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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太原:为了一个城市的梦

  每一个移民的历史都是一部“闯关东”……

  策划人语:寻找太原本土的“闯关东”

  电视剧《闯关东》依旧在热播,它所揭示的是一部庞大的移民史。有句老话叫做:人挪活,树挪死。从古往今来的众多史实中,我们可以超越表面的含义来看这句话的含义。“人挪活”,活的不只是某个人,还有他所到的地方,当然,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依靠一个人的力量,事实上,哪个地方的移民多了,频繁了,哪个地方的繁荣必定会指日可待。“闯关东”、“走西口”记录的正是移民的奋斗轨迹。举个最现成的例子,美国是世界的头号强国,探根究源,这恐怕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有直接而重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移民史。
  经济的发展在于流动,流动是一种自由的结果,移民拥有这种自由,他用所携带的一切来到一个全新的城市,以旺盛的生命力打破了旧有的秩序,激活了潜在的能量,使城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一种说法是,我国正处于“移民进行时”阶段,这很恰切,改革开放使深圳成为我国的第一个“移民城市”,之后,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冠以这样的名称,包括上海、北京、苏州、银川、郑州等等。此时,“移民城市”不是个流行的词汇,而成了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代名词。
  其实要真正追溯起来,恐怕这个城市每户居民都是移民的后代,只不过因为移民早晚的问题,才有了原住民和移民的区别。
  比起其他城市,太原吸纳的外来移民并不多。专家说,建国以来到今天,约有39万外地人成为了新太原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比起其他城市,太原的居民可能对待外来人的态度上更加宽容,我们很少能在太原听到一些排外的声音。这些外地人因为各种原因落户太原,他们大多白手起家,其创业和生活的历程比起当地人要更为艰辛,他们在心理上和社会关系上融入太原也必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有的移民都在追梦,他们富有冒险精神,可以说,每一个移民的历史都是一部“闯关东”。(策划:郑彩霞 平瑞方 张栋)

  移民太原:迁徙中他们梦归龙城

  每一个移民的历史都是一部“闯关东”……
  第一次移民潮:波折迁徙
  这是太原建国以来第一次迁徙潮,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重要企业在山西的落户,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涌入太原,他们将青春和热血洒在了曾被他们称为异乡的土地上,而今天,这个异乡已经成为他们另一个家乡。

