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豫让桥
这里是太原市晋源区的赤桥村，与今天的喧闹不同，两千多年前，这里曾经有过安祥平和的寂静，就在那个寂静的清晨，豫让独自坐在桥下，他在默默等待，等待他生命中最耀眼的一道光辉的迸放。
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豫让或许依旧在过着安逸而恬淡的生活，然而，水灌晋阳之战改变了一切，从此他每天都在颠沛流离的逃亡中度日，现在，他是一名形单影只的刺客。
豫让是晋国正卿智伯的家臣，智伯在与赵襄子的家族对决中，兵败晋阳，身死族灭，逃入山中的豫让发誓要刺杀赵襄子，为智伯复仇。
豫让更换姓名，混入宫中，装扮成清理茅厕的奴仆，在这里等待着赵襄子的出现。然而，就在赵襄子如厕之时，如同心灵感应般地感受到了一股逼人的杀气，心悸不止。赵襄子当即下令对附近的奴仆进行训问，卫士从豫让身上搜出了利刃，坦荡的豫让并没有隐讳自己为智伯复仇的目的，面对随从杀掉豫让请求，赵襄子说：“智伯死后，智氏已经灭族，没有留下后人，他的家臣却承担起了复仇的责任，这是一位真正的义士，我今后避开他就是了。”于是，赵襄子释放了豫让。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刺杀之后，面对赵襄子的大度，豫让依然没有放弃为智伯复仇的计划。智伯与豫让之间的君臣之义已经随着智伯的死去而结束，况且当昔日的同僚们或销声匿迹或转投于赵氏门下的时侯，豫让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尽到了一个臣子的责任，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执着地为智伯复仇呢？
豫让曾经说过：“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智伯是我的知已，我只有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智伯复仇以做报答，这样才能在黄泉之下无愧于智伯。”
在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中，鲜活于司马迁笔下的，不仅有王侯将相，更有社会中下层的刺客和游侠，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刺客列传》中记述的是名垂千古的五位刺客，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被太史公和后世所颂扬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正是豫让所说的“士为知已者死”。
豫让的祖父毕阳，是晋国有名的侠士，或许家族的遗风正是豫让这种侠义品格与忠贞精神的来源。
《刺客列传》记载，曾经有人问过豫让：你以前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他们兵败后，你没有替他们复仇，反而成为智伯的家臣，为什么智伯死后你要这么坚决地为他复仇呢？
豫让回答说：“我事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把我当普通人看待，所以我就象普通人一样报答他们，而智伯却把我当做国士看待，我当然要象国士那样来报答他。”
看过豫让的话，我们应该明白，豫让如此执着地要为智伯复仇，不仅是尽臣子之忠，更是全知已之义，抱知遇之恩，就如同《三国演义》中刘备与关羽、张飞之间，维系他们关系的首先是兄弟之情，其次才是君臣之道。与其说豫让是为主公复仇，倒不说他是在为知已、为朋友复仇。君臣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往往很容易解除，但知已和朋友之间的情义却可以历久弥新甚至维系终生。
智伯死后，他的家族成员也被屠戮一空，在过去的年代里，政治角力场上的失利者被灭族早已屡见不鲜，但是，赵襄子为了报复智伯，将他的颅骨漆成酒器，每当宴饮呈于宾客之前以示侮辱和痛恨，这却是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而另一则流传广泛的说法则更让智伯昔日的下属们愤懑悲怆，赵襄子并没有把智伯的头颅漆成酒器，而是做成了溺器。对于一个极为重视荣誉和尊严、即使被俘被杀也能够获得对手人格尊重的贵族，智伯死后还受到如此无以复加的侮辱和蔑视，这是他的知已无论如何也难以容忍的。尊严的丧失远比生命的失去更为可怕，智伯给了豫让尊严，所以，豫让要用生命捍卫智伯的尊严。
