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原
一、交通线的破坏是引发日军山西残留的起因
战争结束时，在山西省的日军第一军约5万9千人、蒙疆军一部约2万人(大同地区)、日本侨民约向第二战区阎锡山的晋军投降。随后，阎锡山将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第114师团长三浦三郎及其他十数名日军将官作为战犯嫌疑犯软禁起来。同时，山西省的八路军发动强大的攻势，破坏了境内的交通线、铁路、铁桥等，山西的日本侨民及日本军人陷入孤立，回国复员成为不可能。为了4万7千人的侨民回国和实现7万9千人的日本军人（日军第一军约5万9千人、大同地区蒙疆军一部约2万人）的复员，无论如何也需要恢复铁路以及防备遭受攻击的铁路警备。
负责解除日军武装的晋军势力很弱小，无法与强大的八路军势力相对峙，阎锡山希望能够借助日军的作战能力来帮助晋军，这与希望逃避战犯指控的日军第一军首脑的利害相符。于是就有了澄田发布“组成残留特务团”的第一军命令，强调“如果编成残留特务团，第一军主力的复员和侨民的回国运输马上就能实现”。
也就是说，日本的“残留特务团”是阎锡山与日军第一军首脑相互交易的产物，下级士兵们则纯粹是为了日本侨民的撤回而被利用。如果没有交通线遭到破坏之事，则下级士兵们也不会相信这些说法，事实上，在前期这些日本兵也的确执行的是这些任务。
二、残留部队是雇佣兵，是个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
残留部队的名称从铁路修理工作部队、特别任务团到保安大队不断改变，1947年7月这些残留日本军部队被合并在一起，作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编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此时，这些日本兵已经全部完成了撤侨的任务，复员的日本军人也已经回国，由于已经被日本军队除名，他们纯粹是作为阎锡山的雇佣兵留下来的。
尽管这些回国的山西残留日本兵从1990年起不断抗议，不断提出诉讼，但由于得不到日本厚生省的承认，始终没有拿到军人退休金。既然这些残留部队与旧日本军一样，为何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承认？时至今日，也没有找到日本官方支持这只残留部队的有关证据，所以，只能认为此事应为个人行为，非国家行为。在我们的宣传中所持的也是这个观点。
至于说到“十总队”的相关条例，由于没有既定的事实作为根据，例如，所说的“重建日本军的先遣部队”，这既不是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的职责范围，况且也没有得到日本军方高层的支持，只能算作是对下级士兵的欺骗宣传。
至于说到“这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为了‘复兴日本军国主义’而处心积虑有计划地保留的一支武装力量”，这种说法过于牵强，保留武装力量是阎锡山向软禁中的澄田睐四郎提出的，始作俑者是阎锡山，而日军第一军的高级军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战犯的指控，所有这些都与“复兴日本军国主义”毫无关系。
从很多文章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字眼，“在晋军的压力下，日军答应了阎锡山的要求”、“阎锡山虽派人到各部队游说，但日本官兵无动于衷”、“有的日本士兵受到上司威胁：不服从命令格杀勿论”，矛头都是指向阎锡山和几名日本军官，难道这就是“处心积虑的计划复兴日本军国主义”？
不明白，阁下为何非要与这些受到欺骗的残留日本兵保持同一个立场呢？切不能为了反日而反日，应该尊重历史事实。
三、在对待抑留日本兵认识上的双重标准
随着抗战的最后胜利，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马上就要面临另一场灾难，那就是骨肉相残的内战。于是，各方势力为了快速扩充自身的实力，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已经投降的日军。所采取的方式无外乎就是三种：1、聘请日军高官担任军事顾问，2、利用日军的战斗力以对抗敌方，3、利用日本兵来帮助建立自己的技术兵种。在这三种方式中，尤以最后一种人数规模为最多。
为了具有能够进行比较的相关性，只说后两种方式。二者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都是采取胁迫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具体做法就是：如果不听从，你的生命安全将得不到保证，尔后再允诺将能得到很好的待遇，并能在最后帮助其平安回国。
所不同的也是最有争议的是对这些日本人的利用方式，前者是利用日军的战斗力直接出现在战场前线，属直接方式，通俗称就是把他们当作“运动员”来使用。后一种方式是利用日本兵的技术来培训己方的士兵，即把他们当作“教练员”来使用，如炮兵、坦克兵、飞行员等。二者的方式虽有不同，但性质完全相同，最终都是投入到内战的战场上，要杀死的也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这也是这些日本兵“努力工作”的最后结果。
从危害性上来说，前者能够直接出现在战场上的日本兵人数最少，而对于后者，这些“教练员”训练出来的杀手在数量上要远远超出前者，因此，惨死在他们面前的同胞数量也最多。俗话讲“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些“教练员”们居功至伟，可惜的是，没有人去问，九泉之下的同胞是怎样的想法。
