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秋林：1938年2月临汾失陷，阎锡山率领他的二战区长官部西渡黄河进入陕西，司令部设在了陕西宜川的秋林镇。因秋林在春秋时属秦国，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曾在这里避难，后来成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而阎西渡黄河也是避难，选择这里是想借古人的阴神保佑他。
克难坡：1940年5月8日，阎锡山率部分随从离开秋林，东渡黄河，进驻吉县西北的克难坡。克难坡原名南村坡，是个住有6户人家的黄土山梁。阎锡山将这里定为营地后，因南村二字音近“难存”，并意欲标榜克服困难，故改名为克难城，通称克难坡。经过两年多的修建，竟将这个弹丸之地建成为一座窑洞叠立，颇具规模，可容纳两万余人的山巅小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山西省政府等首脑机关于1940年至1945年曾驻扎在这里，一时成为二战区的军事重镇。
背景：阎锡山从“秋林会议”开始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到克难坡后勾结日寇继而大肆反共，一步步逆历史潮流而动，做危害人民、危害民族的事。
小时候常听一位老人讲，抗战时期他在抗日决死队当兵，曾护卫过党中央领导同志在陕西秋林和山西晋南克难坡同阎锡山谈判，讲那里的地势如何险要，山水多么神秘。特别是他亲身经历的由阎锡山在秋林策划的屠杀抗日志士的“十二月事变”，更使他终身难忘。所有这些，曾使我产生过想到那里去实地看一看的念头。
倒行逆施的“秋林会议”
今年3月，我们在黄陵县拜谒黄帝陵后，当晚夜宿宜川宾馆。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宾馆，按地图所指的方向趋车向东进发。从宜川到秋林，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路程。60年前，这条公路的南段还是洛（川）宜（川）公路的一部分。1948年2月，胡宗南执行所谓“重点机动防御”方针，命令刘戡率整编第27、第90师沿公路驰援被我军包围的宜川城。我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就在这条公路两侧的山上设下埋伏。刘戡似有所觉，认为应先“解除翼侧威胁”，结果被刚愎自用的胡宗南斥为贪生怕死，命令该军“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结果被我军全部歼灭，军长刘戡毙命。据说公路附近还有我军烈士墓。
车到秋林镇，却看不到任何遗址。我们走上山坡，只见坡顶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旧址”字样，还是陕西省政府公布的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呢。
想当年，这里真可谓不可一世。1937年9月，日寇侵入山西，阎锡山当时还打着联共抗日的旗帜，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歼灭日寇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紧接着，阎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给日寇以重创。但由于敌强我弱，忻口、太原相继失陷，阎锡山南撤临汾。1938年2月临汾又失陷，阎锡山率领他的二战区长官部西渡黄河进入陕西。据说，先是到了陕北洛川，后因“洛”与“落”谐音，“洛川”即“落川”，阎锡山字“伯川”，“落川”者，阎伯川失败没落也。阎觉得二字犯忌，于是以此地距红军较近为由，移到了宜川。他认为宜川二字谐音好，宜是适宜之意，宜川寓意为很适宜容纳他阎伯川。于是阎将司令部设在了宜川的秋林镇。据说选择秋林也有讲究，因秋林在春秋时属秦国，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曾在这里避难，后来成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而阎西渡黄河也是避难，选择这里是想借古人的阴神保佑他。阎住秋林之后，把秋林镇改名兴集，取兴旺之意。
为继续保持与阎锡山的联络，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在秋林镇也设立了驻第二战区办事处，王世英同志曾任处长。就是在这里的窑洞里，阎锡山策划了臭名昭著的
