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晚清轶事
1882年1月，四十五岁的张之洞来到太原，出任山西巡抚。然而，山西的现状却是张之洞不曾预料到的，积弊深重、吏治败坏、烟祸不绝，1876年到1879年持续四年的罕见旱灾“丁戊奇荒”更是使全省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经济一片凋弊。事实上，山西的现状不过是这个腐朽王朝行将崩溃前的一个缩影，当自强图存的呼声成为清醒者最后的呐喊时，山西的出路在哪里？在近代已经逐渐落伍于时代的山西是否能为锐意进取的张之洞提供一个大展宏图的舞台呢？
做为清流派的主要成员，张之洞此前大多担任诸如学政、侍讲学士之类并不重要的官职。尽管在两年前还曾毫不客气地上疏痛骂当时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刘坤一，但山西积贫积弱的现状和“经世致用”的文化价值观却促使张之洞从思想到行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终在这里迈出了从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变的第一步，他试图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
在曾国荃抚晋期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专门为山西设计过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等内容的“洋务”方案，但却被曾国荃束之高阁。在革除弊政、整顿吏治的同时，张之洞依据这张蓝图以及招募的一批洋务人才艰难地在封闭保守的环境中启动了山西近代化的进程。在筹划近代工业的同时，张之洞还筹办山西练军，用洋枪洋炮来武装这支新式军队。
与此同时，做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张之洞也极为重视山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兴办“义学”，以谋求地方教育事业的普及，他在太原府署之北也就是今天的太原实验中学设立令德堂，为封建王朝培养新式人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就在这里主讲《尚书》。张之洞所进行的文教活动也突破了传统的范围，他上任的第二年下令山西书局从南方购运包括西方译著在内的书籍，以促进山西学子思想观念的进步。
以王勃《滕王阁序》中“腾蛟起凤”一句而得名的起凤街上，建有明清两代的贡院，张之洞赴任后修缮了破败的贡院，并在这里主持了光绪八年的山西乡试。
1881年，泛滥的汾水将文庙冲圯，太原缙绅学土认为这是上天降凶示于文人，齐聚府衙请求太原知府出面重建。张之洞为了稳定太原文人之心，决心重建一座规模更大的文庙，他亲自选址于同治年间焚毁的崇善寺废墟，并倡导省城集资，没有动用公款就很快建起一座规模宏伟的新文庙。
（访谈：专家介绍太原文庙）
1884年5月，正当张之洞准备将山西近代化蓝图逐步具体落实的时候，中法战争爆发，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张之洞调任两广，在山西“喘息无暇”的两年零四个月里积累的经验使得他在日后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领袖之一。
如果说张之洞是山西近代化进程的启动者和启蒙者，那么，几年后出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则是这一进程中重要的推动者和实施者。
（外景：三桥街街景）
1892年，胡聘之拔款两万银元，在三桥街开办了太原火柴局，这是太原乃至山西创办近代工业的开端。太原火柴局后来被祁县富商渠家和乔家合资收购，又成为山西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开端。山西最大最早的官僚资本企业西北实业公司，后来也是在太原火柴局旧址上诞生的。
（外景：山西机床厂厂区）
创建于1898年的太原机器局成为山西近代机械工业的先驱，并因在慈禧太后西逃途经太原时为她的护驾卫队修缮枪械而扬名，为此，慈禧太后亲临机器局参观，赏赐监工陶庆春“团龙马褂”。民国时期，太原机器局并入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成为维护其统治不可或缺的军事工业，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我国重要的火炮制造企业。
还是在这一年，胡聘之派员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修筑正太铁路的合同。九年后，这条山西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全线贯通。
（访谈：专家介绍正太铁路）
胡聘之在山西的九年中，可谓功过参半，在为山西的经济、政治、文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以借款一千万为条件，向外商转让了山西部分矿产开采权，正是他这一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日后的争矿运动。1905年，就在英国福公司前来接洽接收矿区的时候，以山西大学堂为首的数千名学生在海子边集会，要求收回矿权。在此期间，福公司从上海请回了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李提摩太，但他的调解被爱国学生拒绝，李提摩太流着眼泪黯然离晋。第二年，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在东京投海自尽，出于为争矿运动鼓舞士气的目的，几名山西留学生借用李培仁的名义写成了《李培仁蹈海绝命书》，详叙争矿理由和殉矿决心。《绝命书》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轰动，李培仁也被尊称为“烈士”，当他的遗体运回太原时，山西各界人士在文瀛湖为其举行公祭。争矿运动最终在两年后，在晋商名流渠本翘的鼎力支持下以275万两白银的价格赎了山西矿权。
就在山西逐步启动近代化进程的同时，天主教、基督教也在山西迅速传播。事实上，天主教早在1620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四十八年就已经由意大利传教士传入山西，十三年后，一名比利时传教士将天主教传入太原。到了清朝末年，太原地区已经建有六十余座教堂，并且建有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公墓。
（访谈：专家介绍晚清西教在太原的传播情况）
随着西教的深入和教民数量的增加，新的信仰与旧有习俗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终于使得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在1900年激烈爆发，而以慈禧太后、山西巡抚毓贤为代表的顽固保守势力的愚昧狭隘、盲目仇外最终酿成了异常惨烈的“山西教案”。
那么，“山西教案”是如何爆发的？毓贤在这起事件当中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义和团运动最早爆发于山东，当时担任山东巡抚的正是毓贤。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此期间被杀后，毓贤虽然一度被停职，但并未失去保守势力的宠幸，很快就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一些外国使节就此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他们的举动进一步激怒了毓贤。顽固保守的毓贤仇视洋人，也反对一切与洋人有关的新事务，上任伊始，他就要求停止执行正太铁路的修建合同，裁撤成立不久的山西武备学堂。