令人汗颜，最终的结局却是出现了两种说法，一是介入中国内战，屠杀和残害中国人民；另一个就是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我们友好的种子。说法虽有不同，但实质上都是杀中国人，只不过一个是直接杀人，另一个是间接杀人而已。
内战本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并没有什么值得可夸耀的。抛开党派之争，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上来重新审视这些往事，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历史扭曲，国运维艰，徒叹奈何，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再说说你提到的两段论的问题，因为当时你把这些日本人都看成是日本的现役军人，尤其是讲“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所以，既然是日军的军人，那么只能是护路撤侨阶段。当人们把它当作一段来论的时候，那就要落入正在积极翻案的日本残留兵的圈套了。
作者：猪宝
一、山西残留日军的目的是护侨护路吗？
沙原先生明确指出“日军滞留山西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交通线，以确保本国侨民的顺利撤出”。并由此指责共产党破坏交通阻止日侨撤出，也就是说，由于山西日军向阎锡山投降了，于是共产党恼羞成怒，拦在铁路上不让日侨回国，山西残留日军是由此原因建立起来的。
关于抗日军队是否有资格接收侵略军投降的问题，你我政见不同，不讨论也罢。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军队是采取过破坏交通、包围据点的办法要求日军投降，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装备。而山西日军第一军已向阎锡山投降，武器装备均归阎所有，共产党还去阻止其回国有何好处？且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国共双方均争相要求日军向其投降，日军或降国或降共，但解除武装后均可以被安全遣返，怎么山西就独独要由侵略军武装“护路”？
其实，山西交通线被坏的原因是内战。众所周知，山西是国共内战最早爆发的地区之一，1945年10月中共军队即和阎锡山部在上党交战，中共破坏交通线是阻止国民党运兵。其时华北大量地区交通均被破坏，国军1945年10月就以三个军来打通平汉路并被歼灭，当时华北的李宗仁、孙连仲为什么没有请日军武装护路？最后还是那句话：您见过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战胜侵略者之后，还主动请侵略者不解除武装、成建制留下保护侵略者侨民的？可见，山西残留日军不是为了护侨护路。
为什么会产生“护侨护路”这个借口呢？因为阎锡山滞留日军的行为引起了国、共、美“三人小组”的关注，。“三人小组”赴太原要求阎锡山督促日本军队回国。阎锡山一方面出自对“三人小组”的畏惧，第一次开动日军复员列车，将部分日军士兵遣送回国，从太原送到天津。另一方面，与日军联合抛出了“护侨护路”的谎言。实际上，“护侨护路”的谎言在日本都不被接受，所有参加“护侨护路”的山西残留日军都于1946年3月被日本军队除名，
那么，山西残留日军为什么要建立呢？直接原因就是为了介入中国内战。据山西残留日军的组织者和幸存者永富博道回忆：1945年9月，阎锡山约见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称“日本军队虽然失败了，但日本军队是优秀的军队，希望日军担任一部分保安任务。”经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同意，沙原先生所说的“山西铁道护路队”立即成立。１９４６年，阎锡山把日本人的铁道护路队重新编为“陆军暂编独立十总队”，下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总队长今村方策大佐。所以，“山西铁道护路队”和“陆军暂编独立十总队”只不过是两个名称的同一直侵略军而已。
我们再看看这支侵略军的组建者：
澄田睐四郎：阎锡山总顾问，1949年太原解放前逃回日本。以前是日军第一军司令，也曾是
著名的常德血战中的日军第39师团师团长。
河本大作： 阎锡山经济顾问，以前曾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与“九一八”。
元泉馨： 阎锡山“晋中野战军”副总司令，直接指挥第十总队，在晋中战役中兵败自
杀。以前是日军独立步兵第14旅团少将旅团长，14旅团是最早侵入中国关
内，参加“长城会战”的日军主力。
今村方策： 陆军暂编独立十总队总司令，太原战役中服毒自尽。这个日军大佐的哥哥就
是昆仑关战役中的日军第5师团长今村均。
面对这样一个“护侨护路”的阵容，让我无言以对。
第二，山西残留日军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
沙原先生说“随着本国侨民的逐步回国，日军残留兵也随之日益减少，直到1949年已经降为几百人。”给人的印象日军真的就在护路护侨，并逐步撤回国了。那我们来看看，山西日本兵当时做了些什么，又是怎么少下去的。