“秋林会议”。那是在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镇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一条：取消我新军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取消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战地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会活动。并宣布：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对顽固派及阎锡山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言行，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等同志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2月初，阎锡山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许多同志惨遭杀害。但由于我党早有防备，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锡山的阴谋终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1939年12月6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在此与阎锡山进行过谈判。1940年2月25日，党中央又派王若飞、萧劲光来到秋林与阎锡山进行过谈判。
克难坡见闻
离开秋林，我们继续东行。不到半个钟头，车就进入壶口瀑布区。跨过连接秦晋的黄河大桥，一打听，才知道克难坡就在离吉县壶口瀑布往北十几里处。
阎锡山为什么要从秋林往克难坡搬呢？据说阎认为秋林地处陕西，是胡宗南的辖地，他呆在这里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而山西是他的发家之处，所以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回到山西。1940年5月8日，阎锡山率部分随从离开秋林，东渡黄河，进驻吉县西北的克难坡。克难坡原名南村坡，是个住有6户人家的黄土山梁。山梁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0．5公里，由从西向东并列又从北问南倾斜的五条沟组成。这个山梁三面临沟河，一面通高原，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阎锡山将这里定为营地后，因南村二字音近“难存”，并意欲标榜克服困难，故改名为克难城，通称克难坡。经过二年多的修建，竟将这个弹丸之地建成为一座窑洞叠立，颇具规模，可容纳两万余人的山巅小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山西省政府等首脑机关于1940年至1945年曾驻扎在这里，一时成为二战区的军事重镇。
我们的车在山沟里盘旋行走一段路后，终于在一个山洞前停了下来。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洞是个关卡，当年对外称问事处，是通向外面的一个出口。城堡周围设有六个问事处，也即六道关卡。每个问事处除设警卫部队外，还有一个值班室，进入城堡须经值班室请示，得到许可后方可进人。除这六道关卡外，周围各个制高点都有明碉暗堡控制，根本无法通行。通过长长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山叠山，沟套沟，别有一番天地。如果没人指点，谁能相信这里曾经驻扎过成千上万的人马呢？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杨经略祠”。介绍说，杨经略名杨贞，金代时任隰吉便宜经略史。金末，元军进犯山西，杨贞率部据守“牛心寨”抗击元兵，兵败后夫人、两子一女及女婿皆先后殉节，杨贞则扑黄河而亡。据说阎锡山非常崇尚杨贞的忠烈之举，曾修其墓，建其祠。杨经略祠也是一个石窑洞，洞前石楹上刻有“时穷节乃见，身陨道不孤”的对联。看来是用于激励其部属的吧。
再往前走就是克难坡的中心一新沟。阎锡山根据自然地形分别将六条沟命名为：西新沟、一新沟、二新沟、三新沟、四新沟、五新沟。每条沟内都是窑洞叠立，错落有致。之所以取“新”字为头，据说与其宣传的“新能存在，旧必灭亡”口号有关。沟口建有“实干堂”。在“实干堂”内，我们见墙上挂有吉县文宣部门展出的阎锡山在抗战时的一组系列照片，其中有朱德总司令同阎锡山在克难坡附近的古贤村会谈的照片。
还有一张阎锡山在太原解放前夕从太原北机场匆忙逃跑时的照片。只见在飞机前，梁化之和五妹子阎惠卿正同阎锡山握手告别，这张照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实干堂”后建有一排石窑，是各部门的办公地。“实干堂”前有广场，广场南原建有“洪炉台”，即阎锡山每天早上举行朝会、发号施令之处，间或亦在台前召开大会或举办晚会。“洪炉台”在“文革”中被拆，现正准备恢复。正北面建有“忠烈祠”，内部原供有抗战忠烈人员牌位，两旁厅柱刻有两副对联，一联云：千秋庙貌光华胄，九曲涛声壮国魂。另一联云：百战鼓鼙思壮士，三河袍泽仰英灵。