  从“闯关东”到走山西
  金文兴老人典型的迁徙史

  两个大男人唠哭了。
  解放前,兵荒马乱,苦;解放后,一年四季不得闲,仍然过不上好日子。金文兴不可谓不勤劳,“白天种地,晚上做馒头,早上再去卖,抽空还弹棉花,这样没明没夜的辛苦,老婆却连个过年的新衣服也穿不上。”
  为什么会这样?金文兴也想不明白。在从东北回山东来探亲的姑父面前,一个劲地流泪。姑父同样憋不住。生活的苦涩泪水,在两个大男人的脸上肆意流淌。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只会哭,显然是不够的。姑父鼓动,“出去闯一闯,总比在家好”。东北的黑土地,金文兴并不熟悉;而无数山东汉子用青春和热血踏出的这条道,金文兴也想去走走。
  但即使是拿出路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和姑父两家人,才凑了不到20元钱。他们的出发地是济南,终点站是齐齐哈尔。由姑姑领着,金文兴的“闯关东”由此开始。
  那是1951年的初春,金文兴20岁。
  关东,第一夜
  东北的严寒,金文兴当然早有耳闻。他的父亲专门在德州,给儿子买了顶帽子。没曾想,买小了,金文兴根本戴不进去,但也只能将就。
  到了齐齐哈尔已是晚上。一下车,关东的冷扑面而来,金文兴抖抖索索,几乎要缩成一团。不够脑袋大的帽子,他又使劲儿往下拉了拉。金文兴要投奔的是表姐家。他们坐上马车,在东北的寒夜里,东奔西走。到了目的地,敲门,出来一个陌生人。一打听,表姐已经搬走了。这个人的手一指,从这个水洼子转过去就是。
  那个手势,给金文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追思中,两次提及。顺着这个手势,一个外来年轻人的希望,落了又起;心中就像一盏灯一样,弱了又亮。
  这是一个忐忑的夜晚。没有人能够告诉金文兴,等待他的,将是一段怎样的命运。想不出未来,就想想过去。那段天灾人祸的岁月,清晰地一一浮现,让他心悸。
  幼年,解放前
  金文兴的老家在鲁西北,临邑县金家集村。像那个年代所有的孩子一样,他的童年也是颠沛流离,多灾多难。
  金文兴是他们家族中,“文”字辈的第一个男孩儿。按照族规,金文兴被过继给膝下没有子嗣的大伯父(当地俗称“大爷”)。金家集村地处黄河口的下流,水流大、地势低,当地闹起了水灾。那年金文兴9岁,大爷实在养不动这个孩子,就又把他送回到父母身边。
  10岁时,金文兴就开始挑水。一次半夜,爷爷要喝茶,金文兴去买茶叶。临出茶叶店时,被蹿出来的狗惊了一下,脑门上磕了个口子,回来后也就拿了一个带子系在伤口上。一直没看郎中,以为养两天就好了。躺了一个多月,不见好转,一翻身就疼。正好三爷爷有病,请一个郎中过来,顺便看了看。一看吓一跳,郎中说,“还不治,再过几天小命就完了。”
  在金文兴13岁时,家乡闹起了日本鬼子,他上了一年半的学也随之结束。学业已经是无所谓了,关键是人的生命随时都有威胁。鬼子一来,全村人都开始逃跑。一次,村里人刚跑到村西南的沟里,就被鬼子追来,接着就被扫射。金文兴母亲抱着自己的第三个儿子,也在慌乱的人群中,心想不能死一块儿,转向往西北跑。但也被发现了,幸好鬼子忙着捡地上的包袱,没有追上来,母子俩才侥幸逃脱。
  金文兴的三叔加入了国民党部队,被日本鬼子抓到监狱。金文兴的母亲,是个非常仗义的女子,把自己的嫁妆变卖了,去赎自己的亲人,但最终人也没救出来,财物也都被骗走了。
  当时,全家吃饭的有13口人,家里连稃带糠的小米也就13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面还带着皮儿,做饭时只敢往锅里撒一小撮,鬼子来了就赶紧埋到地里。鬼子经常扫荡,房子都被掀了顶,收获的庄稼能凑合着过冬就很不错。地里的野菜刚冒芽,就被揪走了;经常揪野菜,金文兴的小手指头也磨破了。
  找工作,安家
  童年的悲惨经历让金文兴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梦想,“过上好日子,有个好环境”。
  表姐家是卖苹果的,生了8个儿子,日子也不好过。亲戚靠不住,金文兴开始自己出去找工作。但不幸的是,他的视力只有0.5;一连考了四个军工企业,都被拒之门外。但人总得想办法赚钱生活。他修过马路,砌过砖窑,有时还老受欺负,不给工钱。没有办法的时候,还去澡堂当过搓澡工。一挣到钱,金文兴就赶紧交给表姐。
  在关东的头一年,金文兴就是断断续续地打零工。1952年过年,金文兴回老家探了一次亲。钱虽然没挣多少,但他还是给三个弟弟每人买了一双球鞋、一支钢笔。另外,金文兴的大爷还健在,他也孝敬了老人家30元钱。“老人家可高兴了。”金老回忆。
  年后重返东北,首先面临的还是生计。工作虽不好找,但金文兴和工作介绍所的人都成了朋友。金文兴总是把介绍所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登登。在介绍所朋友的帮助下,金文兴终于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
  1952年8月12日,金文兴永远清楚地记着这一天。他去的是刚成立的北满建设公司。先是建厂房,在距离齐齐哈尔60公里的富拉尔基。大家干劲很大,一个冬天就建起一个厂房。
  1953年4月,金文兴把家人接了过去,有三弟、有老婆、儿子。紧接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在嫩江边上,兄弟两个借着地势挖个坑,地面上支着土坯。房子露出地面的部分,也就一两尺高。当地人把这种房子叫做“地窝子”。没有床,就弄来一些板子。虽不咋样,但好歹有了自己的家,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但“地窝子”的幸福时光,也没有持续多久。当年9月,嫩江发大水,冲了“地窝子”。随后,他们宿过学校、住过坝头。
  小脑筋,一生
  “动了个小脑筋,改变了一生”。这是金文兴儿子金化忠,对自己父亲的评价之一。
  标号不同、品种不同的水泥、混凝土,牵涉到不同的体积比。这是前苏联专家研究的技术。根据1∶2∶4或者1∶3∶6的比例,前苏联专家在一台机器上装置了好几个斗状物,进行调试。这套设备,庞大烦琐。金文兴转了一下心思,在一个“大斗”里,加了几块隔板,把体积比变成了活动的。这个小发明得到了前苏联专家的称赞。
  1953年冬天,在前苏联专家的建议下,金文兴被调进了实验室。
  搞科研,没文化怎么能行。在金文兴短暂的学习生涯中,念的是《百家姓》,不通数学。1954年初,金文兴报名参加了学习班。从123开始学,金文兴对数理化很感兴趣。白天工作、晚上学习,风雨无阻。有次下大雪,就他一个学生赶到学校,老师又是惊奇又是感动,当即开课。很快,金文兴就吃透了第一本,第二本也马上打开。“我的数学从来没考过90分,”金老说,“每次都是100分。”后来,“文革”开始,别人都在搞运动,金文兴就自修那些没学过的课程。
  1957年5月,响应国家“支援内地建设”的战略,金文兴举家来到太原,加入太钢建设。
  在太原,金文兴的求知步伐,依然没有停止。他还上了西安冶金科技工业学院的函授大学。学校设在旱西门的冶金一校,儿子金化忠也在这个学校上学。有时,金化忠溜到爸爸那边看看,“优秀学员榜”上,父亲的名字排在最前面。
  利用自己的刻苦勤奋,金文兴很快就成了技术上的领军人物。作为混凝土配合比的省内专家,他率队的科研成果、减水剂、输送管内衬等技术,解决了实际工作的难题,为国家节约了资金成本,多次获得科技成果奖。
  见到金老,很意外。2月27日,金老是在自己的办公室,而不是在自己的家中,回想峥嵘岁月。直到现在,他还是混凝土外加剂协会的专家、混凝土外加剂学术委员会的理事、土木建筑学会的资深会员,临汾、阳泉各一个厂的技术顾问。太原企峰水泥厂,有他专门的办公室。金老的工作期限,不受年龄的限制。
  请教金老,“闯关东”的经历,在他的一生中有着怎样的影响。金老说,这个他并没去想过。但,“人吧,年轻时艰苦不是坏事,也能磨炼人的意志。关键是要渴望学习、渴望知识。”(本报记者 李清伟)

