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汾河就是三晋人民的母亲河。
中国的地图像一只雄鸡，山西的地图像一片桑叶。这片桑叶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你看，东西两边分别是突起的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中间是贯穿南北的汾河盆地。汾河就像桑叶中间的叶柄，晋水、潇河、文峪河、昌源河、胜水(洪山)、霍泉、古碓泉、浍河等等河流与泉水就像桑叶的支柄，抽取了这个叶柄，这片桑叶就会散落一片，不成形状。或者可以说，汾河就像大运高速公路、同蒲铁路一样是山西的大动脉，山西的兴衰起落，与这根大动脉的跃动节奏密切相关。
汾河发源于晋西北宁武县管涔山。流域包括忻州、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6个市41个县，全长700多公里，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流域内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1％。这样一条重要的河流对山西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有句古语叫“黄河清，圣人出”，说的是黄河安澜，必有伟人出世；反过来说，是伟人必然治理黄河。我把这句话套用在山西，叫做“汾河清，山西盛”。
这里就是要谈汾河与山西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唐宋以前汾水大而清
三晋强而盛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大河流域往往是文明的发祥地。我们常说，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汾河中下游地区则是三晋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大量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石器时代山西最有名的考古发现是距今16——20万年的丁村文化。丁村就坐落在襄汾县汾河左岸，从这里发现的大量动物、尤其是鱼类动物可以作出判断，那个时候汾河的水流量要比现在大得多，是一个雨量充沛、温暖湿润的草原森林环境，大致与今天的汉水流域自然环境相似。
传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之后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台骀，台骀就是一位疏导汾水，治理水患的英雄，后来人们称他为汾水之神，至今晋祠、汾阳、侯马等地仍有台骀庙，各地也有许多有关台骀的传说。
之后是三位递相禅让的圣王尧舜禹，尧都平阳(临汾)、舜都蒲坂(永济)、禹都安邑(夏县)。尧舜禹三代活动的范围以山西为中心，他们最大的功绩就是对洪水、包括对汾水的治理，都与治水有不解之缘，至今历史的遗迹和传说仍然很多。
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社会——夏朝。之后的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奴隶社会，山西是很重要的活动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境内的晋国突起。此时诸侯纷争，合纵连横，纷纷扰扰，但也有通过外交手段和婚姻关系的一段“秦晋之好”。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向一河之隔的秦国求援，秦穆公发动“泛舟之役”，派运送粮食的船队经渭河、汾河直抵晋国首都。
公元前454年，智伯与韩、赵、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全部领地，进而智伯又索地韩、赵、魏。韩、魏惧怕，唯赵襄子不肯割地给智伯，于是，智伯又联合韩、魏攻赵。赵襄子走保晋阳，三家围晋阳，岁余而不下。次年(公元前453年)，智氏引汾水晋水灌晋阳(周长5里)，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史记·赵世家》)，赵襄子派人潜出与韩、魏媾和，韩、魏发动政变杀死智氏解晋阳之围，三家三分智氏领地，是为“三家分晋”。
秦汉时期，首都建在长安(今西安)，晋西南地区属于河东郡。当时，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南、河内为“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史记·货殖列传》)，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刘彻率领群臣到河东郡汾阴县(万荣)祭祀后土，途中传来南征将士的捷报，即把当地改名为闻喜，沿用至今。时值秋季，秋风送爽，鸿雁南归，汉武帝坐楼船泛舟汾河，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了千古绝调《秋风辞》。
汉武帝坐的“楼船”，应该至少是两层的大船，从渭河溯汾河而上到汾阴县的后土祠(今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祭祀，据载一共有八次。“泛楼船”“扬素波”，说明当年汾水是大而清的。