阎公馆在“实干堂”的右前方。介绍说，为了保护阎锡山和阎公馆的安全，沿途警卫部队分三线配备：外线警卫、内线警卫及贴身警卫。其中内线警卫就在阎锡山居住区百米范围内，里里外外、或明或暗不下两百人。每到夜间，卫侍人员身配手枪，部署在阎锡山住宅的房上、左右、前后、门口等处。按点设哨，中间设游动哨联络。阎公馆南边的一个小院，有窑两孔，是阎的二太太徐兰森之居处。阎公馆北边亦有一大院，院中窑洞分别是副官、侍从、医官所占，最北头一孔是赵戴文所住。这些窑洞都已按原状恢复。所谓阎公馆，其实是一排面向东的窑洞，共七孔。其中第一孔为阎锡山的两个公子所住，第二孔是留给其大太太的，但她从未来住过。第三、四孔是阎锡山所居，兼作办公室。阎锡山所住的窑洞较深，中有小门可通向第三孔窑，为开会接见与招待来客所用。炕桌对面摆着一列长凳，开会时阎锡山坐在炕桌旁，墙上有孙中山像。介绍说，解放后窑洞也有塌陷，现已复原。窑洞全用白麻纸裱刷一新，土炕缝隙也用石灰填充又外加纸裱，以保持整洁干燥。阎所住的窑洞后壁有一地下隧洞。隧洞很长很深，还有多处岔道，如果没人指引，进去就会迷路。走了好一阵出来后，发现已到了另一条沟。只见沟顶上工事遗址林立，沟里也是层层叠叠的窑洞遗址。当时人们暗中流传着：“不打仗、尽打洞”的说法，其意暗指阎锡山只挖窑洞，不抗战。
登上望河亭，可看到黄河波涛滚滚，壶口烟柱直上云霄，真是观景的好去处。亭下，有暗道直通马粪滩黄河渡口。离开望河亭往回走，要经过一系列的窑洞，阎锡山分别题名为乐干堂、利干堂、合谋堂、克难室、万能洞，特别有意思的还有检讨室、批评室、真理室、竞赛室、进步堂等。每处可容纳数十人至百人不等，窑洞宽敞而坚固，均作为集体办公或训练集会的场所。介绍说，阎锡山对其干部的思想“改造”抓得很紧，经常搞“运动”，办法是把认为有问题的干部集中起来，在“检讨室”检讨，在“批评室”接受批评，在“真理室”接受灌输，在“竞赛室”相互比赛，最后达到“进步”。即所谓“没有关系找关系，找到关系讲关系，讲完关系脱关系，脱了关系没关系”。其所谓关系，就是同共产党的关系，这是其反共的一个内容。
阎锡山从勾结日寇到大肆反共
事实上，阎锡山到克难坡后，就再没有正儿八经同日寇打过几次仗。他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奉行所谓“中的哲学”，小心翼翼地在日本人、共产党、蒋介石这“三颗鸡蛋上跳舞”。他认为：蒋介石是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其势力进入山西；日本人要灭亡中国，抗日怕引火烧身，不抗日又怕日本人夺了他的地盘，当日寇铁蹄已进入绥远时，他才于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他停止反共叫嚣，执行了联共的政策。拥蒋拒蒋，和日抗日，反共联共，成了他制订各项政策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其中心是要玩联共牌，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克难坡时，他认为蒋介石已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日寇一时难以战胜，而且抗战前途非常渺茫；而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已经成为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于是产生了勾结日寇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
1940年11月，阎锡山密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寇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的秘密协议。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又与日军要员安达十三、岩松义雄等在克难坡旁的安坪村举行了相互勾结的“安坪会议”。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克难坡洪炉台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他还公然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阎锡山与日寇秘密勾结的行径，受到八路军驻克难坡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严厉警告。当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具有民族气节的赵戴文先生曾当面批评阎锡山与日寇勾结的行径。
1945年8月10日，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寇头目商定，要日寇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听候阎锡山受降。同时派部队向太原挺进。8月30日，阎离开了蛰伏5年之久的克难坡，在日寇保护下回到太原。从此，完全扯下联共面纱，公开大肆进行反共活动。
据说，当年阎锡山从秋林镇移驻克难坡后，阎的干部们中间流传着这么几句话：“抗战抗战，黄河两岸，挥兵十万，眷属一半，十三个高干，哄的一个老汉。”阎的孙女问阎是怎么回事，阎沉默片刻后哈哈大笑说：“不对，是一个老汉哄的十三个高干。”其实，不论是阎锡山还是他的高干们，在民族危亡面前能做些有益于民族大业的事，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做危害人民、危害民族的事，不论谁哄谁，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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