  链接:为什么他们要背井离乡
  我省青年学者卫方正认为,来太原的外地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建国前后,随着新安化工厂等大型军工企业来并落户,随之也带来了大批来自南方等地在当时来说可称为“高端”的技术人才。他们多属于政策招工,根据工作的变动来到这里,之后在此地安家落户;
  第二类,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专科、本科毕业生,他们服从国家分配来到这里,虽然是分散的,但十分有规律,这些人大多被派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这类人才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大环境决定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将在异乡这片土地上挥洒;
  还有一种人,那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至今,是自发自愿来太原谋生的,这部分人除了要生存下去的共同点外,并无特殊联系,所以特别零散,虽然是这样,但其规模之宏大,比前两类人的总和还要多甚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上涨。
  如果你仔细观察过他们,就不难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他们的勤奋是让本地人佩服的,有时甚至到了“惊诧”的地步。其实这和心理因素有关:人如果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之下,就会有无依无靠的恐慌,所以必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与这个环境“熟络”。
  他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团结”。外地人还有一个优点,那便是“坚强”,这种坚强可是背水一战的那一种。举个例子,每年春节回家,出门在外的游子们给父母及家人带的年货质量及数量总是逐年提高和增加的,如若减少,就会感到难为情,好像自己在外面过得不好。他们有着比本地人对发展更迫切的希望,继而有了更务实的行动。(本报记者 李尚鸿 实习生 张 磊)