隋唐大统一时期，山西一直是全国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政治军事中心。隋文帝置河北道于晋阳，最高长官尚书令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唐开国皇帝李渊起兵并州，太原是唐朝的发祥地，也是唐朝的北都(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隋唐时代，汾河的发源地水量很大，风景秀丽。隋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杨广北游在汾源天池边修建宏伟华丽的汾阳宫，十一年(615年)第二次再来避暑游猎，随从内史侍郎薛道衡即兴赋诗，有《随驾天池应诏》曰：“曲浦腾烟雾，深浪骇惊蛎(蚝，牡蛎)”，是一派烟雾缭绕，水深浪大的景色。
唐代汾河水量很大。唐玄宗开元22年(734年)，为解决首都长安粮食转运问题，玄宗接受主管漕运大臣裴耀卿“兼河槽，变陆为水，沿河设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的建议，大批粮食“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谓之北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河东节度使马燧决汾河水环绕晋阳东城，并在沿岸修建许多池沼，植柳树加固堤防。后来，宋代陈佐尧做并州知州，又在汾河岸边引汾水潴湖泊，沿河环湖种植柳树数万，海棠、梨树布满沿岸，时人叫做“柳溪”，元代有诗“翠岩亭下问棠梨，上客同舟过柳溪”。上世纪80年代，太原市将附近一条街道命名为“柳溪街”，并修建了“柳溪公园”(今旱西关新建北路西侧)。那时汾河两岸的风景不会比今天差，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唐“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衰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又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混乱时代。五代三个由沙陀人建立的小朝廷(后唐、后晋、后汉)均以太原府为根据地，进而夺取黄河流域的大部分。晋阳城在这个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王朝在完成统一的事业中，晋阳是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北汉的城堡。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宋军打败北汉军队在太原城下，征集附近数县几万壮丁在汾河筑长堤堵水，又决晋水注入汾河灌晋阳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皇帝亲率大军进攻北汉，再一次堵塞汾水和晋水灌古晋阳城，北汉主刘继元出城投降，晋阳城再次被毁坏。这是春秋战国时代智伯引汾水、晋水灌晋阳城后，事隔近一个半世纪后的再灌晋阳城。从此，旧晋阳城失而新晋阳城出，新晋阳城就是我们现在的太原城迎泽区、杏花岭区一带。
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南移，山西不再是割据中心，它在全国的地位显然不能与之前同日而语。巧合的是，山西的中心首府旧晋阳城也在宋统一的过程中彻底毁坏。还有一个巧合就是，之前能够航行楼船和运送粮食船只的汾河水量开始明显减少，而且是每况愈下。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明清以来汾水浊而小
沿线争水激烈
宋以后是金元时代。这个时期，山西是华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加上元末明初风调雨顺，没有受到很大的战乱影响，而中原地区战后一派萧条，人口亡失严重。所以到明初山西出现了一个影响全国的事件——大槐树移民浪潮。
元末明初是山西历史发展的一个关节点，也是人口发展的关节点。明初，山西人口总数403万余，相等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大移民，才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世代相传，延绵神州的民谣。可以说，“大槐树移民”是山西人口膨胀的明显信号。之后，清代、民国一路起伏上升，光绪初年大灾前全省人口达到1640余万
(现全省约3400万)，是近代山西人口增长的最高峰，这个数字比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所得1431余万还要多出200万。
大量人口的繁衍滋生，需要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土地的开发，先是河谷平原，继而山地丘陵，再迸发到人烟稀少的林区边地，成千上万成群结队的民众为了维持生计而垦荒造田，成为一种不能遏止的移民浪潮。
明初是山西历史上土地大开发时期，也是森林遭到最为剧烈破坏的时期。为了抵御北部蒙古族的侵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实行“九边屯垦”，民屯、军屯、商屯一起上。而且，有明一代，自“蒙古入居套内(河套以南，原在阴山以北)，其后边患频仍”，军事斗争一直没有停下来。明朝采取防御战略，不断加固长城，不断修筑城堡；长城是越修越长，城堡是越筑越多；对森林的破坏也就越来越大。汾河发源地管涔山地处边地，正是军事斗争最剧烈的地方。当时，宁武曾作为外三关镇(偏头、宁武、雁门)总兵的所在地，附近设有许多卫所，粗略估计常年驻军、加上家属在5万人以上。5万多军民在此生活、打仗200多年，他们要吃、要住、要烧、要砍，而且有“不法之徒”伐木致富，这是管涔山森林毁坏最严重的时期。大量史料可以说明这一点：“洪武初，元裔盘踞于苛岚山，山木砍伐殆尽，道路四达”(康基田：《晋乘搜略》）。