关于山西残留日军的人数，有2600—15000不等的数目，其原因是第十总队后期补入了部分阎锡山的士兵。日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时间，据永富博道回忆，他的部队1946年7月就参加了寿阳作战，1948年7月，晋中作战中，“十总队”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在祁县、平遥、太谷等地同徐向前部第十八兵团作战。根据日军1948年12月统计，晋中作战中，元泉磐、第1团团长小田切正南、第4团团长增田重之、第6团团长布川直平等战死，第3团团长住冈义一受伤被俘。第10总队上尉以上官佐损失161人，上尉以下官佐损失372人，士兵损失1126人，官兵总计1658人。太原战役中，日军防守太原东山、牛驼寨、杨家峪，兵败后今村方策服毒自尽，日军残留部队７００多人被打死，４００余人被俘。据日本自己统计，日军至少有五百五十人战死、七百多人被俘虏。（《山西残留的日本兵问题》）不知沙原先生去过山西吗？祁县、平遥、太谷等地都非日侨聚居地，东山、牛驼寨、杨家峪更非“交通线要地”，不知日军为何在为何要在那里“奋勇作战”？
沙原先生爱说题外话，又提出了解放军内的日籍人员问题。不错，内战中国共双方军中均有日籍人员。而解放军内从抗战起一直有日籍人员，其来源一是日共党员和“反战同盟”成员，一是日军投降后的少数医生、教员和技师。但解放军中对后一类日籍人员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必须是非武装人员。如华东野战军中的日籍医生，规定不得持有武装、有人监管、不得与部队战士交谈等，说得难听点，整个一劳动改造。这和山西残留日军这支成建制的武装部队可以相提并论吗？并且日军“每到一处就抢夺村庄里的粮食，若有抵抗就用刺刀或军刀屠杀村民，烧毁村庄，实行三光政策。”（《最后一支侵华日军的覆没》）。这都是山西残留日军老兵自己的坦白，沙原先生还要斥责我“任意加一些不存在的罪名”吗？
其实沙原先生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修正，前一贴说“日军滞留山西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交通线，以确保本国侨民的顺利撤出”，后来就说“前期和后期人数差异很大，任务也有很大的不同，前期是留用，后期是征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沙原先生也同意山西残留日军参加了中国内战。但沙原先生又说：“也请分清主导者是谁，责任人又是谁？是日本人还是阎锡山？”意思是山西残留日军的责任是中国人阎锡山，日军不过是一支雇佣军。
三、山西残留日军是雇佣军吗？
先看看山西残留日军是怎样组建的。
原残留兵永富博道说：担任山西省政治顾问的城野宏劝我说“是为了复兴日本而组建军队”（《最后一支侵华日军的覆没》），城野宏还写了一本《日本人的处境》的小册子进行宣传鼓动，他在书中写着，“为了使日本尽快恢复独立，完成日本的复兴，在希望美国占领军能够尽早撒退的同时，日本必须将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日本复兴的道路。我们留在山西暂时协助阎锡山，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留在山西的军队，将作为重建日本军的先遣部队，高举迅速复兴日本的旗帜而战！”原残留兵奥村和一也说，当时上级说，：“中队的三分之一要留下来，你必须留下。”（《读卖新闻》）。可见，山西残留日军虽然表面上是阎锡山为了内战而建的，但其实质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为了“复兴日本军国主义”而处心积虑有计划地保留的一支武装力量。
山西残留日军组成后，“每天早晨向东方叩首，遥拜皇居，进行各种仪式时，总要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这是一支雇佣军的所作所为吗？第十总队的《总队长训》、《总队部服务规定》写道：“总队是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本义，应成为东亚建设的基石。”还要怎样写得更明白些？
2000年《读卖新闻》曾报道：原日军残留兵组织“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议会”
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澄清他们是迫于上级命令而留下的真相，证明残留部队与旧日本军一样，是有明确目的的组织，不是雇佣兵集体。沙原先生如此博学，当可自荐为日本政府的辩护律师。
以上材料引自：
《山西残留的日本兵问题》、《最后一支侵华日军的覆没》、《保卫山西——日籍部队戡乱作战始末》（城野宏）、《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发给山西地区日本投降后日本官兵善后处理联络部的命令》、《山西地区日本投降官兵善后处理联络部接到命令后呈交给第二战区司令部阎锡山长官的报告书》、《民国时期山西史》
恭喜沙原先生向前迈出了一小步。以前沙原先生认定“日军滞留山西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交通线，以确保本国侨民的顺利撤出”，现在至少来了个二段论：即1947年7月前只是“护侨护路”，1947年7月组建第十总队后参与了中国内战。
