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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审判日本战犯回顾


——访当年对日本战犯进行侦讯的参加者王石麟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了关押在太原的部分日本战犯,举世瞩目。今年76岁的原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处长王石麟老人,曾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日前,他回顾了当年的那段难忘历程。

  1951年1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发出《关于侦查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通知》。当时,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犯一千余名,除抚顺关押的969名外,在太原尚有日本投降后又参加蒋、阎集团的双重犯罪罪犯136名。为此,中央选调了300多名干部在北京进行培训,主要学习国际、国内有关法律、政策和侦查、犯罪对策等条例和知识,王石麟便是其中的一员。学习结束,王石麟参加了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随后,他被选入由东北工作团副主任井助国兼任组长的太原工作组来到山西,协助山西省日籍战犯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开展工作。

  王石麟回忆说,当时在太原关押的战犯中,有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顾问河本大作,此人曾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一度操纵和控制山西经济命脉;有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大野泰治;有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部警备课长、“资业局”第二课长、“北支那交通地志室”(通称富永机关)主事、蒋介石政府“国防部二厅北平电讯支台”副台长富永顺太郎;有原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

  侦讯工作从1952年6月正式开始,主要围绕提讯日本战犯和调查取证两方面进行。起初,不少战犯因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毒害很深,拒不认罪。特别是有警特身份的战犯,都有反侦查经验,调查难度更大。王石麟和工作组成员赵林面对的富永顺太郎就是典型之一。此人在侵华期间和日本投降后一直从事特务间谍活动,企图使用各种手段逃避自己的罪行。有时笼统认罪,但不讲具体犯罪事实,有时则沉默不语,有时则在证据面前避重就轻。但经过侦讯人员的全方位工作,他最终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富永顺太郎在后来的忏悔书中写到:“我服了审讯员,我的各种表演始终没有逃过他们敏锐的眼睛,每次提讯,总是开导教育,从无讽刺挖苦和逼供,促使我在交待问题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

  在太原收押的这些战犯,主要犯罪行为多发生在山西,犯罪情节令人发指。前日军大尉住冈义一在任机关枪教育队教官时,为了训练新兵,在太原市小东门外,将340名被俘人员分批集体屠杀,遇害者中有八路军干部和抗日大学分校的男女学生,他交待:“我对一位浑身沾血,发出憎恨的呻吟,随着呼吸吐出黑血的受害者,指给士兵说这里就是心脏,强迫一个不愿意刺杀的新兵去刺杀了。”

  前日军陆军大尉菊地修一曾参加了以八路军战俘作为催泪瓦斯毒气实验品的实验,前日军军医大尉汤浅谦如多次参加将战俘进行活体解剖的罪恶活动——这些战犯,无不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自1954年2月至1956年6月,经两年多时间的侦讯调查,既促使战犯们由认罪到服法,又为国家司法部门提起公诉,交付审判提供了大量人证物证。

  1956年夏,在侦查终结时,首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在押的次要和悔罪表现较好的120名日本战争罪犯宣布免予起诉,并于6月2日和7月18日两次在太原山西机械厂大礼堂举行大会宣布免予起诉决定。参加旁听的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居民和新闻单位代表1600余人。王石麟受命主持大会仪式,井助国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会上,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争罪犯,有感于自己罪恶深重,得到宽大处理,都是失声痛哭,并纷纷要求发言。泽口良明哭诉道:“我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爪牙,侵犯了中国神圣领土,残暴的对中国人民实行‘三光’政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日本投降后,我参加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军队,又一次拿起武器继续残害中国人民,而犯下双重罪行。我自感理应受到严处,但中国人民反而以宽大为怀,教育我重新做人,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寺本秀则哭泣着说:“我犯下了双重罪,却一贯受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进行诚恳的教育,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只要我生命尚在,就一定誓死为和平而奋斗,以实际行动向中国人民谢罪。”他们的发言,引起在场同犯们的共鸣。会后,给被免予起诉释放的人员,发放了新制服装、毛毯、皮鞋等。当晚,还在太原人民饭店开了联欢会。嗣后,交由中国红十字会遣送他们从天津分批乘日本“兴安丸”轮船归国。

  在这期间,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确定,在山西关押的将要起诉的有九名日本战争罪犯。遵照中央指示,当即抽调了部分侦讯人员赶到北京西郊卧佛寺集中,在那里为即将开庭公审撰写起诉书。王石麟负责起草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的起诉书。在此期间,多次聆听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指示。

  在起草起诉书时,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同志指示说:“写起诉书和写政论性文章不一样,罪犯的犯罪事实一定要具体的写,不要怕现象罗列,事实堆积。罪行罪责要叙述清楚,证据越确凿越好。”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起诉书着重写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罪证,起诉书书就后,又经过法律专家、文字专家的反复斟酌修改,然后才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呈周总理审定批准。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的起诉书,就是经过这样一些程序,最后由周总理用毛笔逐字逐句审阅批改的。可见,周总理对处理日本战争罪犯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1956年6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两案提起公诉,公开审理。特别军事法庭设在太原海子边大礼堂。参加旁听的有机关、部队、大中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代表4000余人。法庭经连续十天交叉审理,对九名日本战犯分别作出判决:判处富永顺太郎有期徒刑20年;城野宏有期徒刑18年。其他判有期徒刑的有:相臬圭二15年,菊地修一13年,永富博之13年,大野泰治13年,笠实11年,住冈义一11年,神野文吉8年。不久,这批判刑战犯便被移送东北抚顺战犯监狱收押服刑。

  回顾历史,王石麟老人对当前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掩盖历史真相、美化侵略罪行的行径十分愤慨。他说:“我曾参与调查其侵略罪行,耳闻目睹了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真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王永麟(左)与同事在关押日本战犯的管理所

 

设在太原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日本战犯

本文来源:网络;本文作者:孟中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8-0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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