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九三年来过大同，但无缘拜谒大佛。那时，我正在做进出口贸易，整日里风风火火，踌躇满志，满脑子出口创汇，对于人文景观不屑一顾。此次来到山西工作后，感慨于三晋大地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对于云冈石窟景仰已久，早已神往，终于在两周前成行。
回来之后，迟迟不敢写诸于文字。因为，云冈所表现石刻艺术如此辉煌，佛教的力量如此博大，而本人对于佛教和成就石窟的北魏历史知之甚少，自然心虚得很。于是，只好买了一堆相关书籍，狂补一番，方敢写点感想。
一、云冈石窟的几个看点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大同火车站有直达公交车，交通很方便。
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计1100多个大小神龛，51000余尊大小造像，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最小的佛像2公分，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昙曜五窟”，为编号十六至第十八窟，均为大型石佛，高度13米至17米不等，据说五尊佛分别代表北魏前期的五个皇帝，属于云冈石窟的开山之作。其特点是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第二十窟大佛是其代表作，被誉为云冈石窟的外交官。该佛面容丰满端庄，神态安祥，据说其象征着笃信佛教、支持开凿云冈石窟的文成皇帝。
二是北魏中期皇家组织的佛窟制作，以云冈第五、六窟为杰出代表。该窟系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约在公元465——494年开凿的一系列石窟。庙前有清顺治八年（1651）建造的五间四层木楼阁，朱红柱栏，琉璃瓦顶，颇为壮观。二期石窟的雕塑特点是奢华、繁琐，佛教雕刻遍布全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第三部分属于后期民间雕塑的石窟，规模及艺术性相对较差，保存得也不完整，没有太多的可看之处。
二、对于北魏历史的感慨
来到云冈石窟，我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建如此规模的石窟？咨询导游，其解释无非是因为统治阶级利用佛教来加强其统治地位，或者解释说皇帝信佛，但终不能让人信服。后来专门翻阅了有关南北朝的历史书籍，又认真学习了有关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有关资料，才算有一点明白。
北魏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此阶段的历史，我感觉中华儿女似乎不愿多讲，不像说汉唐盛世的自豪，何哉？此段历史的汉民族实在荒唐！
三国后期，曹操后人终于灭了蜀国，建立魏王朝；但时间不长，司马氏就弑君篡位，建立晋朝。晋朝的皇帝都是短命的，似乎是遗传基因有问题，荒唐透顶，致使国家大乱，先后有十六个地区宣布独立，自号皇帝，史称“五胡十六国”。晋家王朝只好退缩到长江以南的建康（扬州一带），史称东晋。世袭的皇帝依然昏庸，对于风起云涌的反叛和入侵束手无策，此时就又出现了一个叫刘裕的平民英雄，从军、打仗、立功、封官、封爵，最后成为可以决定晋王朝生死的人物。到刘裕晚年，抵制不了做皇帝的诱惑，暗示手下逼迫小皇帝禅位，自己做了皇帝，建立刘宋王朝。
大概还是由于遗传原因，其接班人又都昏庸无比、荒淫无比，最后刘宋江山又被一个叫萧道成的大臣轻易夺取，建立齐王朝。之后，类似的故事又多次发生，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最后出现了杨坚，建立了隋朝，才算是国家统一。(隋朝也是一个短命王朝)。每次政权更迭之际，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杀戮和战争，一有战乱，就意味着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所以，南朝的政治和经济，应是非常糟糕的。
在南方汉民族的统治者走马灯似政权更迭之际，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首领拓拔圭建立的北魏王朝，却一直稳定发展，逐步把北方其它国家吞并，占据了中国近四分之三的版图。由于北魏属于“夷狄之邦”，正统历史书籍给其笔墨自然不多，但可以想象，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要好于汉人统治的南方。
史书记载，拓跋氏重用汉人，要求所有的官员着汉服，说汉话，遵循汉朝礼仪，推崇儒家学说，因此，其文化进步很快，完全融入汉民族文化。这一点，比清王朝看起来还要汉化。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虽然北魏王朝也遭遇过奸臣弑君，残害忠良的故事，但比南朝的昏庸要少得多。
到北魏文成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改革和发展，只是没有做荒唐事而已，史书记载：“经五六年，大治”，国泰民安，百姓富庶，国力应该也不错。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只要一个朝代有五十年的稳定，不要出昏君，不要做过于荒唐的事，中国就可以出现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但可惜的是，这样的时代太少了！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没有错，大部分管理体系也没有错，只是国家领导的继承制度有问题，所以致使中国几千年来，动乱迭起，涌现昏君无数，明君寥寥。悲哉！
文成帝天性善良，笃信佛教，不耐烦治理国家，发自内心想禅让皇位。后经大臣们劝解，才做了太上皇，把皇位传给二岁的儿子，自己和僧人们一起拜佛念经去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代著名的高僧昙曜申请：“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自然会得到皇家的支持。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云冈石窟。特别要说明的是，大同，古称平城，是北魏、及后来辽、金的都城，曾经很是繁华。