  移民太原:拼搏中他们根扎太原

  每一个移民的历史都是一部“闯关东”……
  第二次移民潮:拼搏创业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大潮下,太原迎来了第二次移民大潮,这类新移民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离乡离土的农民工兄弟,二是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怀揣大城市梦想的“知识青年”。跟第一代贡献于大型国有企业的移民不同,他们融入市场,在市场上拼搏创业,他们的命运也在这一过程里改变。

  一句承诺改变的人生
  简介
  年龄:28岁
  原籍:山西大同
  感悟: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肯定在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上跟城市里的人有一定的差异,他看不惯那些摆架子的小市民作风,并一直保持着自己灵魂里最本质的东西:踏实、诚信,这是他永远都不会放弃的原则。
  2003年9月份,刘洪军来到太原在语文报社谋了一份编务的工作,其实就是负责办公室的杂务,开始时每月工资500元,3个月试用期后涨到了800元。说起那时的生活,只能用“捉襟见肘”来形容,根本买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也从不跟朋友们到饭店吃饭,就是坐公交车都要思索再三,如果不是特别远的路宁愿走着过去。2005年春节,在西安上本科的女友来太原看他,正好他的第四辆自行车前几天丢失了,他就和同事借了一辆自行车,在晚上带着女友在迎泽大街上兜风,由于车闸不太灵,一不小心撞到了一辆“宝马”车的轱辘上。那位女司机一副咄咄逼人、得理不让人的样子,后来在过路群众的劝说下才息事宁人。本来是想让女友开心,结果却丢尽了脸面,他显得郁郁寡欢,可女友一个劲地逗他开心,他紧紧地抱住女友对她发誓:给我10年时间,我一定要把自行车换成汽车!
  在语文报社的3年中,虽然经济上并不富有,可他结识了很多朋友。2006年6月,他选择了离开,开始创办酝酿了许久的书馆。同年冬天,地处雁北的灵丘县寒气逼人,可为了能使书馆尽快开张,他白天搬运书籍和书架,晚上就铺个褥子在教室里席地而睡。11月,他的第一家“偕行书馆”在灵丘一中成立了,由于实行的是产业化运作的模式,解决了学校的资金瓶颈,也极大地方便了学生的阅读需求,所以受到了各方的欢迎,他在短期内一连开了三家书馆,并把触角拓展到浙江省。同时邀请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心理学博士李育新来到灵丘各学校进行拓展教学,并请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快乐作文奠基人李白坚给灵丘县语文教师作专题培训,这些在灵丘教育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为灵丘的教育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2007年6月,语文报社领导聘请刘洪军为金钥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着手经营光大英才培训学校,摆在他面前的又将是一个全新的事业。
  如今,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把父母从乡下接到了太原。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肯定在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上跟城市里的人有一定的差异,他看不惯那些摆架子的小市民作风,并一直保持着自己灵魂里最本质的东西:踏实、诚信,这是他永远都不会放弃的原则。
  本报记者 邓贵军

  那一段借钱还钱的日子
  简介
  年龄:30岁
  原籍:山西运城
  感悟:当初我们买房的时候,借着朋友们的钱,可是轮到朋友们要买房的时候,我们能把欠人家的钱还上一部分就算不错了。
  我和男友是运城人,我俩是高中同学,后来他考上了太原的理工大学,我又复读了一年,上了山大。毕业后都留在了太原。
  留在太原好是好,但也有很多烦恼,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什么都得靠自己,感觉日子特别艰难。我刚上班,挣钱不多,男友也是,他刚刚还完欠学校的学费,又想买台电脑,于是又向人借钱,我俩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吃穿用度,所剩无几。如果这个月能剩点钱,我们就赶快还一些给别人;如果不够,还要向人借。
  总算稳定一些了,这时一个朋友要买房子,我们陪着去看。这时,我们还一点都没想过自己也买房子。那时太原的房价还在每平方米两千多,但对我们而言,已是望尘莫及了。后来,那位朋友买上了房子,并力劝我们也买一套。我们有些心动了,想想每天租房子确实不方便,可是到哪里弄钱呢?男友拍着胸脯说,他能借到首付款,于是我们开始了东奔西跑看房的日子。最终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区看上了一套,因为这里的房价比较便宜,才两千刚出头。把借到的钱交了首付款,我们又开始咬紧牙关还每个月银行的贷款。
  当初我们买房的时候,借着朋友们的钱,可是轮到朋友们要买房的时候,我们能把欠人家的钱还上一部分就算不错了。想起来,真是有些惭愧。
  不过,困难总会过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经济情况也有所好转,现在的我们基本还清了欠别人的钱,只需要每个月定期支付银行的按揭,不过,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我相信,以后的生活会更好的。
  本报记者 张旭霞

