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传统节日是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清明将至，缅怀先贤。我们这个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有很多历史文化名人，但由于诸多原因，保留下来的先贤遗址、故居和纪念碑的并不多。我们特约三位作者，在清明节前拜谒了位于晋源区的豫让桥、刘大鹏先生的故居、杨二酉的读书阁，让我们跟随他们的文章，一起追忆历史、缅怀先贤。
一、
忠义源头豫让桥
从火车站坐308路公交车，西行南折便驶上了旧晋祠公路，40多分钟后车到赤桥站。下车西望，浓荫覆盖的村庄即是古村赤桥。由村东口入主街“官道”，不远处便是一株树围5．6米的唐代老槐，铁箍箍着龙钟的树干，而树冠却绿荫蔽日。古槐东侧有座两丈多宽的石桥，智伯渠从桥下南北向穿过，树西有一座古祠。这就是著名的豫让槐、豫让桥、豫让祠。
豫让是春秋末期晋国智伯的家臣。当时晋国内部六卿分疆裂土，经一番相互倾轧后，只剩了智、韩、赵、魏四卿。其中智伯的势力最大，蛮横地向三卿索要土地。韩、魏二氏惧怕智伯的势力，割让出了土地，只有赵襄子严词拒绝。智伯恼羞成怒，纠集韩、魏组成联军，攻打赵氏领地晋阳。谁料晋阳城固若金汤，久攻不下，智伯遂截汾晋二河之水，水灌晋阳城，城中居民“巢居而处，悬釜而炊”。眼看着撑不下去了。这时，赵襄子派员潜出城外，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韩、魏反击智伯。于是三家破堤决水反攻智伯，智伯大败被杀，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做成饮酒器，并诛杀智氏全族。
豫让闻听这个消息后，悲泣着说：“士为知己者死，我受智伯厚恩，何能偷生于世。”决心为故主报仇，他改名换姓，扮做奴隶，混入晋阳城宫厕，谋刺赵襄子，行刺不成反被捉住。赵襄子念他为主报仇，是个义士，放了他。豫让复仇之心不死，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把容貌变得谁也认不出。他打听到赵襄子近期出行的路线，就怀揣利剑埋伏到眼前这座石桥下。谁料赵襄子行经此处时，马忽惊跳，命人搜索，从桥下捉出豫让。责问他：“你当初是范氏中行氏的臣子，范中行皆被智伯所灭，你没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智伯。今智氏已亡，为什么要替他报酬呢？”豫让答道：“范中行以普通人待我，我也以普通人报之；而智伯是以国士待我，我也应当以国士之义报答他。”赵襄子听后直点头，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忠臣不忧身之亡，明君不掩人之义，请你把衣服让我砍几剑，我就虽死无憾了。”赵襄子成全了他，把自己的锦袍脱下给他，豫让拔剑把锦袍砍了三剑，高喊：“我可以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于九泉之下了。”遂自刎而死。
豫让这忠贞不二，知恩图报，成为后世为臣子的榜样，影响十分深远。被认为中国“忠义”之风，是以豫让为发端的。
今豫让槐下的豫让祠里塑着豫让像，祠壁上有“古豫让桥”石碑，是清代书法家刘丽中先生的真迹。还有诗碑一块，上镌清代太原县令殷峄的诗：“卧波鸿影欲惊鸥，此地曾闻手
扌甚仇。山雨往来时涨涸，岸花开落自春秋。智家鼎已三分裂，国士恩凭一剑酬。返照石栏如有字，二心臣子莫经由。”
如今，此槐、此桥、此祠、此碑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豫让舍生取义的故事。
二、
清代民居先贤宅
从豫让桥顺大街往西略走数十步，路南有一民宅，街门北向，门额上高悬着“父子登科”金匾。这就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晋阳名士刘大鹏先生的故居。
大鹏先生集教育家、史志专家、优秀文学家、爱国志士、社会活动家、文物古迹保护功臣于一身，乡望卓著。他生于1857年
（清代咸丰七年），于1894年考中举人。1908年，清廷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时，就被太原县推选为山西省咨议局议员。进入民国以后，他担任过太原县议会议长、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县商会特别会董、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特别委员等社会职务。