同为晋国正卿，赵襄子对智伯的仇恨为什么如此之深呢？除了家族的利益之争和“三板得完城”的殊死较量之外，他们两人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还有两件事至关重要。
公元前468年，智伯与赵襄子曾一同率兵包围郑国都城，智伯让赵襄子率先领军攻城，赵襄子用外交辞令推脱，让智伯出兵，智伯因此责骂说：“你相貌丑陋，懦弱胆怯，赵简子为什么立你为继承人？”赵襄子回答道：“我想一个能够忍受污辱的继承人对赵氏宗族并没有什么坏处吧。”
四年之后，两人再次一同率兵讨伐郑国，智伯在酒宴上带着几分醉意向赵襄子灌酒，遭到拒绝之后，竟将酒杯扔到了赵襄子的脸上。赵襄子的部下请求杀掉智伯以洗刷耻辱，赵襄子说：“主君之所以让我做太子，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能够忍辱负重。”回到晋国之后，智伯又向赵简子建议废掉赵襄子，这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仇怨。
赵襄子虽然能够忍辱负重，但内心的愤怒不言而喻，若非刻骨铭心的仇恨，他又何必用如此极端的手法去报复一个已经身败名裂的人呢？若非他用如此极端的手法报复智伯，豫让刺赵的决心又怎么会如此坚决呢？
曾有人假设过这样两个命题：假如范氏、中行氏当初能象智伯一样对待豫让，那么，历史又将是如何一种写法呢，豫让会象为智伯复仇一样为了范氏或中行氏而去行刺赵襄子和智伯吗？假如豫让后来投奔的是赵襄子而非智伯，豫让与赵襄子也会成为知已吗？
历史无法假设，两个命题的答案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人生难得一知已，更何况是君主与臣子之间，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骄横贪婪的智伯与侠肝义胆的豫让是如何超越君臣礼义的羁绊而成为知已的，智伯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被指责为“贪而愎”的智伯虽然最终身败名裂，但他绝对是一个英雄，一个有着致命弱点和缺陷但又极具个人魅力的英雄。仪表堂堂、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言善辩、坚毅果敢，再加上在伐齐战争与册立新君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杰出表现，足以树立起他近乎于完美的个人形象，必然也为他赢得一大批人的欣赏甚至是祟敬从而坚定地追随在他的身后，这其中，就有豫让的身影。
豫让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与《刺客列传》中的其它四位相比，劫持齐恒公的曹沫身后是整个鲁国以及信任他的国君，刺杀吴王僚的专诸有公子光和伍子胥的精心谋划，刺杀韩相侠累的聂政有严仲子的鼎力支持，悲歌入秦的荆轲更是肩负着拯救天下的重任，他是唯一一位不存在政治目的也没有任何依靠的刺客。也就是说，他不象曹沫与专诸那样能够获得绝好的机会，也不象荆轲那样，有强大政治势力身不由已的推动，为了断这段个人恩怨，他只能凭借自己执着的信念和孤单微薄的力量，用仅有一次的生命去挑战一个诸候国最初的开创者。
第一次行刺失败后，再次接近赵襄子成为遥不可及的幻想。为了隐藏自己的行迹，再次获得行刺的机会，豫让不惜自残身体，毁坏容貌，他剃光了胡须和眉毛，用带有毒性的漆涂抹身体使皮肤上长满癞疮，吞炭使自己的声音变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样的古训豫让不会不知道，可以想象，豫让在自残身体的时候，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来自于肉体之上的伤痛，更有源自于心灵深处与道德层面的愧疚和隐痛，这种双重苦痛的煎熬古今以来又有几人能够真正理解呢？
豫让毁容后，行乞于街市，连自己的妻子都认不出他来。对于豫让夫妻的这次相会，流传于民间故事是这样描述的：豫让在街道上迎面碰到了自己的妻子，本想笑笑一走了之，但身后却传来了妻子的哭声，豫让忍不住返回询问，妻子说：“我看到你的牙齿，想起了我杳无音信的丈夫。”于是，豫让当夜用石块敲掉了自己所有的牙齿。
但是，豫让最终还是被他的一个朋友认了出来。在台湾的一部连续剧中，这位已经投靠赵襄子的昔日同僚是通过豫让的背影认出的他。他的朋友流着泪说：“凭借你的才能，如果去事奉赵襄子的话，他必定会非常重视你，等你取得他的信任之后，再寻找机会行刺，那样不是很容易吗，你何苦采用这种办法来摧残自己呢。”豫让笑了笑说：“委身去事奉别人却时刻准备刺杀他，这是不忠呀。我当然知道我这样去行刺赵襄子很困难，但我却不会有做一个二心臣子的羞愧。”