“自成化(1465年)年来，京内俗奢侈，官民之家争起宅第，木值价贵。所以大同、宣府视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伐木。往往雇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中间镇守、分守等官员，或徼富而起淫祠，或贻后而起宅第，或馈送亲戚势要，动辄私役军户，入山砍木，牛拖人拽……其本处取用者不知几何，贩运至京师者，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马文升(山西都御史)：《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疏》《明经世文编》卷63）。
清代的情况并不比明代好。清初统一全国后，出现了人口猛增的态势。管涔山所属区域五方杂处，放火烧山，滥砍滥伐，毫无停歇。对山西森林很有研究的翟旺先生的研究表明，管涔山地区森林覆盖面积在宋代大约在60％；元末是40％；明末一下降到15％；清末降到10％。明代确实是一个关节点。
汾河分为三段，上游自管涔山发源地到太原；自太原北郊上兰村烈石口出山直到灵石口(谚有“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为中游；灵石口以下为下游。管涔山上游地区如此，我们再看看中游的太原地区。其实和上游是大同小异，趋势是一样的。这里只以太原西山而论。
西山就是太原西面的山，晋祠背后大大小小的山峰，各山之间叫做“峪”，太原历来有“西山九峪”的说法。其实，这一带是西山的前山区，后山区就是古交、娄烦一带的山区。我们就说前山区。翟先生的研究说，北宋初年，晋祠一带西山仍有大片基本相连的森林；明末除个别风景名胜区有少许杂林或散生树木外，基本被摧毁净尽；清末是森林消亡，灌草残败。
事实确实如此。明初，朱元璋封他的24个儿子为亲王，第三子封为晋王在太原，晋祠一带成为明初军屯和晋王府的中心地带。现在，当地还有“九营十八寨”的说法，古城营、五府营、小站营、马圈屯、古寨、西寨等都与军屯直接相关。按明代军队编制，太原驻军屯田数和军户都在2万以上，2万人就是当时太原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另外，明初大槐树移民，也有大量人口从晋南移居晋祠一带，现在的王家庄、南堰村、吴家堡村、三家村、闫家峪、疙瘩村、大元、田村传说最早的居民都来自大槐树移民。这么多人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涌入，人口的压力非常沉重。如此，军户与民人，移民与土著激烈争夺土地成为必然，上山垦荒，上山开矿也成为必然。
毗邻晋祠的赤桥村有一位文人刘大鹏，晚年亦儒亦商，曾亲自在柳子峪经营煤窑，并撰有《柳子峪志》，统计柳子峪总共大小煤窑、矾场就有110多个，真是星罗棋布漫山遍野。这样一种滥开滥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刘大鹏说，到民国时代，柳子峪里的槐树沟已树木稀少，木林沟是“昔日成林今不林”，整个西山一带也是“有草无树，草亦不繁”的童山秃岭画面。
水资源的丰沛与稀少和森林植被密切相关，这是生态学上的一个基本的常识，也是被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的事实。森林植被的减少或破坏，除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因素之外，人为的力量也不能小瞧。上述事实说明，明代以来，山西地区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对森林植被的人为破坏也很严重，其结果之一就是汾河及其支流的水量也在不断减少。
汾河的水情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唐代以前不仅水量很大，而且清澈。时人有“汾河波亦清”“汾水碧依依”的诗句。那时，太原以下可以通行运载粮食的大船；宋初水量仍未减少，要不不会有水淹晋阳城的史实；金元时代已清澈不在，开始浑浊，并有灾情；明代开始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已经成为水利不大的害河，水量也明显减少，明代有诗“太行山西浊汾流”的诗句。襄汾以北河段已经“舟辑不敢行”，有诗感叹“楼船萧鼓今何在”；清代灾害更烈，中上游段仅能乘山洪爆发漂流一些椽筏，下游新绛以下只可通木筏，其余皆不通舟楫。
至于谈到明清山西的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历史，山西在全国的地位已英雄不再。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中心在沿海，西方东渐的过程非常缓慢。这个时期最为山西人称道的就是晋商的崛起和发展。但是，我们要清楚，晋商崛起的外部原因是明朝对蒙古的战争，而它深层的内部原因仍然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州县志书有关的记载比比皆是：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
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稠，田不足耕也。”