  为了爱,她远离家乡
  简介
  年龄:25岁
  原籍:云南省
  感悟:冬天的雪花确实很美丽,可是,寒冷也让她难以承受。其次,她在这里除了男朋友,一个人也不认识,每天除了呆在家里看电视、做饭,就是等着男友下班回来,和她说说话。
  陈女士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高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大学,由此结识了男朋友,未来的老公。男朋友是山西晋城人,吃惯了大碗面、老陈醋的他对南方生活极不适应,毕业后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并竭力忽悠她也跟着去,说北方如何如何好,人多么热情,风景多么奇特,冬天还有洁白的雪花……陈女士心动了,不顾家人的反对,为了能和心上人在一起,两年前大学毕业后,毅然离开家乡,随男友来到了山西。
  恰在这时,男友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太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并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小房子,陈女士自然也随着来到太原。男友满怀歉意地对她说,先将就些吧,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的。可是,陈女士却迟迟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这也罢了,生在南方的她对北方生活有诸多不适应。首先,北方的气候夏天热,冬天冷,又干燥,被南方湿润气候滋养得柔嫩的皮肤受不了。冬天的雪花确实很美丽,可是,寒冷也让她难以承受。其次,她在这里除了男朋友,一个人也不认识,每天除了呆在家里看电视、做饭,就是等着男友下班回来,和她说说话。
  一年时间过去了,陈女士还是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生性要强的她终于承受不住,时不时地和男友发生争吵。她想家,想妈妈,可是,她轻易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怕自己在电话里忍不住哭出来。就在这时,陈女士的母亲放心不下自己的宝贝女儿,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看到他们简陋的住房、女儿憔悴的脸庞,又心酸又心疼,坚决不同意女儿再跟这个男人过了,不由分说将女儿带回了云南。
  这下可把深爱她的男友急坏了,工作也不要了,风风火火地追到了云南。一边劝说陈女士和她的家人,一边还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大有豁出去的架势,反正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也不知男友使了什么招数,感动了陈女士的家人,最终同意了他们在一起。就这样,陈女士又随着男友回到了太原。
  还好,后来的日子一帆风顺。先是男友和陈女士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待遇也不错的工作,接着他们又分期付款买下了一套房子。后来,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陈女士也成了太原人。
  本报记者 张旭霞

  链接:“新一代农民工”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颛慧玲认为:
  以前,来太原发展的外地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农民工,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背井离乡是为了求生存,根本谈不上什么职业发展。他们一般从事的是譬如建筑、冶金、装修等服务类行业,充当一些“最底层劳动者”。他们挣的钱都要带回家去盖房子、娶亲或是供弟妹们上学。
  而现在,可以说是“第二代农民工”了,他们大多是“80后”,最起码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有了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他们抱着在城市里“闯一闯”的心态,打算学一门技术,使自己能在此站稳脚跟。
  他们更愿意在企业或是置身于管理阶层打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消费观念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农村孩子的家庭负担减小,他们外出打工挣钱只供自己消费,这样他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另外,“第二代农民工”在本地安了家落了户,随之而来的就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享福,于是就在太原购房,接老人过来同住,成了正儿八经的“太原人”;二是孩子的上学问题,现在政府对外地来并人员子女的就学政策相当优惠,给他们免除了赞助费,让孩子们在异地他乡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现今,“新一代的农民工”已经站出来了,这些年轻人会要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把太原当成自己的家来建设,这是一个趋势。
  本报记者 李尚鸿 实习生 张 磊