智伯虽然兵败身死，但当初为引晋水冲灌晋阳而挖掘的水渠却被保留下来用以灌溉，后人称之为智伯渠，沿渠上溯，便是后世的晋祠。为方便两岸通行，赵襄子在智伯渠上修建了一座石桥，因为水灌晋阳之故，反用五行相克，以火克水，取名赤桥。
赤桥，这座原本极为普通的石桥，却因为豫让而扬名青史，两千多年前那个寂静的清晨，豫让就是独自坐在这座石桥下默默等待，等待他生命中最耀眼的一道光辉的迸放。
期待中的巡视车队终于来到了赤桥，但是，赵襄子的马却突然受惊，赵襄子的第一反应竟然就是：一定又是豫让！
豫让又一次被卫士们擒获，面对赵襄子的质问，豫让慷慨而谈，赵襄子无言以对，最后长叹一声：“唉，豫让呀，你这样为智伯竭忠尽义，已经是侠名远播，而我也已经宽恕过你一次，也算仁至义尽，我不能再放你了，何去何从，请你自己选择吧。”
豫让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埋没臣子的忠义，而臣子为了忠义的美名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上一次你曾宽恕了我，普天之下没有不称颂你贤明的。今天我自当领受死罪，但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衣服并刺上几剑，以实现我复仇的心愿，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我并不敢奢望你能答应我的要求，但我还是冒昧地向你表明我的心愿。”
赵襄子被豫让的侠义刚烈所震撼，当即脱下外衣以成全豫让的志节。豫让拔出配剑，跳起来大喊着连刺数下，“我可以报答智伯于九泉之下了！”说完之后，便自刎于赤桥之畔。
豫让，与荆轲一样，是一个失败的刺客，一个充满悲情的英雄，但是，这一失败的过程却成就了豫让的人格，实现了“士为知已者死”的人生信条，对于信念的执着、对忠义精神无怨无悔的追求，使他虽败尤荣。
豫让殉节之后，晋国的忠义之士无不沧然涕下，人们将赤桥改名为豫让桥，无数后人来到这里凭吊怀古。
（寻访豫让桥现址；采访赤桥村村民：豫让桥的具体位置和失去踪迹的原因；寻找“古豫让桥”碑）
因为水利改造，1958年，晋水北河，也就是晋祠外的智伯渠改走暗渠，渠道便被铺平，残存的豫让桥从此埋入了地下。如今的赤桥村，已经不见当年的豫让桥，方志中记载的位于豫让桥桥西的观音庙也颓败不堪，这块清同治六年由里人刘午阳所书的“古豫让桥”石碑，静静躺在观音庙黑暗的角落里。石碑的一角上，题刻着清乾隆年间殷峄所作的《豫让桥诗》：“卧波虹影欲惊鸥，此地曾闻手戡仇。山雨往来时涨涸，岸花开落自春秋。智家鼎已三分裂，志士恩凭一剑酬。返照石栏如有字，二心臣子莫经由。”而唐代的胡曾也写过一首同名的古诗：“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解当年国士心。”
（采访：赤桥村村民对豫让的评价；访谈，专家学者们对豫让的评价）
历代都对豫让持同情态度，但是，明代方孝孺却写了一篇《豫让论》，责备他未能在智伯败亡之前劝谏智伯的不当，以至覆亡。对此，又该如何评价呢？
方孝孺，这个中国历史上骨头最硬的儒生有资格去指责任何一个人，但《豫让论》却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的谬文，它只能应证清代考据学家戴震的那句话：儒者以理杀人。自宋代理学盛行以后，儒者往往高悬道德标准来苛求每一个人，以这样来要求，任何人都可以被指责，结果形成了“三代以下无完人”的局面。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燕王朱棣的大军攻入南京之后，身穿丧服的方孝孺才会在奉天殿哭得如此寂寞，最后才走会得如此凄凉悲惨，除了自家的十族无辜，满朝文武又有几人陪着他去管朱明王朝的家事呢，朱棣轻轻松松地就抢过了自家侄儿的天下。
方孝儒和豫让，倒是有那么点相似之处，他们，都死于一种执着，也都成就于这种执着。为了这种执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究竟值不值得呢？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正是他们感动后人、名传千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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