这一年的夏天，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进入高潮，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一些教士和教民被杀。此后，城内的外国传教士被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不久，慈禧太后密电各地督抚杀绝洋人，事实上，大部分拥有理性思维并真正能从大局出发的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全国数十名督抚中，唯一一个执行了慈禧太后密电的，就是毓贤。
6月13日，毓贤身穿朝服拜见八十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自身与家庭。辞别老母之后，毓贤将44名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7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毓贤更是亲手屠杀多名教士。当是时也，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
此后，义和团在城内散发传单、毁洋伞洋帽、逐杀不愿退出教会的教徒。太原郊区的几支义和团也开始设坛拜神，杀戮教民，焚烧教堂，教民们躲入教堂避难，与前来攻打的义和团激烈交战，相互攻守之间的伤亡更加深了难以化解的仇恨。据《晋祠志》作者刘大鹏的记载，王郭村、古城营村、三贤村等地的教堂被攻破之后，都发生了残酷的报复和杀戮，分别有多达数百名甚至上千名包括妇孺老幼在内的教民惨遭屠杀。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但盲目仇外、无区别地杀害教徒的局限性在顽固保守势力的支持和利用下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
（访谈：专家介绍太原的义和团运动和“山西教案”）
1900年的混乱之所以没有蔓延到南方而只局限于中国北方，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臣的理智与开明以及南方近代化进程开始较早是分不开的，同样是封疆大吏，毓贤对“山西教案”负有重要责任。做为晚清时代顽固腐朽的封建保守势力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愚昧而又冥顽不化地以自己的方式抱效朝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凶残和偏执。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惶西逃，途中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9月9日，慈禧太后抵达太原，毓贤率领文武官员带着仪仗銮舆出城二十里迎接。
慈禧太后在太原对毓贤说：现在山西没有洋人，这是你的功劳。但是，在八国联军惩办罪魁的要求下，这样的功劳同时成为毓贤被发配新疆的理由。就在毓贤行抵兰州的时候，慈禧太后又下旨将他就地正法。谕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错谬凶残，著传旨即行正法。”执迷不悔的毓贤临死前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斡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他却并没有认识到，他狭隘的政治理念和疯狂举动在带来深重灾难、破坏国家形象的同时，只会将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以及整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带入更加闭关锁国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按照朝廷旨意镇压义和团，全省被捕处死的义和团首领多达120余人，此外，全省还有四十余名官员被严查，山西被要求每年分担庚子赔款116万两，同时赔偿山西教会损失263万两，为殉难教士立碑。这场深重的灾难最终转落到了山西人民的头上。
1901年春，岑春煊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开始协商处理“山西教案”。在处理“山西教案”的时候，李提摩太坚持要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于开办学堂，这又是为什么呢？
李提摩太1870年受教会指派来到中国传教，1877年的“丁戊奇荒”中，应上海洋人赈灾会之约赴山西赈灾、传教，在太原修建了教堂、医院、小学、孤儿院，并为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设计了洋务方案。1886年离开山西后，曾在北京加入“强学会”并聘请梁启超为私人秘书，参与维新活动。当年23岁的李提摩太之所以愿意前往中国传教，是因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一个，“山西教案”中所表现出的部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使得李提摩太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启迪教化，在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之后，他向李鸿章提出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这笔资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
在与李提摩太商谈设立中西大学堂的同时，山西地方政府遵照清政府各省设大学堂的上谕，在原令德堂的基础上创办了山西大学堂。此后，经过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的多次协商，中西大学堂改称西学专斋并入山西大学堂。1902年，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
（外景：侯家巷山西大学堂旧址）
辛亥革命之前，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为全国仅有的三所大学，后来曾经一度称为国立第三大学。山西大学堂早期毕业的学生，有的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有的则为山西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访谈：介绍山西大学堂的成立）
山西大学堂的创立，推动了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山西各地各类学堂纷纷创建，仅省城太原就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山西警察专门学堂、山西师范学堂、山西陆军小学、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法政学堂、山西商业学堂、女子师范等一批新式学校。1908年，李提摩太再次访问太原时，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召集太原大中学校学生两千余人在文瀛湖召开欢迎大会，梁善济肯定了李提摩太为山西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所有这些学堂的主要教师都是大学堂毕业的，这些学堂和全省许多学堂所以建立起来，都要归功于大学堂给予的激励。”
满清王朝的最后三十年间，山西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步履蹒跚，从张之洞、胡聘之，到山西大学堂，他们推动了山西的发展，也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救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末落，革命，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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