那么就先看看1947年7月前残留日军是否参加了中国内战。1947年1月，日军残留部队组成的保安第八、第九总队和炮兵团加入赵承绶集团军，由平遥向汾孝挺进，参加了汾孝战役（《汾孝战役中的阎军第八总队》张寿芳、《赵承绶的三十三军参加汾孝战役经过》孟璧）。这究竟是主动出去参加中国内战还是沙原先生所谓“这些日本兵的确执行的是这些任务（护侨护路）”？再看些细节，残留老兵永富博道回忆中1946年7月的寿阳县景尚村战斗：“来景尚村时，共产党的军队正在黄土高坡的山谷里等待着我们。我们排成一列纵队向村庄行进着。”日军这是进攻态势还是“护侨护路”应有的守备态势？甚至连1947年7月第十总队的建立也是因内战的需要，“阳泉?寿阳会战使侵华留驻日军军心动摇。实际上进行指挥的少将元泉馨受到指责，说救援太慢了，与参谋岩田济一因此关系恶化，甚至连话也不讲。因此将留驻日军改编成阎军的第十独立总队，让今村方策任司令官，岩田济一任炮兵指挥处司令官。”（《最后一支侵华日军的覆没》）。所以说，“1947年7月前只是护侨护路”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沙原先生选择1947年7月是个分界线呢？因为他认为从那时起，残留日军“已被日本军队除名，他们纯粹是作为阎锡山的雇佣兵留下来的。”其实，残留日军被除名是发生在1946年3月，当时日俘遣返工作刚开始，照沙原先生的说法，正是需要“忠勇”的残留日军“护侨护路”的时候，日本政府怎么就把这支正在“护侨护路”的忠勇部队给除名了呢？这是因为在1946年3月，正是组建这支“护侨护路”部队的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等人，向当时的日本国会信誓旦旦地作证说，各部队已全员返回，在山西并无武装的日军士兵了。他们压根没有提及有这样一支“护侨护路”的忠勇皇军。为什么他们不敢提“护侨护路”？因为这个谎言已被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揭穿了，承认还有武装日军，必然会曝露日军有组织地参与中国内战、准备复兴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这在当时美军占领下的日本，非给绞死不可。既然组织者都指天发誓地否认了，日本国会当然乐得（或假装）相信了。于是，日本国会将当时已不在第一军编制的这些“护侨护路”部队列为“逃兵或自动离开”加以除名。可怜这些残留日军，当他们在上司命令下，为了“复兴皇国”重新拿起武器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逃兵或匪徒”了。
至于沙原先生认定残留日军“并无复兴日本军国主义”，我无话可说。一支有军国主义行动目标（“总队是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本义，应成为东亚建设的基石。”
《总队长训》）、每天有军国主义行动准备（“每天早晨向东方叩首，遥拜皇居，进行各种仪式时，总要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而与此同时，北平、上海、南京的日俘营已贴出了“打倒日本军阀”、“建设民主新日本”的标语），只是由于反法西斯民主阵营的强大，以至到覆灭时也未能实现其军国主义梦想的部队，把它定义为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为了‘复兴日本军国主义’而处心积虑有计划地保留的一支武装力量”，不知为何“这种说法过于牵强”？
沙原先生又认为没有找到“日本官方支持这只残留部队的有关证据”，所以就不能说这支军队是‘复兴日本军国主义’的。但请沙原先生想想：从皇姑屯、“九一八”、“一二八”到“七七”、“八一三”，哪次日本内阁甚至军部不对外宣称“事先不知情”？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抗日战争是“个人行为，非政府行为”？沙原先生质问我“为何非要与这些受到欺骗的残留日本兵保持同一个立场”，其实我只是认为这些当事人的话比较有参考价值，（我劝沙原先生看看城野宏这个军国主义分子、残军组建者的几篇文章：日本人的立场与祖国复兴、三人小组与特务团的伪装解散、大规模残留日军的组编）如果沙原先生也参加过这支残军，那我也会多参考您的话的。
说真心话，我非常赞同沙原先生的一句话“切不能为了反日而反日”，我很反感动辄“将日本人斩尽杀绝”的口号，但我也很反感因为对某个政党的敌意，就拼命美化侵略者和汉奸的做法。中华民族因为内讧而受辱于外强的历史太长了！
作者：沙原
我为什么反对山西日本残留兵的翻案行为
早在2000年，在世的原日军残留兵的组织“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议会”起诉日本政府，我们国内也有相关的报道。当我仔细查阅了日本《读卖新闻》在8月28日的新闻报道原文后，才发现我们国内的说法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我们的报道里，只是讲到这些残留日本兵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是“要求澄清他们是迫于上级命令而留下的真相”，根本没有提及诉讼的具体主体及直接目的。
事实上，这次诉讼的对象是日本的厚生省，其直接目的就是设法推翻日本厚生省于1956年以“不是现役军人”为由而作出的“不支付军人养老金”的决议，但据本人看来，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此。在原诉状上，这些日本兵声称他们是迫于命令、为了国家而留下的，其最终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在山西战死的日本兵以军事人员的身份进入靖国神社，并且还要国家承认，在1946年之后，他们仍然是英勇的帝国军人，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复兴。