晋商就是在省内这样严重的人口压力之下走向四方的。明代以来，山西人口压力沉重，一部分人垦荒造地，一部分出外经商，不能只看到商人而看不到农人。其实，晋商也十分艰难，他们呼朋引类，背井离乡，受人欺侮，孤寂万般，客死他乡，甚至死不见尸首，也是一种为了基本生计的谋生行为。还有，晋商大量的钱财用于置地建宅，或者就是藏富于窟，没有能够投资新兴的工商业。所以，商人虽有钱，但山西没发展。这里不是要否定晋商的辉煌和它的贡献，只是说不要过分地夸大它的作用。
进入民国以后，晋商无奈地衰落了。这一时期，由于战事不断，政区多变，汾河发源地管涔山森林的乱砍滥伐十分严重。
民国初年，仅宁武县就有专门的木场20多家，木场向山主包买森林，木场、山主都能获取巨额利润，估计每年要砍伐上百万株大树。这些木场的木材远销内蒙古、河北及本省各地。1934年开始，修筑北同蒲铁路，需要大量枕木，铁路特意绕道宁武境内，对森林大肆砍伐，共取大木40万株；1938年宁武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专门设立木场，工人最多时有几千人，同时铺设从宁武城到芦芽山的铁路，对林区腹地进行大规模砍伐，盗走木材约4、5万立方米(按每立方米7棵大树计算，大约31万棵)，成片的山林成为秃林。汾河水源已有贫乏之虞。
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长，汾河的水量在不断地减少，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汾河沿线、包括各主要支流争水的纠纷不断升级。
从现有文献来看，唐宋时期山西地区既有水案发生，但那只是局部性的。明清以来，因引用汾水及其他河湖泉水而导致的“水案”几乎遍及全省各地。汾河中游自太原以下，诸凡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临汾、襄汾、新绛、河津均在此列；汾水、晋水、胜水(洪山)、霍泉、龙祠泉水、古碓泉水都成为激烈争夺的对象。从同村同渠之间，到渠与渠、村与村、县与县、甚至数十村、数县之间，各类水案层出不穷，数不胜数。流经赵城、洪洞、临汾三县18村，引汾河水浇灌田地的通利渠，自明清直到民国时代争水日趋激烈，连年不断。《洪洞县水利志补》说：“小者关乎数村，大者联于异县，使灌稍有不均，或有背其习惯以自利者，则千百之众群起以相争。同渠者，村与村争；异渠者，渠与渠争。联袂攘臂，数十百人相率而叫嚣于公庭者，踵相接焉。”“罗刀茅，执器械，俨然如临大敌，必死伤相当而后已。”这种情况下，因争水而导致的命案也是屡见不鲜。
山西各地有许多有关“水母娘娘”“三七分水”“跳油锅捞铜钱”的传说，其背后都有争水的故事。就是争夺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晋祠主神三易其位，先是唐叔虞(战国)、继则圣母(宋代)、后又水母娘娘(明代)，水母娘娘就是一个完全臆造出来的“村庄神”(金胜村，北河末端)，而她却受到流域民人最隆重的祭奠(农历六月初一到七月五日晋祠庙会)。“跳油锅捞铜钱”说的是北河花塔村张郎捞得七枚铜钱争得七份水权的故事。这类传说流传数百年，至今仍然延绵不息。
总之，明清以来，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汾河沿线的森林植被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汾河及其支流的流量逐渐减少，各地争水的水案不断升级，水资源的紧张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50年来的汾河治理及其现状
“河清海晏”是中国历代政治家追求的政治目标，诗有“河清海晏不难睹，我皇已上升平基”。山西大规模、有计划的治汾是1958年7月汾河水库的动工兴建。这项工程一直到1961年5月竣工，历时两年十个月，总投资4762万元，投工850万个工日。最初，这座水库库容7亿立方米，相等于13个十三陵水库。它为太原地区的城市用水和土地的灌溉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由于水库截流，下游水量大减，甚至河道干涸。
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汾河流域水库大坝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现在仅中游就有位于上兰村的一坝、位于清徐的二坝、位于平遥的三坝。其他的干渠、支渠、电灌站、水井不知凡几。水库大坝建设的目的就是拦流截水，一坝地区的问题解决了，下游没水，再建二坝、三坝，如此循环，破坏了原有的水系，破坏了原有的生态。
上世纪70年代后，太原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汾河在缺水的同时又增加了污染。煤炭的开采，把地下打得千疮百孔，形成了数不清的漏斗地形，宝贵的地下水加速度流失，地表更加干旱。大量高耗水工业的兴起，导致用水更加紧张。
晋水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60年春，太原氮肥厂开始投产，晋祠泉水第一次大量用于工业生产而影响农业生产，当年流域粮食即减产91万斤。1962年，氮肥厂在晋祠附近打7眼深井开始抽水，晋水流量进一步减少。1972年，善利、鱼沼二泉干涸。上世纪70年代后期，清徐三个自流井启用，又一次严重影响晋水流量。1993年，难老泉也完全断流。现在我们看到的难老泉、智伯渠的水已是深井抽出来的回流水。想想圣母殿前的那一副长联：
溉汾西千顷田三分南七分北浩浩同流数十里淆之不浊；出瓮山一片石泠于夏温于冬渊渊有本亿万年与世长清真令人感慨万端!