再看看中国的佛教历史。东汉时期的明帝因“梦西方有金人在金銮殿飞翔”，故派蔡愔、秦景等十八人到西方请佛，居然几经周折摸到印度，并请来两个印度僧人携带经书、佛像来到洛阳。明帝大喜，特建白马寺专门用于接待印度僧人，这就是中国寺庙的由来。但在当时，由于语言和宣导问题，信佛的人并不多，只是在一些王公大臣之间有一些活动。
两晋乱世在政治上虽然昏暗，但佛教事业开始有了大的发展，甚至有官办的佛经翻译场所。五胡十六国战乱纷起，各国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麻痹老百姓的心灵，大都提倡佛教，甚至把高僧当作国宝，不惜发动战争来争夺高僧“人才”。
其间也涌现出鸠摩罗什、释道安等佛教高僧，佛教经书的翻译和传播空前繁荣。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后，集全国佛教人才之大成，再加之政治稳定、皇帝信佛，中国佛教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有今天的云岗、龙门和敦煌。
可惜啊！虽然现在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但是佛教在中国却进入了一个末法时代。国家尽管花了很多资金做了维护和修缮工作，但时代似乎不会再出现象鸠摩罗什、释道安、昙曜那样的高僧了。
三、对佛像艺术的赞叹
云冈石窟以气势宏伟，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著称于世。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这样描述它：“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应是当时石窟盛景的真实写照。
今天看来，云冈石窟所在的山体属于砂岩结构，类似于沙粒和水泥的结合物，石质松脆、不细腻。在这样的石质雕刻，难度很大，稍不留意，就会破形。
当你仰望十几米高的巨佛，想象当时的工匠先把山体切成立体平面，然后在上部开凿一个洞，然后自上而下，一点一点往下雕琢，过程始终不用脚手架，在当时的采光和数学条件下，能够不失比例地雕塑出如此精美的佛像，实属鬼斧神工。对此成就，只有一个解释：所有工匠“心中有佛”。
几尊大佛各有特点，但是其表情大都是面带微笑，神态安详，与我们在其他寺庙里所见的佛像大不相同。凝望着大佛，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似乎我们凡人的烦恼和快乐，在大佛的凝视下，似乎都化为安详的微笑。曾经有一个台湾雕塑家在大佛前驻足良久，发出“云冈石窟，不见你死不瞑目！”的感慨。凡是去过云冈石窟的人，应该都能够理解这种感慨。
在云冈石窟的二期工程中，雕塑艺术更加成熟，不但大佛的雕塑比例更加匀称，细节也更加奢华、繁琐。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
第五窟为椭圆形草庐形式，分前后室。后室北壁本尊为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为云冈最大的佛像，外部经唐代泥塑重装，窟内满雕佛龛造像。窟西侧刻有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
第六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二层方形塔往，高约14米，塔柱上雕有四方佛，上面四角各有一座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窟四壁满雕佛、菩萨、罗汉、飞天等造像。窟顶有三十三诸天及各种骑乘，令人目不暇接。环绕塔柱四面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刻有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内容连贯，构图精巧。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内容丰富，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八窟，俗称音乐佛。该窟的壁与窟顶相接处雕一排伎乐人像，各执乐器演奏，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乐器演奏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在形制、内容、造像构成、题材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从中折射出北魏社会的开放、繁荣。
四、感谢蓬比杜总统
在参观云冈石窟的时候，我特意仔细拜读了“云冈石窟修复展”。从展览的图片可知，云冈石窟在19973年之前是何等的惨不忍睹！云冈石窟的修复，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参观关系密切。
1973年9月，应中国政府之邀，蓬皮杜总统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成为西欧国家第一位访华的在任国家元首。令人感动的是，蓬皮杜此次访华时已身患癌症，而同样饱受癌症晚期之苦的周总理亲自对接待工作进行周密安排，全程陪同。不知何种原因，也许是他本人对艺术的挚爱，蓬皮杜总统提出要参观云冈石窟，于是周总理陪伴蓬皮杜总统，一起来到云冈。
从当时的资料照片来看，云冈石窟当时已经破损不堪，满目疮痍。我猜想，周总理和陪同的各级官员恐怕很尴尬。据说，当时蓬皮杜总统提出他自己出钱修缮云冈石窟，被周总理婉拒，并很快给山西省政府拨款100万元，责令在3年时间内，修复云冈石窟。从此，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才进入政府的议事议程，才有今天云冈石窟的申办“世界文化遗产”成就。
蓬皮杜总统回国后，多次感言称，周恩来是他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位。
最近，我又拜谒了运城的永乐宫。为保护永乐宫道教文化的巨型壁画，周总理拨款200万元，在1959年至1964年间，将永乐宫整体迁移到22公里处的芮城，创造文物古迹整体搬迁的奇迹！
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此举非常不易！至此，不由得缅怀周总理。
阿东 200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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