国家命运，民生疾苦，大鹏先生紧系心头。清廷腐败，列强入侵，他著文进行强烈的谴责。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贪官污吏横行，层层税赋和名目繁多的摊派，压得老百姓直不起腰来。纸币滥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忧愤在胸，常发出强烈的声音。曾呈文国民山西省政府，要求限制政府经费，呼吁禁止乱摊派，恢复早已被百姓认可的征粮成法。甚至直接上书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痛陈现实，为民请愿。促使南京政府转饬山西省政府，下令豁免苛捐杂税，全省百姓拍手称快。大鹏先生十分热心公益事业，他排除种种阻力，主持了民国时期对晋祠风景区最大的一次维修和增建。他不顾76岁高龄，三次爬上天龙山，调查掌握了天龙山住寺劣僧勾结窃贼，盗凿石窟佛像，把珍贵的文物卖往国外的证据，把劣僧驱逐出境。他修桥补路，兴办水利，调解纠纷，被人称为“急公好义，遗爱在民”。
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勤奋笔耕，创作了等身著作。他在繁忙的杂务之余，历十余个寒暑，编纂了130余万字的《晋祠志》。该志内容丰富，编入了有关晋祠的山水、寺宇、艺文、金石、人物、故事、传说等，几乎收集了历代有关晋祠的全部文献，还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所有实物，为后人研究、整理、修复晋祠古迹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他从1891年起，到1942年逝世前五天，坚持记日记，集成《退想斋日记》。这是清末至民国中期半个世纪的历史记录，是民情风俗画卷，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研究那个历史时段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刘大鹏先生的故居是一座四合院民宅，现为他的后人居住。其正房的西面三间，仍是当年原物，是先生的书房兼卧室，正面墙上悬挂着先生的大幅画像。在这儿，和先生后人攀谈攀谈，缅怀先生功绩，便更增加对先生的敬仰之情。
三、
登临层阁忆杨公
由刘大鹏先生故居再顺村街西行，到著名古刹兴化洞礼佛后，折而南行，出村即见一条沙河，河南岸已是晋祠镇，约一里之遥。路经名扬天下的晋祠门口而不入，再前行二三百米已是晋祠南堡街，路西有一座很特别的建筑：下面是六孔窑洞，洞上又建着敞亮的四大间瓦房，形成二层楼阁。这就是清代被台湾人民立碑颂德的巡察台湾御史杨二酉的读书阁。
杨二酉生于1705年
（清康熙四十四年），于1733年考中进士，并在翰林院供职。乾隆皇帝登基后，很赞识杨二酉的才华，曾一年六次迁任要职。乾隆皇帝钦定他为巡察台湾御史兼理学政，于1739年渡海赴台履任，在台湾工作的两年期间政绩赫赫。当时的台湾封闭而荒凉，民生贫困，他为保护移民垦荒、减轻人民负担、巩固边疆海防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对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台湾移民大都来自福建和广东，因当时台湾是福建省的一个府郡，福建籍人就以地主自居，怕广东籍学子挤占“学额”，不准他们报名参加考试，这就等于剥夺了这部分学子科举仕进的权利。为此，两省之人矛盾很深，常引发流血械斗。杨二酉到任后，请示朝廷“闽粤一体”一律编入台湾户籍，并申请增加了科考名额，于是“台民大悦”。增进了社会安定团结。当时，台湾的学子要想深造，还得渡过海峡到福州的“鳌峰书院”求学，不但加重了学子的经济负担，还有坐船渡海的风浪之险，许多人因此而放弃学业。杨二酉多方筹措资金，在台南修复扩建了废弃的海东书院，使台湾的学子能就近读书深造。为此，台湾人民尊称他为“杨夫子”，并镌刻了一块《学宪杨公兴行海东书院碑记》。此碑经260来年的风雨，至今仍十分完好地矗立在台湾省台南市碑林。
杨二酉在台湾任职期满后回京，仍以御史供职朝廷，他向皇上奏陈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奏疏。后来因为参奏闽浙总督那苏图，浙江巡抚常安克扣军饷，贪污肥私，受到二人诬陷，被朝廷“夺职”，“原品休致”，于47岁时回到故乡晋祠，直到1780年去世也没离开过这里。
杨二酉读书阁原是他故居的一部分，当时的故居有南北两处院子。杨二酉由京回来后，在此侍奉父母，翻阅经史，养花写字，督导儿子们课读。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协助地方当局，重建了巍峨宏丽的唐叔虞祠、文昌阁等多处建筑；被视为国宝的唐太宗李世民书写的《晋祠之铭并序》碑，经千余年风雨剥蚀已经残破，下部字迹难辨，他照原样复制了一块，与原碑并立于“贞观宝翰”亭中。还创作了大量诗、记、赞、赋，书写了“水镜台”等匾额，使晋祠山水大为增色。该处还来过大人物，如乾隆时的内阁重臣，刑部尚书刘统勋就到此看望过杨二酉。登临此阁，当发出许多感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