现在汾河水的问题不仅是除了汾河水库以上80公里的河段尚有清水外，中下游河道已没有源生水，更严重的是即使能看到某些河段有小水细水，也是严重污染的污水。沿线许多污染严重的工厂企业的排污就是直接把污水排进汾河。
1973年，太原市一坝灌区和清徐县利用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灌溉农田20万亩，因污水含有有害物质，小麦成片死亡2万多亩。
1974年8月8日，汾河水库灌溉管理局有一份《关于汾河水质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太钢、重机、机床厂等30个较大工矿企业，每天排放污水总量38万吨，其中有害水量7、8万吨，汾河的鱼类从此绝迹。1996年为了解决太原地区防洪、灌溉、用水问题，又在兰村附近修建了汾河二库。上世纪80年代末，汾河沿岸大大小小的化工厂、焦化厂、化肥厂、造纸厂、染料厂、电厂等等工业企业总共达到5000多个，麦天枢在报告文学《惋汾河》中发出了“汾河死了”的呐喊。
2003年，山西另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万家寨“引黄入晋”完成。此工程总投资103亿，历时10年。但因为工程规模偏大，造成水价偏高，老百姓用不起高价黄河水，工程能力被大量闲置。这都是因为缺水付出的代价。
2006年对汾河断面监测数据表明，汾河已有66％成为劣5类水质，自太原以下水体完全丧失生态功能。汾河每年流入黄河的水量在3亿吨以上，其化学需氧量(cod)浓度超过国家规定三类水质标准的7.3倍，氨氮超标20倍(汾河污染)。
山西省环保局的一位官员在今年年初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说：
“完整的汾河，应该是一条纵贯山西700公里，贯穿多座大小城市的河流。实际上，这样的汾河已经不存在了；现实的汾河，是一条干涸的、污染的、呈现着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破碎的河流，是一条袒露着伤痕、凝聚着哀怨、灌满了忧患、爆发着呼吁的挣扎的汾河，一条呼唤拯救的河流”。汾河水的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严重影响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新世纪的希望
刚刚进入21世纪，朱镕基同志来山西视察，他用八个字概括当时汾河：“有河必干，无水不污”。
2000年9月，在太原荒乱的汾河滩上，出现了一条长6公里，宽220米的人工湖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汾河公园”。区区6公里对全长700公里的汾河是多么微乎其微(118分之1)，但太原人对它格外钟爱，甚至把它视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名片，天气晴朗时，你总能看到游人如织。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汾河的原生态，而是在汾河河道上建造的人工湖；它不是流动的河流，而是不动的湖水；再形象一点说，它就是太原城里的一个大水盆。据说，“汾河公园”共花费人民币五六个亿，整个流域的治理是多大一个天文数字!
人们常常把河水比做人体的血管。如果说，以前的汾河是一条正常流动的河流，那么，今天的汾河就像一个患有“静脉曲张”的人体，两个大水库、一个大水盆就是突出的患处，剩下来的是只见河床不见河水，“只见菩萨不见庙”了。
汾河这条三晋人民的母亲河，从大而清到小而浊，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中的原因有自然的、社会的，也有政治的，经济的等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它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我们并不能把这种责任归罪于某一个政府，更不是某个人。但是，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全体三晋人民，都应该清醒地认识汾河在山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清醒地认识水资源对于黄土高原上三晋人民的重要性。“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煤与水是山西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不能只顾挖煤，忽略治水。只有煤和水两大巨轮取长补短，才能加速发展，协调发展。否则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们也能看到希望：
2004年，山西省人大又一次修订《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之前是谁污染，谁治理；现在是谁污染，就关停，进一步加大了治理力度。
在今年的山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新任省长孟学农的政府工作报告用近六分之一的篇幅特别强调环保生态，明确把修复汾河生态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我还注意到，从1999年开始，山西有民间团体发起组织保护母亲河活动，3月9日被确定为保护母亲河日。2006年，由山西大学学生社团——绿营社发起，北京林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25所高校的30名大学生，自费参加保护母亲河活动。他们徒步行走，入户访谈，发放倡议书，宣传环保意识，尽自己的力量唤醒人们保护汾河。
只要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都行动起来，齐心协力，综合治理。相信“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景色还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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