划，山西农业电气化局成立，对全
省农村用电实行了统一管理。经过全省上下的努力，到1964年，全省共建成高低压线路1.4万余公里，有62个县、市通了电，农村用电量达到1.3亿度，提前三年完成了省委一届十四次会议预定的农业用电指标。1965年，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接近完成，基本建设投资随之加大，农村电气化事业的发展有所加快。这年，全省新建农村输电线路884公里，农业用电由上年的1.3亿度增加到1.8亿度，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农业的发展。
关于农业化学化的发展。中共中央提出，全国农业不仅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而且要实现化学化，农业的化学化主要是发展化肥、农药的生产。调整时期，山西在这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取得了一定进展。在一届十五次会议上，山西省委就提出“充分利用肥源，积极增施肥料”，并坚持“以农家肥为主，有机肥料与化学肥料相结合”的方针。省委要求在五年内，全省化肥的施用量要达到18万吨。从1963年到1965年，省委按照中共中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加强能源、化工等基础工业的建设，使全省化肥、农药等产品的生产能力有所提高。1965年，全省化肥产量已达到42万吨，远远超过了省委一届十五次会议提出的指标。化学农药的生产也取得很大进展，1964年全省农药的施用量比1949年提高了26倍。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山西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积极地、有计划地实施了农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二)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靠科学发展农业
调整时期，山西不但开展了农业技术改造，而且发挥了科学技术的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山西省委一届十五次会议后，农业科学技术得到高度重视，并有了较快发展。首先是加强了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山西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在1956年以前，仅有一个省农科所、六个实验站，专业人员也仅有300余人。到1963年9月，省农科所已发展成为省农科院，下辖土壤、肥料、小麦、棉花、畜牧兽医、果树、杂粮等研究所，还成立了太原市农科所。在其他地区，根据不同情况成立了九个研究所，即运城棉花研究所、临汾小麦研究所、汾阳经济作物研究所、太谷畜牧兽医研究所、长治杂粮研究所、大同杂粮研究所、吕梁水土保持研究所等，专业人员不断增多，科研设备和条件也有所改善。
应该指出的是，全省农业科学研究机构是在当时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科研机构总体上精简、压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1962年，全省高等院校由29所减到9所，中专由67所减到24所，文化团体由158个压缩到23个，中国科学院山西省分院等单位也进行了大力调整。在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各行各业都大力压缩的形势下，全省农业科研机构不减反增，充分反映了山西省委对农业和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视。
全省农业科学研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调整时期，全省每年都有不少科研成果问世，1962年，全省农作物优良品种有小麦太原567号、晋南1号、晋中4号等；棉花有运城3号、晋中200号、太原5号等；谷子有太原737号、长农1号、白母鸡嘴等。这些新品种在全省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并收到良好效果。太原567号和晋中4号等小麦优良品种具有抗锈病、抗倒伏、耐旱等特性，比各地原有品种增产30％。1963年以后，全省农业科研工作进一步加强，各项科研成果不断问世，全省在植树造林、培植草坡、改良盐碱地、水土保持、改进气象服务、实行多种经营方面都尽可能采用了科学技术。尤其是省农科院培育的高两新品种晋杂5号在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得到推广，播种面积达到1500万亩，占全国杂交高粱总面积的40％。这一品种还受到国外行家的青睐，朝鲜、菲律宾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均引进了这一品种。
在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农业科学技术得到普及和推广。山西省委指出：“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这是科学为生产服务的两个重要方面。只有作好技术推广工作，科学研究才能在农业生产中起到广泛的增产作用。”根据省委的要求，山西省科协、省农科院、山西农学院等单位陆续在全省开办170个研究基点，既进行科研，也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与此同时，各县的种子站、技术推广站、配种站、兽医站也发展很快。在有条件的地区还成立了基层科协，由专业人员、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组成“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小组，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工作。1965年，中共中央又提出：“科学种出是农业战线的一场革命。”《山西日报》在社论中也指出：“科学种田是农业生产战线上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过去种田主要是靠经验的，要变经验种田为科学种田。”由于山西省委的重视，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从1962年～1965年，全省2.8万多个村庄中，共成立起科学实验小组3.8万多个，参加人数有27万。全省还建立试验田36万亩，样板田3.8万亩，种子田250万亩。三者相加，占到全省总耕地面积的10％。
在普及和推广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山西重视人才的培养。1963年2月，《山西日报》就载文指出：“在一个识字的人很少，文化水平很低的地区，要想迅速地实现农业现代化，那是困难很大的。农业现代化的快慢，和农村科学文化水平的高低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山西省委要求，要进一步办好两农学院和其他农业中专，为农业生产培养更多的人才。此外，全省还开办640多所农业中学和农业班，积极培养具有一定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人才。仅1962年，全省农业中学就招生3.5万人，大部分人后来担任了本地的技术员，成为应用和传播科学技术的骨干。
当时的农村文化俱乐部、冬学及各种培训班也培养了不少农村科技人才。1964年6月，山两省委还下发文件，要求各地要重视农村业余科技文化教育，吸收科学、文化、教育部门的人员组成农村业余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农民开展文化活动和业余教育，尤其是培养农业技术人才。这一措施实行后，在农村形成了一定的学习氛围，使许多读书不多的农民接受了科学技术的启蒙。
科学技术不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转变。“科学种田”、“向科学要粮食”、“向科学要产量”的呼声越来越普遍。1963年3月，在全省贫下中农和农业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代表说，在一定条件下，“哪里科学实验搞得好，哪里的生产就搞得好”?因此，会议在给全省贫下中农的倡议书中就提出要学科学、用科学，依靠科技发展农业。
调整时期，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最突出地反映在劳动模范身上。许多劳动模范已不再完全像过去那样凭借简单的体力劳动而受人尊重，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占有很大比例。这些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存省委的引导和专家的帮助下，他们刻苦钻研，成为“知识型”的劳动模范。著名的有发明“棉花芽苗移栽法”的闻喜县农民吴吉昌，培育成功“马施江”、“落江白”等谷子新品种的武乡县农民杨振兴，总结出盐碱地治理经验的应县农民臧仓等一此外还涌现出了种麦能手王德合、种棉专家王继成、造林专家王海元、模范技术员李枝荣等。老劳模李顺达、郭玉恩、武侯梨也带领群众积极学习科学技术，发展了生产。
调整时期，在科学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由于积极开展了农业技术改造，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应用，全省的农业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落后的自然面貌也有所改善。1962年～1965年，全省农业绩生产稳步增长、粮食总产由37.5亿公斤增加到46.3亿公斤，增长23.6％；棉花总产由0.42亿公斤增加到1.08亿公斤，增长1.6倍；油料总产由0.24亿公斤，增长到0.46亿公斤，增长98.5％。1965年全省大牲畜为205万头，猪为338万头，羊为864万只，都比1962年有较大幅度增长，造林面积也增长较快，全省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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