  移民太原:磨合中他们融入城市

  每一个移民的历史都是一部“闯关东”……
  移民的历史:艰难融合
  几代移民,恐怕不可避免都要遇到几重难题,一个难题来自生活上,一个难题来自社会心理上,他们如何白手起家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他们如何在心理上成为太原人并融入原住民的生活,他们如何处理两个故乡的关系,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来帮助他们的发展,这对于城市的和谐是十分重要的。

  困境一:在大城市就不一样了,单元楼、防盗门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相处。因为不是本地人,偶尔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那时心里或多或少有些不舒服。

  融入第二故乡的历程

  父亲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地区,父亲的父母早在他年幼时就双双病逝。上世纪60年代末,失去依靠的父亲只得跟随部队,应征到东北吉林当兵。
  1971年,到了复员的日子,父亲辗转反侧,一边是在家乡劳作的妻子,一边是组织安排支援三线建设,想起曾经在家乡因为穷被人歧视,想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生活,父亲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到山西省阳城县的一家兵工厂工作。
  1971年2月,父亲复员没有回四川,只身来到山西省阳城县的这个山坳里,这里山清水秀,物丰人美。厂里的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山南海北的人在此相聚就像一家人,各种生活习惯融合碰撞,也让大家的视野开阔了许多。父亲在这个山坳里奉献着他的青春,挥洒着他的热情。那时的父亲爱好广泛,闲暇时间喜欢钓鱼、狩猎。在荒僻的野外,父亲常常借宿在当地老乡家,父亲也会把鱼和野兔野鸡等美味做给老乡们品尝。“那里的老乡特淳朴,而且很热情”,尽管后来我们到了城里,当地要好的老乡还为父亲寄来小米等特产,想起那里老乡的好,父亲总是感慨。当然,因为这个兵工厂,也繁荣了小山坳里原本落后的经济。
  两地分居的日子是痛苦的,几年后,父亲通过努力将母亲和我们相继接到了山西省阳城县,我们一家子终于相聚在一起,而对于四川,也成了永远的故乡。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兵工厂的大部分职工开始往太原搬迁。在搬来太原之后,我们就住上了事先就盖好的单元楼。那次迁移的规模是巨大的,几千名职工以及家属举家搬迁,尽管那个小山坳留给了我们很多的回忆,但是对于城市的向往,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像父亲一样的绝大部分职工都在做着开始新生活的准备。
  大城市的生活并不像那个小县城生活可以自由随性,这时的我也有了记忆。这里毕竟是城市,生活习惯、语言交际等都要随之改变。譬如在小县城,人们心里从不设防,家门敞开着也没什么要紧,邻里之间经常相互串门,哪家做了好吃的,都记着给邻里和朋友们送点。在大城市就不一样了,单元楼、防盗门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相处。因为不是本地人,偶尔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那时心里或多或少有些不舒服。不过,生活总是在改变的,观念也是在适应着社会发展的,以心交心,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很快就融合到了新的集体中,也因为有很多老朋友,所以生活并没有经历太大的改变。
  本报记者 陈丽红

  困境二: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人不会为了你的到来而欣喜,也不会因为你的离去而悲伤。

  这个城市的边缘人

  26岁的小刘把自己称作太原的“边缘人”。
  小刘是朔州市应县人,2002年从运城一所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为了在省城找到一个容身之所,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干过电焊工,开过副食店,也做过超市销售员。第一年因为工作变换频繁,他连续搬了7次家,一直只能蜗居在外来人员聚集的城中村,因为在这里的房租等生活成本低。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人不会为了你的到来而欣喜,也不会因为你的离去而悲伤。在最为艰难的时候,他曾萌生过回老家的念头,父亲就曾希望他回去当一个乡村教师,可他不愿意离开城市,毕竟外出这么多年,让他再回去觉得并不合适,在他的脑子里,回家也要“衣锦还乡”,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最终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坚持终会有所回报的。
  2005年,经一位老乡的推荐,他来到了省城一家电脑公司,由于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和一贯的敬业态度,2007年他被经理委任为店长。现在的他管理着店内的十多位员工,每天得向经理汇报工作,还得接待大宗客户,有时要到全国各地开会,当然,他的收益也相应地提高了。
  因为工作比较忙碌,小刘平时很少回老家,他说至从大运路开通后,原来五六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可回家成为了一种奢望。
  今年,他新买的房子就能交钥匙,简单装修一番就可以入住了,他想尽快把终身大事解决了,要不这永远都是亲人心中最大的牵挂……
  春节后离开家的那一刻,祖母哭了,母亲也暗自落泪,他的心一阵酸楚,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身上承载着父辈无限的光荣和梦想,他只能出发,只能到陌生的世界去努力拼搏,然后能够在城市里有尊严地活着。
  本报记者 邓贵军