当时，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在日本国会作证时说：山西的日本军人都已经复员回国，残留兵都是自愿留下的。不管是自愿，还是这些残留兵所认为的强迫，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他们已经不是日本的现役军人。
迫于这些残留兵的压力，日本国会在1956年做出了决议，允许在山西的战死者作为特别准军事人员（即非军事工作人员）移入靖国神社。根据战死者亲属的申请，在山西死亡的550～560人中的250～260人已经进入靖国神社受到祭祀。这次诉讼中要求澄清他们留下的真相，就是为了正名，使这些在山西的战死者也能够以军人的身份在靖国神社中受到拜祭。
在1999年，这些残留兵共50人就已经提起诉讼，要求得到军人退休金，但总务厅养老金局作出拒绝的裁定，其中的31人又提起异议诉讼，在2000年也被驳回。仍然不死心，他们还在继续不断提起不服申述请求，只不过随着这些残留兵一个一个的死去（年龄原因），人数也越来越少。
按照“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议会”会长藤田的说法：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的大部分还残留着一点点的人生，轻蔑这些为了国家献身的人们，对后代的教育是不利的，为了日本的将来，应该紧急处理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这些残留兵上蹿下跳，但始终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得势，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断抬头，这些残留兵的目的也有可能得以实现。在这里，我只是奉劝一句，不管日本如何作为，我们国人千万不能在这里推波助澜，助长这种军国主义的泛滥。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些残留兵的行为能够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那么，自今后，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在停战（抑或和平）时期，日本兵就可以理直气壮的私自参与各种军事冲突，其军国主义的势头就会受不到任何的节制而四处泛滥，这恐怕也不是国人所愿看到的吧。
顺便再多说几句，我也仔细看了你的帖子《最后一支侵华日军的覆没》的内容，表面上谴责日本侵华，但字里行间充满了翻案的气氛，并且还有很多的漏洞。
请看文章的结论“日本政府至今还不承认侵华日军在山西省留驻的事实，但那却是日本政府事务次官会议的决定，并向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回国的日本人发出了尽量留的指令，明明是将我们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却还在欺骗日本人民。不承认历史，想要忘记过去的人，从历史中什么都学不到！”
它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是制造一个谣言，说他们的残留是“日本政府事务次官会议的决定”，时至今日，包括日本的“全国山西省在留者团体协议会”都没有认可，况且当时“事务次官会议的决定”都已经解禁，根本就没有这个“尽量留的指令”，并且作者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可信证据，随口一说？
尔后，要求人们“承认历史”，就他文章本身而言，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承认他们在山西时仍然是现役军人，最终的目的也是想把那些在山西的战死者以军人的身份移入靖国神社来接受人们的拜祭，他个人也能拿到军人退休金，百年之后，他的家人也能自豪的说，先辈也是堂堂的帝国军人。其实作者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
况且，里面的漏洞也太多了，最明显的就是讲到“司令官今村方策服毒自杀”一事，还引用“他已经知道我们没有出路了”这样的话以示悲壮，其实在我们的报道里都可以体现出来，事实上，今村方策被俘后，是他亲身参加了与解放军的谈判，当时解放军也许诺到，他们将能得到人身安全，在谈判成功后，今村方策自杀，也就是说，今村方策是在安排好官兵的出路之后才自杀的，何时来了一个“他已经知道我们没有出路了”这样的话？难道谈判破裂，他们没有出路了？
有些似是而非的文章，应该用心去看，很多日本人的文章，打着谴责日本侵华的旗号，却在美化自己的军国主义行为，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政府，而自己没事一样，还要求政府为自己的所谓军人行为予以承认，可惜的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国人太没有警惕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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