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36年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的某些史实，党史界、军史界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相关的电视纪录片、专题片与研究者，众说纷坛，各执一词。笔者现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根据所见资料梳理考证，阐述看法，以求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
红一方面军什么时候开始东征
关于红一方面军何时开始东征，有的论者认为是“1936年1月”①;有的当事人回忆为“1936年2月4日”②;有的论者则认为是“1936年2月底”③。
笔者以为，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从酝酿、准备到实施有一个发展过程，应该对这个过程进行全面考察，才能对东征何时开始作出准确的界定。
1935年10月19日，历经磨砺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此时，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给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提出了一个重大、严峻的问题：党和红军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中国革命向何处发展？对此，毛泽东是这样回应的。他于1935年10月22日在吴起镇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陕甘支队（笔者按：即中央红军）自俄界出发已走了2000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了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黄河结冰后可向东发展④。毛泽东是中共和红军高层中第一位把发展战略视野投向山西的领导人。
但是，当时中共领导层中不少人对东征持有不同的看法。秦邦宪、王稼祥等人就对东征持有疑虑⑤。据此，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时论述了东征的意义和计划。经过讨论，会议最后接受毛泽东的主张，于当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17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2月中旬红军东征山西⑥。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为严守东征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2月12日红一方面军渡黄河前才在该部传达。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确定东渡黄河的时间为2月21日20时⑦。后来，随着渡河准备工作的快速进行，渡河时间有了变化。19日10时，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明日二十号黄昏开始渡河”⑧。同时，毛给彭德怀的电报说：“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⑨。20日14时，毛泽东、彭德怀给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并告毛泽民、叶剑英的电报再次强调渡河时间“一律从本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开始，不得先后参差”⑩。当天20时，红一军团在绥德县沟口，红十五军团在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东征战役由此打响。
另据当时在太原出版的《晋阳日报》报道，红军从陕北东渡黄河的时间也是1936年2月20日晚8时。因此笔者认为，红军东渡的时间应为1936年2月20日20时较为准确。
关于毛泽东进入和离开山西的时间问题
有的当事人回忆，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带领部队从清涧县的河口至延川县延水关一线东渡黄河。这位当事人还说，毛泽东、彭德怀于5月2日西渡黄河回到陕北苏区。但是，此说值得商榷。毛泽东其实是在1936年2月21日从河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此点，有多份文电可以证明。同日8时20分，毛泽东给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和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说：“我率20分队及特务连本日下午来河口渡河，请叶杨派人引导”。12时，毛又从河口电示杨立三，要求其安排红军东渡黄河的游击队与担架队、造船等项工作，并说“我由石牒镇向石楼前进”。
至于毛泽东离开山西西渡黄河的时间，可以从他1936年4月28日至5月5日的行踪中得出结论。鉴于国民党增兵山西，加之又在该省对红军作战采取堡垒主义，逐步向黄河东岸推进，毛泽东、彭德怀等人为避免与强敌决战，决定红一方面军回师陕北。4月28日20时，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周恩来和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以及叶剑英、杨尚昆：“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我军决西渡，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渡河时机、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分，另命令定之。”21时，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东面的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连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关于西渡黄河的部署，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张闻天、周恩来：“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先渡，五月三号前渡完”。“我们即赴清水关指挥渡河”。5月2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西渡黄河的命令。同日19时，毛泽东发出关于《部队渡河时间及次序》的指示。3日，毛泽东在关山指挥红一方面军渡河。5日凌晨毛泽东在黄河东岸的永和县关山召见时任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的李志民，要求他率领部队在回渡以前检查先头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提出这次红军西渡黄河不让敌军捡去任何丢落的物品。当天，红一方面军除掩护部队外，全部返回陕北。毛泽东带着一部电台和少数随行人员，在河东指挥全军渡河到最后。同日，毛泽东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和《十天工作方针》。
红军围攻浮山县城时，该县县长是否出城与红军见面
有的电视专题片称，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围攻浮山县城时，该县县长曾从城楼上吊下到城外，与围攻部队的领导人见面，乞求红军不要攻城。
此点仍有商榷之处。有资料显示，当时浮山县长并没有到城外，而是在城楼上向攻城的红军部队发出“不要攻城”的乞求。具体情况是：1936年3月28日至29日，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率领第十一团包围了浮山县城，但县城城墙又高且厚，易守难攻。彭雪枫向第十一团团长罗开柱和政委李志民提出用智取的办法达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的目的。他说：“一方面做好武力攻城的准备，同时大造舆论，主攻其心，使其惊慌，取而胜之。”全团遂按照彭雪枫的要求分头行动：罗开柱带领部队赶挖地道，准备攻破城墙，并扎制云梯，打算登上城墙攻上城楼。彭雪枫拟写布告和标语，李志民和宣传队抄写，分赴城外四周村庄张贴和散发，召开演讲会、群众会，向广大民众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号召民众支援红军攻克浮山县城，以此大造攻城舆论。他们利用夜深人静时向城内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喊话，用弓箭发射给浮山县县长公开信，发出攻城的“最后通牒”。在红军兵临城下的态势和强大政治攻势面前，浮山县县长不得不到城楼上向站在城外的彭雪枫、李志民等人鞠躬作揖，请求红军“莫动干戈，鄙人愿为贵军效劳”。李志民代表红军向其提出筹款大洋5000元，土布300匹的要求。该县长当即满口允诺。不到3天就如数将款项和布匹从城楼上用绳索坠下城外交给红十一团。红十一团还在浮山扩红六七百人。红十一团不费一枪一弹，胜利完成任务，满载而归。
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在山西转战的县份有多少
涉及红军东征山西的不少著述都认为红军“转战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笔者在研究红军东征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研。查阅当时电报、文件和信函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和地方志，走访当事人，分别统计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和方面军直属队经过的县份。由此认为上述说法把红军转战多少县的数目大大减少了。依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和根据调研的结果，红一军团转战的县份有：中阳、石楼、隰县、汾西、孝义、汾阳、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曲沃、襄陵、汾城、翼城、蒲县、闻喜、乡宁、新绛、稷山、河津、吉县、大宁、永和等25个县。红十五军团转战的县份有：石楼、隰县、中阳、孝义、介休、汾阳、平遥、文水、交城、静乐、太原、岚县、岢岚、保德、兴县、方山、临县、离石、蒲县、永和等20个县。红二十八军转战的县份有：兴县、临县、中阳、方山、隰县、石楼、永和等7个县。红三十军转战的县份有：中阳、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汾西等7个县。方面军直属队转战的县份有：石楼、中阳、孝义、隰县、灵石、永和等6个县。
除去重复转战的县份，红军转战的县份实际上有：石楼、中阳、离石、隰县、孝义、汾阳、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曲沃、襄陵、汾城、翼城、闻喜、新绛、稷山、河津、乡宁、蒲县、汾西、大宁、吉县、永和、平遥、介休、文水、交城、静乐、太原、岚县、岢岚、保德、兴县、方山、临县等38个县。
注释：
①《中共党史文献年刊1982》，第23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
②《叶子龙回忆录》，第26页、第24页、第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③《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0日第9版。
④《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8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⑤《王稼祥年谱一九六——一九七四》，第1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4页，中央文献出社1998年2月版。
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444页、第450页、第52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⑧《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
⑨《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军事斗争》,第1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⑩《红军东征》［上］，第88页、第426页、第42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一军团、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过河后的军事部署》1936年2月21日8时20分。
《为稳固计决定西渡和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1936年4月28日21时。
《关于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西渡黄河的部署》，1936年4月28日21时。
《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1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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