  困境三:她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她也经常纳闷,即便自己觉得和城里人穿得一样好,别人还是一眼就看出她是从外地来的,在城里,说话的口音、表情、动作似乎都成了被歧视的理由。

  心理上我还是一个外地人

  2002年中专毕业,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杨晓梅回到山西朔州,在一家乳制品公司做了一名职员。2004年五一假期,在北京打工的同学邀请她过去玩。5天时间中,她越来越喜欢上北京了。同学看她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就鼓动她要不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吧。可在人才济济的北京,一个中专生是很难有用武之地的,只能做最苦的差事,并几个人住在廉价的地下室里。
  2004年年底,杨晓梅所在的公司倒闭了,临近年根又不好找工作,就跟在太原工作的哥哥商量,最后哥哥让她先回太原吧。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她最后来到一家大型保健品公司做了一名电脑操作员,2007年,由于工作出色,公司委任她为会计,工资待遇也提高了许多。
  过去的一年,她最为欣喜的是和心爱的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并在郊区买下了房子,这就意味着她已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太原人了,“成为城里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可在她的内心里,她和这座城市还有着一定的距离,无法真正进得“城”去。她觉得想要和城里人深交真的很困难,每个人都戴着一副厚厚的面具,不像乡下人那样可以掏心掏肺地说话。她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她也经常纳闷,即便自己觉得和城里人穿得一样好,别人还是一眼就看出她是从外地来的,在城里,说话的口音、表情、动作似乎都成了被歧视的理由。
  现在杨晓梅所在小区的附近还没有一所学校,她担心将来孩子出生后上学将会是一大难题,可想要进好的学校必须得掏昂贵的借读费,这是自己难以承受的。“既然到了城市,我一定要让孩子接受最优质的教育,一定要让他变得有出息,可为什么就这么难呢?城市真的属于我吗?”
  本报记者 邓贵军

  链接:城市移民的迁移成本
  迁移成本在许多国家都存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很多移民工程是国家承担一定的迁移成本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工程移民,主要是国家来支付他们的迁移成本。
  另外像居住成本,现在的流动人员,除了一些企业会提供一些宿舍住房之外,像农民工,有的地方有工棚,比如说建筑工地有工棚,除此之外,基本上是他自己承担。白领比如说到一个城市,他们现在就是自己租房子住。
  另外像经济活动的成本。他们到一个地方重新想投资也好,重新想经商做什么,他们得自己承担,除了一些城市需要的吸引的投资商,或者是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政府会提供很多优惠,一般的流动人员他们都得自己承担。
  还有像教育成本,包括义务教育还有公共教育,中间比如说职业培训等等,这些成本也是由他们自己承担的。
  还有就是管理成本。这个当然涉及到了城市的问题,不一定是国家层面的问题了。应该给他们户籍,公益性住宅,廉价商品住房,还有住房补贴等等。
  □陈映芳

  关注城市新移民
  近年来,城市新移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新移民则磨难更多,他们可能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负债了,而到城市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头几年几乎陷于还债期,但不能避免的,他们依然要面对高房价、税甚至是贷款。对城市新移民而言,这构成了双重压力。社会学家认为,既然移民群体日益庞大,作为管理者和服务者的城市职能部门,就该多想想这一群体最需要什么,比如可选择的工作机会、低成本的吃住行、平等的福利保障等等,而这些都需要“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合作。其他合作领域还有很多,比如从买票回家,到医疗、养老、教育等等。进一步说,跟随新移民的父母、子女生病了怎么办?养老、医疗、教育问题是否能与户籍地联动?两地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惟此,新移民才不会成为管理和服务的盲点。□王薇

本文来源:三晋都市报20080301;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8-0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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